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社会心态调适力度，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5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该所主编的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第一本年度报告。

据介绍，虽然社会心态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这一概念并未进入主流社会心理学的领域。而事实上，在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也几乎找不到“社会心态”（SocialMentality）一词。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社会心态”一词却频繁出现在学术界的讨论和大众媒体中。

在蓝皮书主编、主要撰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副研究员看来，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喜怒哀乐所体验到的自身所处的社会情绪基调，社会成员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态度汇聚而成的共识，共同发展成为一个可以称为共享的现实性的社会存在，就是社会心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表示，该所将每年定期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以年度报告的形式记录和刻画中国社会心态。

减轻百姓生活压力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而社会变迁带来的风险和竞争，使处身其中的每个中国人倍感压力。种种迹象表明，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明显增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进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对居民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和感到的压力水平进行持续观测。

蓝皮书指出，2008年调查中被访者遇到各类问题的“实际发生率”，按照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前六项问题依次为：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

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全国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蓝皮书还指出，在遇到“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问题的被访者中，感到“很大压力”的比例在各项问题里是最高的，有71.7%遇到此问题的人感到压力很大。

无独有偶，今年2月，《瞭望》新闻周刊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居民消费的调查数据显示，41.5%的受访者表示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是住房，在对“十二五”的民生期待中，高居首位。住房问题已成为民众的主要“压力源”。

近年来，中央十分重视民生问题，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民众的生活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的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的服务体系来解决。

王俊秀说，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十六项措施来应对物价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压力，但还有许多问题是政府无力解决的。需要政府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民间和社会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生活压力较大的民众。

“通过民政和其他社会服务部门完善社会应急救助体系，形成常态的应对物价上涨、灾害、失业、重大疾病、伤亡等困难、困境的救助体系，使民众在危难困境中可以得到来自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和专业的心理救助、心理咨询、精神服务等机构和个人的帮助，减少身心的压力。”王俊秀说。

提升民众安全感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民众的不安全感不仅来自社会治安状况的影响，还有社会风气、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个人权利、信息等方面，都会影响到民众的安全感。

近年来，民众的不安全感在不断加剧。比如，由于受到三聚氰胺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食品安全感多年来一直很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居民都感受到了交通隐患；医改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医疗安全事故常见诸报端，等等。

同时，不断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重大恶性事故，使得居民感受到各种风险的存在，群众对那些致命性强、伤亡大、危害性强的风险源更担忧，虽然这其中的许多风险的发生概率都很低。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2009年11月～2010年1月做的居民风险认知调查中发现，被认为最危险的风险源前二十位分别是：核泄漏、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传染病流行、恐怖袭击、地震、癌症、交通事故、炸药、炸弹、枪击、罪犯伤害、艾滋病、火灾、吸毒、社会动荡、高压电线和雷电电击。这些风险源中多数属于事故型和社会性风险，包含很大的人为性。

王俊秀说，这些年来居民的安全感并不高。除了人身安全感和隐私安全感处于“比较安全”水平以外，其余的安全感水平都介于“不太安全”和“比较安全”之间。“特别是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交通安全感低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道路的发展、机动车增加、交通管理问题突出之间有直接的关系”。

为提高民众安全感，王俊秀建议：“一方面要完善食品、交通、医疗等方面的监管体系，减少、杜绝食品、医疗等安全事件、事故的发生，加强交通管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意识，提高人们的防范风险意识。”

另外，蓝皮书课题组还强调，尤其要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们所面对风险的差异，防止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阶层差距加大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风险分配”不公平。

完善社会诚信体系

在中国传统中，诚信一直被视为立身之本，是人际交往的首要准则。

但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曹操墓之争、三鹿“毒奶粉”事件、肯德基“秒杀门”、蒙牛“诽谤门”、唐骏“学历门”、张悟本及李一事件等多领域造假丑闻频出，民众一次次感觉通往诚信的大门越来越遥远。

据商务部的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在征信成本太高，而失信又几乎没什么成本的情况下，违约、造假、欺诈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2010年，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其中，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上海和广州两市的社会信任状况略高于北京。

而今年2月11日～14日，《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5个大中城市的民意调查数据也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尽快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已成当务之急。“通过建立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征信系统，通过有效的奖惩措施，强化公民和组织的诚信行为，逐渐建立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王俊秀说。

王俊秀还建议：“提高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约束和规范公共权力执行，严格问责失信的公共权力执行者和组织，提高公共权力机关的公信力。”

“在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建中国社会诚信体系非常必要。”蓝皮书合作者、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总经理周江认为，“尤其要严厉打击个人和组织的欺诈行为，营造人际信任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逐步重建社会信任。”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2010年，“我爸是李刚”无疑是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

在受访专家看来，“李刚事件”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蓝皮书课题组认为近年来民众不满情绪主要存在三个指向：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二是“为富不仁”的商人，三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比如，上海的杨佳袭警案、“邓玉娇案”、“凤凰少女跳楼案”、湖南永州朱军枪击法官案、黑龙江伊春刺死信访干部案等，都明显表达了部分民众对于司法部门的不满。

“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王俊秀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蓝皮书课题组建议，应尽快落实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首位，把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政府工作的最终目标，作为抓民生的核心工作。

“政府工作考核标准应以民众幸福感为核心内容，提供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使得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水平同步发展。”王俊秀认为。

同时有关专家还建议，宣传和管理部门应激励和强化普通人日常的利他行为，鼓励常态化、习惯化的慈善活动和助人行为，使民众能感受到受助的温暖和助人的快乐。民政部门和慈善管理组织应该针对目前形势，制定合理的慈善组织、公益、利他组织的管理法规和制度，逐步形成高效、透明的慈善体系。

王俊秀说：“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和激励机制，缩小贫富分化，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为民众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动机会；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扩大社会的中产阶级比例；增进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互信、互助和相互理解，致力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融合，保持整个社会的活力。”

“特别要避免贫富差距、地位差别带来的阶层分化，防止长期底层认同带来的群体极化，进而产生群体性的社会怨恨。”王俊秀认为，“清理目前的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首先从制度层面建立解决矛盾冲突的规则，落实责任部门，彻底解决累积的问题。”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还需完善中国的法制体系，降低人们使用法律策略的成本，培养全社会利用宪法、法律框架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习惯，使得行政、司法、信访可以高效互补和衔接，能够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