马克斯·韦伯，全名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西方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并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亦即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亦非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伟大的政治家，例如英雄人物斯提利科（Stilicho）就集日耳曼的勇武与老道的外交手段于一身，然则为何日后那些上头上脑的封建部落诺如墨洛温人（Merovingians）、加洛林（Carolingians）以及撒克逊人（Saxons）能够动员足够的兵力去抵挡撒拉森人（Saracens）和匈奴人（Huns）的凶猛进攻，而罗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辈为领袖却已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答曰：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在衰落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不过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罗马帝国的哀亡所造成。事实上，占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没落，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结构却在古典文明衰落几世纪后仍然存在。早在第三世纪初，罗马文学已乏善可陈，罗马法学则与其各学派一起退化；希腊罗马的诗歌几已绝种，历史编纂一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已难得一见。用不了多久连拉丁文本身都已让位给各种方言。

再过一个半世纪即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时，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退化为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蛮族的入侵并未建立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基本上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由此我们不能不问：古代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就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则从正确前提导出错误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入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外一些人宣称，上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

再有一种解释则将重心放在罗马妇女的解放上，即认为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这只能说明我们时代的反动者仍然在不断重复当年那位有偏见的反动者即史家塔西陀（Tacitus）关于所谓日耳曼妇女的故事，实际上这妇女乃是一个作战农民的悲惨奴隶罢了。真正讲来，这种理想化的“日耳曼妇女”与日耳曼人最终荡平罗马几乎浑不相干，就像广为人知的“普鲁士小学教师”与普鲁士在克尼格雷茨（Koniggratz）战役中取胜一样不相干。事实上，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古典文明的衰落毋宁说与社会下层阶级之间家庭纽带的重建有关。

还有一种解释同样来自一位古代人的证言，即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名言：“大地产毁掉了意大利”。一位现代学者由是说：“看吧，毁掉罗马帝国的正是罗马的容克贵族们”。对立的一方则答辩说，“也许是这样，但这恰恰是因为大地产本身已被进口谷物所毁掉。设若当时罗马能高筑关税以保护农业，帝国或将延续至今”。然而我们下面立即会看到，古典文明的覆灭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之开端。

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自然更不会缺乏.近来一直都有人论证，自然选择过程当时乃逆向而行，因为当时的征兵制使得最强者都成了独身，从而导致罗马种族在古代后期日益劣质化。但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事实上当时军队乃日益从士兵的子弟中征募，而这种发展趋势恰恰加速罗马帝国的衰亡。

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迄今为止人们是怎样回答古典文明为何覆灭这一问题的，以下我将对方法问题先略作评论，然后提出我自己的回答。

一个说故事的人要能引起听众的高度兴趣通常总要使听众相信这故事乃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最后能引出某种教训。我要讲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间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今天的无产者与古代的奴隶之间，就像一个欧洲人与一个中国人之间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古代的问题完全不同。因此我要讲的故事只有纯样的历史兴趣。但尽管如此，这故事却是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古典文明的内在解体。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楚界定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的特质。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占典文明发展的轮回。

首先，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的早期，经济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所形成的。

希腊时代的城邦基本上无异于中世纪城市。两者间的差异无非是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地区在气候和种族上的差异，就像今天英国工人不同于意大利工人，而德国技工不同于意大利技工。

从经济上讲，古代城邦立足于一种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即以城市工艺产品来与其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相交换。这种贸易乃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且基本上满足所有需求；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实现了亚里上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给自足（autarkia）。

诚然，在这种本地贸易的基础上，国际贸易很早就已开始发展而且其所及地域甚广，交换品种亦多。由此，历来关于古代史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那些拥有船队从事国际贸易的城邦，从而常常使我们忘记，这种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是何等微不足道。由于古代欧洲的文明是一沿海文明，其历史记录因此压倒性地首先是关于沿海城邦的历史”。然而，与这些高度发达的城邦商业经济并肩而立的恰是在性质上正好相反的自然经济，即内陆原始农民的自然经济，这些农民或生活在部落共同体中，或生活在封建家族长的支配下。当时正常稳定的国际贸易只能依赖海路和大河。古代西方根本没有与内陆的贸易，更谈不上与中世纪的内陆贸易相比。备受推崇的罗马大道并不是用作通商之途，罗马的邮政亦非为商业服务“当时内陆土地的地租与河岸一带土地的地租有极大的差异。靠近罗马大道被看成是一种倒霉而非运气，囚为这意味着要常受军人驻扎借宿之骚扰。简言之，罗马大道乃为军队开，而非为商业开。

