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因《马克思的生态学》而闻名于世，他在这部著作中更正了大家对马克思的误解，即马克思没有“遭遇”环境局限这一问题。在其最新力作《无休止的危机》（The Endless Crisis, 2012；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合著）中，福斯特对其所称之的“停滞-金融化陷阱”进行了剖析。当前，美英两国正陷入这种经济困境，经济增长则需要依赖目前已经破裂的金融泡沫，未来一段时间，两国的经济仍将处于持续不景气的状态。

在访谈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指出，目前不仅成熟资本主义国家身陷经济危机，而且“停滞—金融化陷阱”也使社会民主主义遭遇危机。对福斯特来说，从诸多方面可以表明，“停滞—金融化陷阱”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末日，社会民主主义再也无法指望会促进经济增长，重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经济处于停滞而非增长状态，是当今的社会现实。福斯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重新改造，与传统的支持渠道重建联系。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应当增强大多数人的政治意识，因为与金融精英相比，他们的处境相当不利。

布莱克沃特：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发挥其职能，更加平等地重新分配资本主义的劳动成果，真正使其更有效地发挥职能。所以，面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社会民主主义和诸如工党这样的党派应何去何从？

福斯特：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目前真的是进退两难。首先，其思想就是促进增长，并对增长进行再分配，却无法绝对地促进增长。短期内可以采用凯恩斯式扩展模式，鉴于当前的经济危机，这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问题是，目前我们拥有一个高度金融化的、当然也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所以我们实际上拥有一个由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策略无法发挥其职能，因为凯恩斯策略与真正控制资本主义体制的金融界的利益背道而驰。凯恩斯曾主张对资本主义的食利者实施“安乐死”，当今的食利者也要求对凯恩斯主义实施“安乐死”。除了促进金融化的发展，扩大金融掌权人士的权力外，目前还没有金融权力精英可接受的扩大资本主义体制的其他方式。

当然，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严重依赖其军事支出，我们曾推行过军事凯恩斯主义，英国也推行过。实际上，美国军事支出高达1万亿美元，却没有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根据官方的数据统计，美国用于军事上的开支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一样多，然而这么做也没能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完全基于根本就不存在的增长，以及根本就不存在的或并非相同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它们更多地是以国家而非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所以现在很难推广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由于与资本主义妥协，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各种矛盾。资本总是掌握着整体的社会权力，但如今，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目前我们正处在垄断资本存量远不及垄断金融资本存量的阶段，在垄断资本阶段，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协商，而在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劳动力被逼入绝境。金融界的实力较强，而工业部门（尤其是劳动力）的实力较弱，生产日益全球化。我认为可以重塑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必须是一种以新方式回归群众与动员民众的运动，它标志着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主张根本相反的激进变革。换句话说，它必须多多少少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也必须成为国际化战略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涉及国际劳工联盟。社会民主主义源自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必须回归被摒弃的真正社会主义阵营。当然，另一种说法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永存。

布莱克沃特：您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朋友，您认为他会给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提出什么建议？

福斯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跟拉尔夫真的不是很熟，我只见过他几次，我的资历较浅，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他曾鼓励过我。他在《社会主义纪事》（Socialist Register）担任编辑时，我向该杂志投过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编辑（善意的说法），他真的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而且善于查找不合逻辑的论点。我撰写过一篇论述自由主义实用性和美国左翼的文章（1990），文章完全基于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以及他有关动机一词和疯狂现实主义的见解。文章的论点是，如果左翼不断采用自由主义言论或动机一词，以及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并试图提出其思想观点的话，最终会与现实脱节，无法对人们承担责任。我列举了这种共同使用的多个例子，来论证左翼有关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社会契约”的观念在现实中几乎根本不存在，拉尔夫喜欢我的论点。

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翼一直面临着自由主义的实用性这个问题，他们试图淡化自由主义的思想，以符合主流思想，这使左翼再也无法形成战略定位。对于那些批评性建议，一直存在着长期的争执，而回归自由主义则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如今，社会民主主义者基本上都站在旧时英国自由党人的立场，他们不愿发表较为激进的观点，也不愿意和工会及工人联系，而这一切对其起源至关重要。总之，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回到他们原来的模式上来。

