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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

“佛系”火了！2017年成了网络热词，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佛系，一时间冒出了“佛系购物”、“佛系少女”、“佛系恋爱”，还有“佛系学生”、“佛系员工”、“佛系家长”、“佛系打车”、“佛系官员”。为此，2018年2月9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课题组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究竟佛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还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词？

“佛系”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

佛系心态是否有某种特殊的精神实质和特征？

佛系人格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您一同探讨。

“佛系”不是病，而是一种消极的善

汪行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本文为“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会议发言，将刊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版供读者先行预览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何谓佛系？

套用一个说法，当今流行什么意识形态？答：佛系。“佛系火了！”网络上不乏这样标题党文章。如何看待佛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观点认为，佛系青年虽网络热词，却触及到社会真实的痛点，在火爆背后是“扎心的真相”。

换言之，佛系现象出现并非偶然，它是阶段性社会矛盾在青年人这个特殊群体身上的表现。“毕竟现实比小说还魔幻，人设崩坍见得太多，剧情变得太快，没有一点‘佛心’，怕是很难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平和健康地活下去。”另一种观点认为，佛系没什么，它不过是都市青年郁闷情绪的自我喧泄，是青年人的多愁善感，或是每个社会都有的亚文化。

对佛系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大城市生活优渥青年自我优越感的表演，因为“有”故可以“不争”。也有人认为，它是受票子、房子、位子、孩子等挤压下城市苦逼青年的自我解嘲，是一种酸葡萄心理。

台湾学者黄智彦就认为，大陆“佛系青年”的“不争”是因为他们无需争，一个人后面有六个人支持（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台湾青年缺少这样的条件，只能满足于小确幸。换言之，佛系是有条件的。

分歧最大的是对佛系的评价。一个词火爆后很容易泛化，被到处套用。网络上有文章把不负责任、放着邮件不投递的邮差称为“佛系邮差”，也其他人把学历好、能力强、工作认真但不溜须拍马而转业的干部称为“佛系干部”。

显然，这两种人很难共享同一个名称。关于佛系的性质，有人认为，“佛系不是丧，而是历尽千帆后成熟”，甚至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诗意境界，而更多的人认为，佛即是丧，它看空一切，对一切都无可无不可，离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或丧文化不过一步之遥。

鉴于对佛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根据网络多数人的看法，对佛系青年或佛系心态作一概括，以便于后面的分析和讨论。

大体上说，佛系是：一切都行，看淡一切、安静自然、随遇而安，一切随缘的人生观；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的得失观；兴趣第一，做事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的生活方式；做什么无所谓，把本职工作做好，不揽事、不贪功也不卸责的职业观。

也许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特征。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类似心态的存在，虽然作为一个理论分析的“理念型”（ideal type），上述思想和行为特征是否冠以“佛系”之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词汇指涉的现实生活。

本文无意于全面讨论佛系涉及的问题，它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佛系真的是一种完全消极现象，或一种病态心理？佛系真得毫无可取之处？与流行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佛系不是恶，也谈不上是病，相反，它是一种善，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有限意义上的善。

不可否认，当前对佛系的看法否定者居多，其中最典型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佛系即犬儒主义”，它认为，一切随缘，无可无不可的佛系态度离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佛系可称为“犬儒主义”、“新犬儒主义”或“中国式犬儒主义”。另一种看法是，“佛即是丧”，是一种悲观绝望、自暴自弃、不负责任的丧文化。为了辩护“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我们首先须对这两种说法做一回应。

佛系非犬儒

犬儒主义（cynicism）是古希腊哲学流派之一，今天，这个概念已经成了流行的大众语言，被用于描述圆滑、势利、世故、虚伪的混世哲学。其实，历史上犬儒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品，大致可把它们称为愤世嫉俗的英雄式犬儒、随波逐流的顺世式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混世式犬儒。

刚开始时，“犬儒”不是贬义词，犬儒主义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续了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理念，相信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他致力于逻辑和哲学的研究，帮助人们获得自我反思的能力。犬儒主义流派到了第欧根尼那里开始有了鲜明的特色。

第欧根尼是一个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主张人应该过自然生活的人。为此他鄙视一切脱离自然生活的社会制度、抽象知识、物质利益和社会习俗。第欧根尼是一种讽刺家、批评家，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未遭到这位哲学家的“毒舌”。他讽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对人的哄骗，讽刺亚历山大大帝是杂种，讽刺一切文明行为是虚伪。由于犬儒主义者言行一致、蔑视权贵、敢说敢做，这样的犬儒主义至今还被一些哲人引为同道、奉为楷模。