在这种状况下，自然经济很少受到触动，商业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延伸。“古代贸易事实上只限于数量很少的贵重品，诸如贵金属、琥珀、精美纺织品，以及铁器和陶器之类。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是奢侈品，由于其价格极高，因此尽管营运费昂贵仍然有利可图。但这种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现代商业相提并论，因为这就像是说今天的贸易只有香槟、丝绸之类而无其他一般，然而所有的统计都可以告诉我们，今日贸易的大宗都是大众消费品。

诚然，有些城邦如雅典和罗马曾依赖进口来保证其谷物供应。但这些例子都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品的征集亦都委托给公共权威；古代城邦不会也不能把这些事交由不受控制的私人商号去做。

由此，古代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并不是大众及其日常需求，而只是很小一撮富裕阶层，换言之，在古代西方，贸易的扩展只有贫富日益分化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文明的第三个典型特征，即这种贫富分化在当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与倾向：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隶制为基础。

从一开始，城市中的自由劳动与乡村中的奴隶劳动就同时并存。在古代西方，就像在中也纪一样，一方面存在着为城镇市场产品交换而进行生产的自由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在乡村庄园生产而且只为乡村庄园生产的非自由劳动。也与中世纪一样，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天然对立乃与日俱增，

一般而言，经济的进步是靠扩大劳动分工来达到的。当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首先要求市场的扩展，亦即在外延上把新的地理区域纳入交换经济，在内涵上则把更多的人口纳人交换经济；因此古代西方的城镇居民总是力图打破乡村庄园并把庄园的农奴整合到自由市场中。反之，当非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乃靠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来达到，因为能调动的奴隶或农奴越多，非自由经营也就越能专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世纪，最后取得胜利的是自由劳动和产品自由交换这一方，而在古代西方，斗争的结局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这道理就像在古代西方技术发展必然是有限的-样：因为古代文明以相互攻伐为常务的特点使人力的获得最为廉价。古代战争乃是掳取奴隶的战争。这些战争不断为奴隶市场供应奴隶，从而也就不断推动古代经济中的非自由劳动部分和劳动力的积累达到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则是自由劳动这一部分不再扩展，手工业则无法走向由无产者的雇佣劳动来为消费者生产的阶段。自由企业主与自由雇佣劳动者之间为市场生产而进行的竞争在古代也就无从发生，而这种竞争本可大大促进各种节省劳力的发明，就像今日常常发生的那样。但在古代西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给自足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反而日益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只冇奴隶主才能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生产，而且只有奴隶主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古代西方的状况由此日益演变为，只有奴隶经营者才能在满足自已需求后为市场生产。

这就决定了古代西方的经济发展大不相同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在中世纪社会，劳动的自由分工首先在城镇以内的经济区域中发展自己的市场，面向本地市场和本地顾客的需要而生产。其后，随着与外地市场的贸易之增加，又发展起来了各地之间的生产分工。首先是外包工制度，随后是制造业，各种以供应外部市场及雇用自由劳动为目的的新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现代经济的发展由此无可避免地乃与面向大众的趋势紧密相联，亦即跨地区的贸易以至跨国贸易都以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为目的。

在古代西方，情况正好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大奴隶制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交换经济在古代就像是某种上层建筑，在它之下的下层建筑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自然经济，在这种自然经济中，需求的满足无须依靠交换，因为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其范围，另一方面则并不依靠市场而是以奴隶庄园本身的生产来满足奴隶的消费需要。唯当奴隶主上层阶级的消费越提高，贸易才越向外扩张，但这样的对外贸易越扩张，它所涉及的人口反面越少。这样，在古代西方，贸易越来越变成覆盖在一个庞大的自然经济之上的薄网，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张薄网的网孔就变得越细，网线就变得越脆。

