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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尼泊尔社会的主导群体与其他社会集团除了存在种姓冲突外，还存在语言地位之争，表现在尼泊尔语使用者（婆罗门—切特利与山区贱民）与其他方言使用者和特莱平原的印地语居民之间的语言之争。

1990年宪法规定，民族语言或方言的教学仅限于小学阶段，中学、大学阶段一律以国语为媒介语。尼泊尔语的国语地位使得很多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在各种考试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比如公务员考试基于主流价值与规范并以尼泊尔语作答。这种语言政策便将婆罗门与切特利的地位巩固下来，拉开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距离。

多数民族在获得国家与社会资源时面临歧视

在种族方面，原住民族与印度—雅利安语族（包括婆罗门、切特利、贱民、马德西人、穆斯林）以及马德西人与山区居民之间构成了种族上的差异。山区的印度—雅利安语族对国家与社会资源的垄断是这种冲突的种子。原住民族主要是藏缅语族，有60个左右的族群，总人口占全国的36%，其中多数人在获得国家与社会资源时面临歧视。

他们要求各族群社会文化的平等、民族语言的平等（比如保护民族语，以母语教学等）、资源分配上的比例配额制、民族自决权、原住民的权利等。 马德西人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即特莱地区的各种姓与各民族，占总人口的32%。他们反对山地居民对特莱平原的“殖民化”。尼泊尔政府和社会并不完全承认马德西人的公民权利。

由于不受信任，这些印度裔居民在国家与政府层面受到极度排斥，有几百万马德西人仍没有获得公民身份，无法享受公民权利，从而面临着语言和文化歧视。 在地域冲突方面，山区居民及其后裔与特莱平原上的马德西人构成了地域冲突的主体。尼泊尔最西部地区则存在被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控制而受到国家漠视的问题。喜马拉雅高原上的居民也抱怨被国家遗忘。

有关性别歧视的问题，主要针对妇女。如前所述，她们是受歧视最为严重的弱势群体之一。印度教的父权制传统是妇女遭受歧视的根本原因，也是男女公民权不一致的根源。1990年后，民主制下的父权制代替了评议会时期传统主义高扬的父权制。因而，宪法有关性别平等的模糊条款未给妇女带来任何益处。宪法条款与其精神实质存在固有的冲突，在其指导下出现歧视性的民法、法案和公共政策便不再稀奇。

尼泊尔妇女运动

据统计，有100多项事关公民权、遗产继承、刑罚、婚姻、离婚、强暴、就业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性规定。大会党政府曾对继承法做过调整，其结果居然使大多数妇女的生活更为边缘化。尼泊尔的各个政党都不愿纠正广大妇女缺乏政治代表权的现状，最多是口惠而实不至。

所以，尼泊尔妇女运动的要求包括废止宪法、民法、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她们要求在教育领域的学额分配、行政体系和公共部门的职位按比例给予机会，这就要求终结父权制、大男子主义、性别偏见和对妇女的暴力，同时要求财产权平等，从而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早在1992年，英国学者安德鲁·尼克森（Andrew Nickson）在其文章《尼泊尔共产主义的发展：秘鲁革命的场景再现》中提出警告：尼泊尔毛派的未来走向主要仰赖于新当选的大会党政府能否纠正对数量庞大的占全国人口35%的乡村弱势民族和社群的历史性忽视和歧视。这就要求形成一种共和式的行政体制，以便更好地反映国家的民族多样性，同时满足农民的要求。 因为，这些部族群体都是历史性地被中央权力边缘化的。多党制恢复后，这种要求必然会体现出来。当这些要求以和平手段难以被满足时，人们势必诉诸武力。

早在尼泊尔政府利用警察对尼共（毛主义）进行扫荡镇压之时，学者斯蒂芬·麦克赛尔（Stephen Mikesell）就在其著作中写道：“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源自弥漫整个乡村的真切的痛苦和怨愤，尤其是年轻人当中的挫败感和愤怒。近期的民主宪法的转型总是以国家为基础扩大和加深剥削与不平等。结果，对尼共（毛主义）的镇压不可避免会采取针对乡村的战争形式。”