拉尔夫以辩论著称，话题多为国家之事。他曾经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中提出，当今世界由资产阶级或富豪阶级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较差，这意味着将面临一场更加艰巨的社会斗争。其他人如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主要与拉尔夫进行辩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多的相对自主性，你们可以进行欧洲社会主义或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成功执掌政权的话，国家就可以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下进行有效的改革。结合这场辩论，我认为埃德·米利班德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普兰查斯，而不是他的父亲，或者说那一直就是他的态度。事实上，工党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招募新成员，鼓动他们参与新的社会福利计划，这恰好正是埃德·米利班德的父亲过去一直推崇的。换句话说，英国的相对自主性支持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加强社会变革，这就需要在议会外而非议会内进行一场巨大的社会/阶级斗争，开展一项全新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一直就是一道难题，而拉尔夫称之为“议会社会主义”。

布莱克沃特：您可以谈一谈前一段时间围绕左翼进行的一场辩论吗？当代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重温并解读那场辩论，重新挖掘潜力以便重建您所描绘的社会民主主义吗？

福斯特：英国左翼围绕议会民主制和国家而进行的辩论曾经意义非常深远，然而这一切都被人们遗忘了。我建议最好读一读拉尔夫·米利班德等工具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这些理论家们认为目前国家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我们需要这种深入的了解，才能开发一个复杂的国家社会战略，以便解决资本的社会权力问题。我认为，提交给英国工党的最有力的战略性变革就是1942年米哈尔·卡莱斯基撰写的《民主规划的基本因素》（The Essentials for Democratic Planning），该文章是为《工党讨论手记》（Labour Discussion Notes）撰写的。为此，我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在《每月评论》上发表。虽然时过境迁，但卡莱斯基对政治经济战略的理解仍然非常重要。

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工党，重振他们的士气，给他们提供一套来自基层的社会福利计划，获取他们的支持？让我们来看一看委内瑞拉的做法，显然那里的情形确实与众不同，通过实施全民的社会福利计划，他们争取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让他们感觉自己也能为社会变革做些贡献。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不可能为左翼的政治变革尽一分力量。

布莱克沃特：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延续了我对社会民主主义及其以往事情的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1968）和《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罗伯特·赖克，2007）两本著作间的对比。赖克认为二战后期“并非黄金时代”，并且提出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使那些免受竞争影响的大公司可以同那些为劳工争取更多财富的工会进行交涉。我想知道您对此观点有何看法，以及您的看法对当今社会有何关联？

福斯特：罗伯特·赖克很聪明，非常关注工党的情况。但在我看来，他的见解整体上是错误的，他的论点基于自由派中常见的一种观念，即我们可以回到“黄金时代”（或他所称之的“并非黄金时代”），这种观点基于某种社团主义，或者是基于他所称之的“民主资本主义”，即大型企业和大规模劳动力的联合。按照这种观点，在黄金时代，福特主义被广泛推行，存在社会契约等等。我认为这根本上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错误解读，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是特殊历史的产物，即摆脱了战争、麦卡锡主义、冷战等。我们必须重温这段历史，我认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这一时期视为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完全是一种误读。在冷战、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斗争以及激进工会的破坏等背景下，垄断资本与大规模劳动力之间进行了极其有限的和解，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直接导致了美国工党决定性的失败。只有11%的工人加入了组织，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在国企工作，14.4%的劳动力想找工作却找不到一份全职工作，美国工党的势力已经衰落，在这些背景下，是无法实现新民主资本主义或社团主义的。毫无疑问，赖克的说法是正确的，与20世纪50和60年代相比，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就美国工人自身而言）。然而，某种超级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并非问题所在，同样民主资本主义也不是。相反，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这不是一个肆意竞争的世界，而是一个在高度金融化、全球化体制下的全球垄断控制的世界。

美国前200名公司的收入占美国经济总利润的30%以上，而美国有数百万家企业，所以美国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但工党已经名存实亡了，恢复工党运动必定是伟大的，但是复兴之路必然导致与公司资本抗衡，社团主义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对策。社会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良策，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捷径，需要的是雷蒙德·威廉姆斯过去所称之的“漫长的革命”。

（本文系《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对话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一文的节选）

（作者：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期刊《复兴》（Renewal）副总编辑；译者：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