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文明的著述，但他创建的唯物史观为我们研究文明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他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实就涵盖着文明发展的规律。

唯物史观为研究文明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这就使得唯物史观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上具有了远高于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优势。就文明问题而言，唯心主义者在分析文明进步的原因时，往往着眼于精神层面的原因，像精英的意志、大众的心态等。但马克思却追根溯源，追问精神层面的特征是怎么产生的和由什么决定的；由此，他强调，“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机械唯物主义者在分析为什么有些文明获得发展、有些文明处于停滞时，往往会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等人之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就无法回答为什么历史上地理和社会环境大体相同的文明却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费尔巴哈这种无视历史的缺陷遭到马克思的批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则是从人自身、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上去探寻文明发展的终极原因的。

概括起来，唯物史观主要从四个方面为我们研究文明问题提供着方法论上的指导。一是终极原因追溯法，即在因果链条上不断向前追溯以揭示文明发展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从人们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由此必须从事物质生产这一简单事实出发，确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二是层次分析法，即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层次来分析文明内部的结构关系。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认为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必然会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人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决定了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会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与构建意识形态来维护他们的主导地位；这样就形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层次关系。当然，居于被决定地位的层次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够发挥反作用，像被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来改变上层建筑，由此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三是阶段划分法，即从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划分出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础，所以他就从这个基础上来划分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四是文明交往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析法，即决定文明之间交往状况的是各个文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仅决定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决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在交往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反之，则处于被动受制的地位。

个体文明的发展规律

文明发展的终极原因：文明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而人要生存就必须进行劳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正是在劳动中，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着人自身，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也正是在劳动中，人们的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其表现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产业部门不断升级的前提条件，像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向以工业生产为主转变的前提条件正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够使农业部门产生剩余劳动力、并转移到工业部门从事生产活动，才能够使剩余农产品作为原料供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才能够使农民提高收入去购买工业品。这应该是马克思做出下述论断的原因所在：“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同理，从以工业生产为主向以服务业生产为主的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正像我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所精辟概括的“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能力会不断提高，在满足了自身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们会更多地遵从礼节、更多地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由此不断地提升社会的文明和理性程度。

可见，正是从“劳动”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出发，唯物史观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恩格斯才会将唯物史观概括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文明的内部结构：文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构成文明的内部结构。唯物史观将文明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居于较深层的因素决定着较上层因素的特征与发展，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首先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生产能力，它可以由劳动生产率来加以衡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诸种关系。就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将它细分为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其中劳动关系主要是指劳动分工，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分配关系，这是我们过去在阐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经常会忽略的，但没有了这种细分，我们往往就无法完整地建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因果链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发劳动分工的变化。这既可以表现为产业部门分工的变化，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业和非农部门分工的发展；也可以表现为脑体分工的变化，像体力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脑力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劳动分工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分配关系的变化，这既可以表现为以农业部门为主的分配关系转变为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分配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分配关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分配关系。

再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具体可以由各个社会阶级或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来表征；上层建筑是指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与它们相应的意识形态。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集团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或集团，他们会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构以及维护这些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当然，被统治阶级或集团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受制者，他们可以通过斗争改变政治和法律制度，由此影响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但这种改变能否推动历史发展，关键看能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文明发展的阶段：马克思在不同著述中对人类社会、也即文明的发展阶段有过不同的划分。根据马克思是按照生产方式来划分文明发展阶段而言，我们认为，相比其他划分，“三形态理论”是更符合按照生产方式标准做出的阶段划分，同时也是更具解释力的阶段划分。三形态理论将人类社会、也即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

首先，三形态理论是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出的划分。在第一大形态下，生产能力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是人的依赖关系，也即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在第二大形态下，生产能力的发展已经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即不是依赖于人、而是依赖于市场和货币的平等关系；在第三大形态下，生产能力的发展已经能够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社会的、共同的财富，而不再是剥削他人的手段。而我们所熟知的五形态理论，只是指出了几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次序，并未能明确是什么样的生产能力导致相应社会形态的出现。

其次，从解释力方面看，五形态理论有两大难题难以回答。第一是如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同生产能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这也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还无法证明是生产能力的质的提高导致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二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同生产能力发展水平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尤其像苏联、中国等一批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相比较而言，三形态理论通过将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归结为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形态回答了第一个难题；通过将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置于第二大形态，两类国家都在为向第三大形态的过渡准备条件，回答了第二个难题。

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第二大形态向第三大形态过渡的漫长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大大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客观上使它们处于第二大形态的较高级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第二大形态的较低级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选择避免重走造成巨大贫富分化、付出惨重代价的资本主义道路，发挥主体能动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变革，逐渐摸索出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道路，在促使生产力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推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演进。

文明之间交往的发展规律

在揭示了个体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论述了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发展规律。

其一，个体文明从相对孤立的发展向更密切交流互动的发展的动力是生产能力的提高。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实质性增强是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发生的，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作为交换剩余产品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而且不断超越地方性限制，向世界市场演化。“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是货币”。具体推动市场不断扩张的是资本。正如马克思深刻揭露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资本不仅要在空间上占领整个地球，而且要在时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来往于全球各个角落的时间。当然，这些都是以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为前提的。

其二，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中决定诸文明之间关系的是个体文明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的、甚至是血腥的。居于主导地位的往往是那些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往往会把在个体文明内部实行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推广到全球层面，像在文明内部剥削无产阶级那样在全球层面剥削落后的文明，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其三，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是为从第二大社会形态向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准备条件。一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在为共产主义的来临准备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造就“新人”。马克思强调劳动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换言之，它需要“普遍的”和“完全的”个人。

当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需要人们为之奋斗的过程。它首先需要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利用文明交往提供的向先进文明学习的机会，尽快实现赶超型发展，逐步缩小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而当世界主要国家处于大体相当的发展水平时，目前不平等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将会走向终结。这其中尤其需要中华文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拥有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目前正在通过自身持续的发展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方面，中华文明讲求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文化传统使它能够为构建更公平的国际秩序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文明观既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同时又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正在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