福柯就认为，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人只是伟大的哲学家，只有第欧根尼才是真正的哲学英雄，并且认为他的思想和行为是西方批判思想的源头。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和齐泽克也推崇第欧根尼，因为他敢于犯上，以草根的身份对抗权贵，是反叛和颠覆思想的典范。

为此他们主张把这种犬儒写成原犬儒（Kynicism），以区别于随波逐流或玩世不恭的堕落形式。对照我们对佛系的界定，佛系显然不符合犬儒主义，佛系青年既缺少英雄式犬儒的道德境界，缺少一种对大众进行启蒙的使命感，更缺少以讽刺挖苦为武器去挑战权威和流俗的道德勇气。

犬儒主义的中品是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顺世式犬儒。英雄式犬儒有极高的道德理想，言行一致、不妥协、不盲从，以启蒙为己任，做社会的牛虻。显然，这样的犬儒主义生活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任何社会环境下都会产生的。在第欧根尼等第一代犬儒主义者之后，历史上大多数犬儒主义者往往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与社会相妥协，把应然的世界调校到实然的世界，变成了顺应现实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者。

关于这种消极应世式犬儒主义的特征，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曾为它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consciousness）。”“启蒙了的虚假意识”这是一个矛盾修辞法，以往启蒙总是意味着解魅、清醒以及与现实保持批判的距离。但是，斯洛特戴克认为，18世纪之后，启蒙已经发生逐渐蜕变，变成了顺应现实的意识形态。

这种犬儒主义者仍然是理智的启蒙和道德的清醒。但是，他们的理智和清醒不是用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是为了明哲保身，更好地适应现实。在此意义上，犬儒主义成了一种自我分裂的意识形态：清醒的不反抗，不认同的接受。奥斯卡·王尔德说：“我不是犬儒，我只是阅历丰富而已”，意即因为清醒和理智，我才变成犬儒。

关于犬儒主义精神上的自我分裂，齐泽克有更清楚的解释：“犬儒主义（cynicism）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原犬儒主义（Kynicism）颠覆的响应：它承认也重视掩盖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殊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传统意识形态是“不知而为”，而犬儒主义是“知道但仍然去做”，就此而言，犬儒主义是一种带着面具生活的虚假意识。

表面上看，佛系与这种犬儒主义有相似之处，消极、被动、安于现状、一切随缘。但是，对照上面对佛系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佛系青年无论对待生活如何消极、冷淡，但他们是真诚的、认真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看到太多的人设崩坍才变得清醒。看到太多虚伪才不愿意伪装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佛系是一群看不到太多的光明，又不愿意带面具虚伪生活的人，就此而言，佛系不是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的下品是玩世不恭的混世主义。历史上，这种犬儒主义流行于罗马帝国时期。当时犬儒主义成为流行的哲学，但犬儒主义者已经没有多少早期犬儒的道德理想和勇气。他们成了一批哗众取宠、招摇撞骗、骗吃骗喝的势利之徒。

其中最典型是一个叫德勒斯的人，冷酷无情、寡廉鲜耻、贪恋钱财，玩世不恭。一位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犬儒主义成为唯利是图的伪装和寡廉鲜耻的口舌。

今天，关于这种犬儒，坊间有不少“格言金句”：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一个人就成了犬儒；肯思考的人才会变成犬儒，变成犬儒后就不再思考；犬儒不分善恶，但他不一定是不知善恶；犬儒本来未必全是势利，但是他既然抹杀了善恶是非，结果到头来就只剩下了势利；犬儒不只是失望，犬儒是放弃希望，并转而嘲笑希望；等等。

一般认为，这种犬儒主义往往是与极权主义相联系的。欧文·豪认为，犬儒主义产生了有三个阶段：1、乌托邦：令人心醉的天堂诱发极端的狂热；2、大规模恐怖，激情耗尽；3、由于失望和无助，人们变得犬儒。对照这种犬儒，佛系显然难以对号入座。佛系有无力改变现实而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软弱的一面，但也有自我觉醒拒绝盲目顺从现实的一面。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佛系的出现与集权主义政治联系不大，它的产生更多地源于复杂社会现实带来的无法穿透的徬徨感和无力改变的软弱感，更多的是一种由单调生活和复杂人际关系带来的劳心和厌倦的状态。

