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政府重视的话题。在互联网上,其实有很多流传甚广的文章,都和农业、农村、农民这个话题有关,比如寒门难再出贵子等等。网上还有人发帖,说在乡下,不上大学,中学毕业就打工结婚生子的人,过得甚至比千辛万苦考上大学的人更轻松,因为对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读大学提升了他们的眼界,但没有提升他们的经济实力,野心欲望和自身能力的匹配会导致他们的心理期望和现实落差大,生活得更有割裂感。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说实话我也无法评价。但实际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差距日益缩小的今天,讨论乡村生活的本质,对如今一些社会现象的理解仍是有意义的。今天想聊的这本书,就是一本社会学作品,书的名字叫《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这本《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最为经典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七万多字的小册子里,他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他在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社会”、“教化权力”等一系列概念,打开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大门,也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中国国民性的一面镜子。直到今天,费孝通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这本《乡土中国》,也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乡土中国》一书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是由费孝通所讲的“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乡土中国》成书缘由正如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中所说,他是想借“乡村社会学”这个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那么,究竟有哪些特点呢?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几个:第一,是家族地位大于家庭地位。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是生儿育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沿着父系这一方面扩大。当其扩大成为氏族和部落时,其功能显然不只于生育.而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所以,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中国人就矜持和保留得多,纪律排斥了私情,这在“男女有别”中有进一步的说明。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浮士德式的恋爱精神,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容存在的。因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乡土社会是阿渡罗式的文化观,男女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这便是男女有别的原则,即干脆认为男女之间不必求同,不必了解,在生活上加以隔离。第二,是道德约束大于法治管理。乡土社会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调节不是靠法律来调节,而是靠“礼”这种社会规范来调节。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它正是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适应的,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进而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合适的统治秩序。“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这也正是讼师在乡土社会中没有地位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下,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体平等主义的。现行的司法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第三,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现在仍然广泛存在且难以改编的一点,就是熟人社会扔发挥巨大作用。安土重迁指的是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缺乏流动的熟人社会。通过“安土重迁”,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土”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为什么中国人办事喜欢靠熟人。无论农业生产,或是聚村而居的定居生活,还是深入骨髓的土地信仰,可以说,“土”贯穿在传统中国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生命的整个过程,乃至影响到农民的精神状态。以土为生的生活是稳定、持久、不大流动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方田园中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从而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有三大特点:一是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在谈论一个话题时,即使不交代所有背景信息,交谈的双方仍然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二是讲求“人情往来”。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社群成员间相互拖欠着的人情,如果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倍去还。熟人社会里无法不欠人情,最怕的是“算账”,如果彼此之间的人情债都算清了,也就无需往来了。三是对于是不是“自己人”,有严格的界定。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是相对封闭的,对谁是“自己人”,划分是十分清楚的。这和很多反映乡村生活的影视剧里刻画的情节和人物非常一致。
总之,作为社会学的门外汉,外行人,这本书虽然薄,但读起来并不十分简单。作为一本学术文章合集,很多章节读起来实际是有些吃力有些枯燥的。我读的时候,得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文学影视作品,将里面的文字转化为画面,才能比较好的理解。总之,费孝通的文化观无疑是属于主体本位的,但它却又从来都不会缺失一种世界性的关怀,这是一位人类学家尝试着从人类整体去看待世界未来的中国智慧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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