在中世纪西方，经济的轨迹是从为本地需求而生产发展到为跨地区的市场而生产。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及竞争原则逐渐渗透本地经济结构的结果。在古代西方，正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促成庄园经济（oikoi）——即以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壮大，而这种庄园经济的坐大反过来正窒息了本地交换经济的基础。

古代西方的这种发展轨迹在罗马治下达到极点。在公元前287年的平民革命胜利后，罗马共和国事实上是一个武装农民的国家，或更确切地说，一个由自耕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罗马兵源乃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这些非长子们没有继承权，只冇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谋得片草寸土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然而，一旦罗马的扩张延伸到海外领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罗马农民并无意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的动力已不是来自罗马农民，而是来自于罗马贵族搜刮海外领土的贪欲。战争的目的变成了掠夺奴隶并将掠夺来的土地收归国有；这些土地转成地产后又出租给富裕的承包者。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十分之一，这一罗马农民阶级没落的结果几乎可称为汉尼拔（Hannibal）的迟到报复.随后的格拉古（Gracchan）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反动恰标志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自此以后，已是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为市场而生产，因为只有他们是提高生活水准和增消费需求的唯一益者。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完全消失，而是说，奴隶劳动企业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罗马农业作家由此都想当然地决定劳动组织必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最后，当罗马帝国把广大的内陆地区——西班牙、高卢、伊里利亚及多瑙河流域——都并入罗马版图后，奴隶劳动在古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人口重心也随着转移到了内陆地区，古代西方文明由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地域转移，即从沿海文明转变成了一种内陆文明。古代社会现在的经济活动已覆盖一个巨无比的地域，这个地域是如此广大以至即使经历数百年之久也不足以将之同化到商品制度和货币经济之中去，后者本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发展的。因为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即使在这些沿海地带，跨地区的商业往来也只不过是一张薄网，这种商业活动越是向内陆地区伸张，这张薄网也就被拉得越稀薄、越脆弱。事实上，在这些内陆地域，要想文明的发展沿着以自由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商业根本就是

不可能的。只有在经历了一个以奴隶所有制为基础而以非自由劳动来发展自给自足庄园的土地贵族制之后，这些广大的内陆地域才能逐渐走上地中海文明的轨道。在内陆地区，货运交通远比在沿海地带昂贵，因此内陆商业最初都是纯粹只为一小撮人即富裕奴隶主提供奢侈消费品的。与此相似，为向市场出售而生产商品的可能性也只限于很小数目的大奴隶企业。

这样，在古代西方文明中，奴隶主成了经济的领头人，而奴隶劳动则成了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因此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奴隶劳动制的独特性上来。

就目前资料所及，我们现在了解最多的是罗马共和晚期与帝国早期时代大庄园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不管怎样，大地产永远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因为即使用于投机的货币也来自于地产，而且通常大投机商也是大地主。这必然如此，因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投机生意都需要以地产来担保，例如包税、租赁，以及承包公共工程等。

一般而言，罗马的地主并不亲自经营他的庄园，相反，这些地主乃是城镇居民，主要以政治为业，而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地租。经营庄园的事务一般都交给非自由身份的管事（villici）。由此导致的农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大体如下：

为市场而生产谷物通常都无利可图。罗马本身作为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潜在市场，因为首都的谷物供应乃由国家机构监督，而且出售谷物的价钱尚不足以抵偿从内陆地区运到罗马的交通运费。更进一步讲，奴隶劳动并不适合种植谷物，这尤其因为罗马的耕种技术需要非常仔细的劳动从而高度依赖于劳动者对此的兴趣。由于这些因素，罗马谷物种植的一般方式都是至少部分地将土地以小块方式出租给所谓“拓殖农”（coloni），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田地的原自耕农的子孙，从一开始，这些拓殖农就不是独立的佃农，亦即他们管理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务，而是由地主提供种子与工具，而且由地主的管事监督收割。此外，也是从一开始起，拓殖农就不得不经常为地主提供劳役，农忙时尤其如此。总之，岀租土地给拓殖农被看成是一个地主得以经营其庄园的方式之一，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叫作“假手拓殖农”（percolonos）来耕种。