总而言之，佛系非犬儒，它既没有早期犬儒主义那种愤世嫉俗的激情，也没有堕入晚近犬儒主义那种玩世不恭、唯利是图的颓唐状态。佛系是平静的、慵懒的，但没有到绝望和厌世的地步，更谈不上不辨是否善恶。因此，把佛系称为犬儒主义是语义错离。

佛不是丧

网络上对佛系的讨伐除了认为佛系即犬儒外，还有就是“佛即是丧”。通晓网络文化的学者告诉我们，丧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有一定有渊源脉络。90后青年中最先从台湾引入“小确幸”概念，表达人生中的“小收获”、小满足。后来再出现“小确丧”概念，意即生活中意外的小挫折、小恶心。有小确幸就有小确丧，有小确丧就有大确丧，“丧文化是在小确幸的基础上，渲染和突出人生的‘大失去’。

开始时，“丧”是青年人自黑自嘲，他们自称“屌丝”，累得像狗，却一事无成，感叹技不如人或命不如人。到了“葛优躺”成了丧文化的图标（iconic image）后，“丧”就成了绝望、颓废、自暴自弃的代名词。在某种意义上，佛系与丧有一点相似之处，即它们都带有防御性自嘲的成分。但是，佛系并未走到对人生彻底绝望和看空一切的地步。佛系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忠于自己的兴趣，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不争不抢、有也行、没有也行，随遇而安并非是丧，相反，它带有自我开脱、自我救赎的成分。当然，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定义佛系来主张“佛即丧”，但按照人们对佛系一般的理解，它不能等同于自暴自弃意义上的“丧”，最多只能等同于自黑自嘲意义上的“丧”。

其实，佛系心态带有普遍性，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但对每个人来说，现实却是给定的，自己必须面对而难以改变的。在世之在，每个人不得不生活操心烦神，不得不排遣不满，而这些不满并非总能以宏大叙述或高调口号打发的。在此情况下，自我减压，反讽一下是精神的自我治疗。只要不放弃职责，不逃避生活，小丧一下，佛性一下，也未尝不可。

我之以强调佛不是丧，还有另一面含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须否定的是，消费主义盛行，价值尺度的单一化，日益催生了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炫富、斗恨、低级趣味，成了一些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相对而言，佛性是庸俗文化背景中的一点亮光。不争不抢背后当然有不得已的无奈的一面，但未始没有几分从迷梦中清醒的成分。

佛系与当下盛行的怼文化也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丧文化主要是自嘲，怼文化则是嘲弄别人。我们生活缺少包容和理解，人与人关系充满怨恨，一言不合就互怼、互撕，不仅自嘲是智慧，而且毒舌被作能力，甚至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流氓我怕谁”。相对而言，佛系带有某种健康的后现代精神。

佛系也追星，但佛系追星族不愿为粉圈间互撕，他们静静地远离纷扰，不动怒、不吵架、不控评、不反黑。这种承认差异、接纳差异的态度正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只要不涉及到原则问题。由于佛系相对于流行文化中许多负面现象具有正面的意义，佛系实际上是一种善。

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

佛系不是犬儒，佛非丧。佛系是什么，我愿意把它理解为“消极的善”。消极的善当然有其局限性，但消极的善，仍然是善。下面笔者尝试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证。一是在理论上借鉴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加以解释，二是在实践上对它的可能的积极作用做一点解释。

生活在复杂的现代性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世界是复杂和多元的，不仅我们知识相对于复杂的世界是有限的，而且生活不可避免地有许多不完美性。在我们的世界中，对于什么是恶有一定的共识，欺骗、专制、暴力、虐待、腐败等无疑是恶的东西。但是，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却难以达成共识，这一点全世界皆然。

正因为如此，现实的生活难以避免悲剧性冲突。以赛亚·柏林所说：“人们有很多目的，但它们在原则上都不可能是彼此兼容，于是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困境——根本不可能远离人类的生活，或者个人或者社会生活。”正是基于多元、差异和冲突等特征，柏林主张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积极的自由”要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

在此意义下，自由意味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而“消极的自由”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在此自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

以赛亚·柏林并不完全排斥积极自由概念，但他更强调消极自由概念的意义，因为这一概念更加确切、更不容易误解、更加基本，因而也更不可缺少。按此概念，强制一个人就是剥夺他的自由，即使以自由的名义。与柏林的消极自由概念相似，佛系的关心的不是做什么才能达成目标，而在于不做什么才能保持自我的平衡和平静。