人民战争的社会影响

尼共（毛主义）在发动人民战争之际进行了广泛政治动员，试图团结一切受压迫的群众，逐渐赢得了群众的支持。由于尼共（毛主义）武装的星星之火起于交通阻塞的边远山区，尼泊尔政府压根没把它放在眼里。在尼共（毛主义）的积极发展与政府反应迟钝这两方面作用下，尼共（毛主义）武装及其人民战争渐成气候并对尼泊尔社会产生了多重影响。

正如马亨德拉·拉瓦提在著作中提到的：冲突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告诉我们有些事是错误的，因而也是改变或改善的契机和推动力。没有冲突，我们会停滞不前。 对尼共（毛主义）的支持来自广大的贫苦农民，对未来怀有一腔热望却壮志难酬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遭受严重歧视的原住民族、贱民和妇女。这些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民众是尼共（毛主义）要解放的目标，他们投身战争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人民战争对社会和上述人群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追求男女平等的实践瓦解了传统习俗，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妇女起到了启蒙作用。在人民战争中，尼泊尔妇女受到充分动员，作为党员、战士和群众运动的参与者活跃其中，这对这个一直默默无闻的群体而言实属罕见。

尼泊尔传统顽固保留

由于强烈的男尊女卑观念，女孩儿早婚盛行、男子一夫多妻却要求女性严格遵守一夫制，一些封建文化习俗如特定日期的斋戒、经期妇女的不可接触性禁忌、妇女被严格限定于家务活动而男人活跃于政治领域等传统均顽固保留。人民战争却改变了这一切。尼共（毛主义）倡导新的生活风尚有助于瓦解传统当中的糟粕，对广大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形成了巨大的激励。

在改变印度教的大量传统习惯方面，尼共（毛主义）也颇有作为，且成效显著。比如酗酒和家暴是尼泊尔乡村社会或家庭关系紧张以及健康危害的主要根源。尼共（毛主义）决意改变这一陋习，动员占领区的妇女参与禁酒活动。自2001年8月18日开始，全尼妇女协会号召全面禁酒，包括禁止酒类的生产、销售与消费。

结果，尼泊尔人酗酒的比率开始降低，借酒发疯的家暴和社会上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均明显下降。随着人民法庭的建立及其审判的实施，行为不端的男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增加了妇女在家中和社会上的安全感，也令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

在尼共（毛主义）占领区，寡妇、未婚妇女和那些在一夫多妻家庭中被冷落的妻妾通过尼共（毛主义）的“人民法院”（People's Courts）获得了土地和财产。 尼共（毛主义）强调男性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法律，鼓励有正当理由的人离婚并再婚。因而，革命区的妇女在不幸丧偶后不再遵守凄惨的传统寡妇礼制如不许再婚、终身服丧等习俗。

战争打响后，在尼共（毛主义）移风易俗、倡导新生活观念的影响下，新一代妇女活动家否定了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更多地选择自由恋爱。她们不再忙于生男育女，而是限制生育数量，以便继续从事社会工作。男人不得不改变传统，在家务上积极合作。许多已婚妇女将孩子留给相应的照护机构，跟随丈夫离开家庭投入解放运动，而那些决定留守家中的妻子们由于环境所迫和人民战争创造出的活跃政治气氛，在经济上更为独立，政治觉悟也日益提高。

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犁田耕地、苫盖屋顶，而这都是印度宗教传统所不允许或不能接受的。尼共（毛主义）适时发起了互助运动，促使妇女们彼此合作。许多农户以劳动交换和互帮互助方式干农活、修补道路、建社区用水设施和公共凉亭等。这种农业互助组极大地帮助了那些因男性参战或外出打工而留守家中的单身妇女。此后，尼泊尔妇女的群体意识进一步提高。

参考资料：

Chuda Bahadur Shrestha , Nepal Coping with Maoist Insurgency : Conflict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 Kathmandu : Chetana Lokshum ,2004, p .187.

Chuda Bahadur Shrestha , Nepal Coping with Maoist Insurgency : Conflict Analysis and Resolution , p .182.

Arjun Karki and David Seddon ( eds .), The People ' s War in Nepal : Left Perspectives , p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