但庄园经营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地主直接为向市场销售而进行的庄园生产，主要是高价产物例如橄榄油和葡萄酒，再就是蔬菜、饲料、家禽，以及奢侈品，都是专为有钱人家生产的，因为只有这些人家才会用钱来买这些东西。庄园中最好的土地都是用于这种生产的，只有剩下来的土地才租给拓殖农去种植谷物。直接经营的这部分庄园基本上是一个种植园，其劳动力乃由奴隶组成，这些奴隶被看成是其主人的家产的一部分。在罗马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大庄园经济都是由奴隶和拓殖农这两部分劳动者所组成。

让我们首先来看奴隶人口。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

只要看一眼罗马农业手册这类有关理想的种植园的描述，我们就能发现，奴隶乃与牲口比邻而居，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mtum vocale），牲口则被称为“半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ucale）；在奴隶居住之处，除了宿舍之外，还包括一个诊所（valetudinarium）、一个看守所（career），以及一个供庄园工匠之用的手工间（ergastalum）。我想凡是服过兵役的人看到这种景象肯定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这就是兵营。事实上，一个奴隶的生活确与一个士兵的生活非常相似，奴隶乃在地主的管事之监督下同吃通住在一个公房中。他们较好的衣服则由管事之妻（villica）另加专门保管，而且每个月对号检查一次。奴隶的工作是在严格的军事纪律下进行的，每天早晨他们都编成“班”（decunae）并由奴隶工头（monitores）带往工地。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用非自由劳动来为市场生产，除了皮鞭从来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对我们来说，奴隶处境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乃在于：这些过着兵营生活的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生活。只有管事可以和他的女人同房，结合为所谓奴隶婚姻（contubernium），颇类似于今日兵营中那种带家眷的军曹。事实上，按照农业手册的说法，从庄园主的利益岀发，庄园的管事最好是有家的人。然而，只要有家庭，那也就必然有私人财产，这两者总是联在一起的。因此，只要有奴隶婚姻，那就有奴隶财产。庄园管事（按农业手册只有这些管事）因此可以有些私人财产，即所谓peculium；正如peculium这个词的词根（pecu意为“牲口”）所表明，管事的私产最初是指管事在地主的牧场中有他自己的牲畜，就像今日德国东部大庄园中的农工一样。

但管事以外的奴隶大众却没有任何私产，恰如他们没有一夫一妻的生活一样。这些奴隶大众的性生活至多是偶有性交机会，那些能生育的女奴会有些外快，有些在生了三个孩子后可以获得自由。

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人类只有在家庭中才能传种接代，而被迫生活在兵营中的奴隶则无从再生产自身。奴隶营需要不断补充新人手，因此也就必须不断去购买新的奴隶。事实上，在古罗马的农业手册中，定期购买奴隶乃被看成是庄园的日常开销。古代种植园之消费奴隶就像现代炼钢需要消费煤炭一样。因此一个能定期和大量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乃是一个从事市场生产的奴隶营得以维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购买奴隶者大多吝啬。瓦罗（Varro）曾建议最好买那些犯过罪的及类似的便宜货。其理由颇为独特：“罪犯更机灵”（velocio estanimush ominumim proborum）。总之，罗马的种植园乃依赖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但是，如果这个市场的货源一旦中断，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将势必影响到奴隶营本身是否还能生存，就像今天如果煤矿倒闭必将影响炼铁厂一样。

事实上这恰恰正是古代西方实际发生之事。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古代西方文明发展中的这个转折点。

如果要问罗马强权和罗马文明的衰落始于何日，那么每个德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说，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其在条顿堡（Teuioburg）之战中败于德国人的祖先。尽管这听来颇有悖史实，因为罗马帝国乃在图拉真（Trajan）时代才达其强盛巅峰，然而民间的流行观念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条顿堡战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场战役本身，因为罗马在此战中的失利只不过是任何征服民族在深入不毛之地时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的挫折，决定性的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即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在此战后决定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地区，而以后哈德良（Hadrian）在撤岀达契亚（Dacia）后又作出类似的决定，即放弃以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地区。这些帝国政策实际意味着罗马帝国已停止向外扩张。古代文明的疆域所及由此已在内部并且相当大程度上在外部都已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也就停止了。早在提比略时代这一结果似就已经初显苗头，即人力严重短缺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从文献可知提比略曾不得不下令检査各大庄园，因为大地主们已开始不择手段任意劫获人丁。

本文选自《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