在我看来，佛系比柏林的消极概念更有内涵，它与思想史许多追求内心自由的伦理观念有相似之处。西方的斯多葛主义与中国的道家都强调，为了获得内心世界的自由我们有时不得不放弃对外在世界的迷恋，放弃对物质利益和地位权势的追求。自由不在于获得什么，而在于懂得放弃什么。理论上说，佛系既结合了消极自由强调的不受他者强制的权利，又融入了斯多葛式的道德自由愿望。

佛系不仅有上述道德意识的内涵外，还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从佛系的思想特征可以看出，在道德意识层面，它强调通过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强加的价值和规范保持一定的反思距离，以便建构某种自己认同意识和达到行为的自主性；在行为上，它表现为通过自我克制减少社会冲突的交往理性特征。

大体上说，佛系在行为上有两个特征，一是低欲望，二是低对抗。人们往往批判它的前一方面，而忽视了它的后一个方面。有学者指出，佛系的精神内核是低欲望充斥着的“丧文化”翻版，而低欲望不仅对经济有害，对社会也是有害的，甚至说：“中华大地的青年人如果个个是佛祖，那对民族生命力的摧残比战争还可怕。”

这种观点不仅夸大其辞，而且带有典型的工具理性特征。其实，我们从对佛系青年的描述中看到，佛系青年并非没有欲望，并非不要任何消费，只是相对于其他人他们的消费更自主，更重视消费的品质和个性化。更为重要的是，低欲望不完全是消极的，低欲望也带来低对抗。

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无疑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和享乐，这也是佛系产生的社会前提和条件。但是，我们的现代化还比较粗糙，不仅表现为外在方面求新求大，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且在于人的内心繃得太紧，社会竞争太激烈，社会节奏太快，缺少淡定从容的文化气象。我们不能说佛系青年对这些问题有明确的自觉，但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助于克服这种紧张状态，有助于缓解社会的资源紧张和人际关系的紧张。

约瑟夫·奈有一次针对中国学者询问如何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时回答说：“放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放松才是从容，只有从容才能更好地思考，才能营造更加从容和自信的文化形象。

大体上说，佛系是一种社会冲击和矛盾的应对，如果善加引导，有助于营造一种心灵放松态度。佛系不会成为理想的催化剂，却不失为某种社会病态现象的解毒剂。

第一，不争不抢，心平气和，对克服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积极意义。几十年来，我们社会过于强调竞争，从婴儿开始，社会就强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高考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职场、官场充满着勾心斗角，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佛系父母”、“佛系学生”、“佛系职员”不失为一种健康的现象。

第二，兴趣第一，我的生活我做主，对克服盲目攀比和物质主义拜物教来说有积极意义。其实，佛系的价值清单：自我克制、安份守己、与世无争、一切随缘，遇到不顺心之事就自嘲一下，遇事多想想别人的感受，以不冲突不对抗为原则，这些不仅对当前盛行的功利至上、权力至上的俗文化，对一言不就恶言相向的戾文化，对表里不一、装腔作势的假文化来说都不失其纠偏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的复杂的社会，道德和社会结构必须是复合型的。佛系青年自称“人畜无害”，既是自嘲也是自标。我们知道，道德的黄金律是“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助人为乐、舍己助人的高尚道德的特征。但同时不要忘了还有道德的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系在心态和行为上更多地体现为后者，虽然相对于道德黄金律而言，后者是消极了一些，但一切道德和正常的人际关系都起源于并且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就此而言，佛系是合理道德结构的重要环节。

当然，过佛系不能过于美化和浪漫化，其实，当我们说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时，也包含着对它的局限性的清醒判断。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双重角色。作为个人他应该为自己负责，按照自己的思考去生活，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同时还应该以尽自己的能力和行动帮助共同体更加完善，促进社会更加公正。

相对而言，佛系作为一种善局限于前一个方面。无论是“兴趣第一”还是“随遇而安”，更多地是调整自己欲望和行为，使自己处在更加从容和自由的状态。在此意义，佛系更多是福柯意义上的“关爱自己”的伦理技艺，而非人人应当追求的道德理想。

社会的进步和完善需要更远大的理想，更积极的行动。相对而言，佛系虽然清心寡欲，但并不具有普渡众生、达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佛系虽然于人为善、安分守己，但缺少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正义激情；佛系虽然奉公守法、认真工作，但缺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创造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也是一种有限的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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