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30日，东京从早上开始就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上午10时，身着黄栌染御袍的日本明仁天皇正式启动一系列的退位仪式，宣告着为期30年4个月的“平成”时代正式落下帷幕，日本将在5月1日迎来“令和”时代。

“在这三十年里，世界经济急速发展，日本却被拉下了，这是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的三十年。”在日本宣布新年号后，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发表了上述感想。野口早年间曾就职于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在19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前，他率先指出并警告地产泡沫风险。他说，日本要好好吸取平成的教训，迎接令和时代。

泡沫经济崩盘拉开平成大幕

回顾日本这三十年，可谓由极盛到失落。1989年年初昭和天皇驾崩，日本随即进入平成时代。同年12月29日，日经225指数收于38915.89，刷新在前一天刚创造的历史纪录，整个国家在一派繁荣中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一般而言，经济历史学界将1985年到1990年视为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汇率大涨，随后日本央行在1986到1987年大幅降息，家庭主妇“大军”投入股市、高尔夫会员权炒到五六千万日元、东京公寓均价超五千万日元等诸如此类消息快速地刷新着新闻头条，到了夜里人们在舞池里狂欢。

“那个年代，不是辛苦赚来的钱，所以大家花起来都很麻木。一切都很异常，但大家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总有人会倒霉吧，但我还没倒霉。”大和不动产会长小山福松在一部NHK的纪录片中如是说。

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大家一起闯红灯，就不会害怕了吧。”出自于北野武与兼子二郎组成的相声搭档Two Beats。

然而危机已经在酝酿，欲望的泡沫已膨胀到了极限，等待着破裂。在泡沫已“两岁半”之时，1989年年中，日本央行终于“扣动扳机”开始加息，过程持续了一年，最终达到了8.2%。政府从1990年开始还陆续推出打击地价泡沫的调控政策。

(日经225指数历史走势 来源：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论文)

1990年（平成2年）股市开始崩盘，到了1990年年末，日经225指数从近3万9千点倒掉2万3千点，到1992年夏天，只剩1万6千点。1991年地产市场开始崩盘，到1993年泡沫经济完全破裂，报纸上充斥着公司倒闭的新闻。

（(日本城市地价历史走势 来源：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论文)

日本在1988-1990年期间的实际GDP增速为5.8%，到1992年跌至不到1%，1993年为0.2%，1994年为萎缩2.4%。

“泡沫经济是价值观被逆转的时代，当日本处于高度成长时期时，付出和回报往往是成正比的，想要获得回报就一定要工作。但这些原则在泡沫经济时代遭到了否定，泡沫经济时代是应该被憎恶的社会。”野口悠纪雄在一部NHK的纪录片中说。

有人将这“坠落”背后的原因指向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是自身应对不力，面对日元汇率翻了一番，日本做了两件事来应对，一是对外投资和转移产能，二是扩大内需，但大背景是日本的人口开始出现拐点。”亚洲成长研究所（AGI）副所长兼研究部长、教授戴二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在戴二彪看来，用扩大内需来应对外部贸易摩擦的逻辑没错，但人口趋势转变之下，买家是谁？

“日本的城市化在1970年代末就结束了，另外看似总人口是在2005年才开始下降的，但实际上1990年开始，劳动人口就开始下跌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房地产，问题是买家是谁？”戴二彪说。

由此，日本进入了所谓的 “失落的二十年”的经济低迷期，经济增长率就是在0%上下波动。

但戴二彪强调，并不是说日本经济是泡沫经济，而是股市、房地产领域的泡沫，日本在技术方面一直在进步，“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日本的技术其实一直在进步，这也是为何到2000年以后，日本拿了二十几个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方面仅次于美国。”戴二彪说。

野口悠纪雄则总结称，平成三十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互联网技术的爆发、中国经济的腾飞等，而日本经济的状态就像是“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

“在1990年代初到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几乎是零增长，在2010年，中国GDP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1968年取代了西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地位保持了42年。”戴二彪说。

从“用香槟洗勺子”到“低欲望社会”

对于日本的社会个体来说，要为前人“买单”。

据日本内阁府3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现在有超100万的“家里蹲”群体（长期闭门不出，脱离社会），其中40-64岁人达到了61万，而这其中，40-44岁的群体占到了四分之一以上，这部分人在离开校园后随即遭遇了“就业冰河期”。

在日本，“就业冰河期”一般指的是泡沫经济破裂开始的1993年到2005年这段时期，在这期间的大学毕业生遭遇了就业难的困境，也就是现在40多岁的一代日本人。

“进入平成年那年我15岁，还是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少年。但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三十年会经历这些，狭窄求学路、就业冰河期，接着是婚姻和工作，一方面背负着大额债务，还在公司里承受着权力骚扰，并没有平平稳稳地有所成就。我期待即将到来的令和时代。”一名日本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感叹。

除了上述中老年“家里蹲”外，日本目前40岁以下的青壮年“家里蹲”群体达近55万。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低欲望社会”这一概念，他在书中描述称，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无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而30岁前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年轻人对于买车几乎没有兴趣，奢侈品消费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能打发就行。日本已经陷入“低欲望社会”。

在前述提及的NHK纪录片中，有人回忆起泡沫经济时期说，在纸醉金迷的舞厅里，甚至有人会“用香槟王唐培里侬洗勺子”，“当时大家对将来没有不安感，赚多少就花多少。”

而眼下大家的消费观则变成了“因为对未来充满不安，还是少花点吧”的“通缩心态”，大前研一指出，明明个人拥有1700万亿的金融资产，企业拥有380万亿日元的内部保留金，这也是为何已实施六年多的“安倍经济学”迟迟不见效的原因。他认为，尽管利率水平已降至历史最低，但还是无法刺激消费，似乎所有的20世纪世界通用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刺激市场的手段，都对日本变得不再适用，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低欲望”。

据野村综合研究所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目前的住房自有率为6成左右，在29岁以下群体中，自有率不足1成，30-39岁不足4成，40-49岁为不足6成，并且这个年龄群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以来呈现出下降趋势。

(日本不同年龄层住房自有率 来源：野村综合研究所报告)

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起，日本的月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总体的人均月收入从25万日元增长到了30万日元左右，并维持至今。分性别来看，男性的月收入从30万元下方增长至了35万元下方，女性从15万日元上方增长至了25万日元左右。

平成三十年间，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不含生鲜食品）上涨1成以上，另据日经新闻统计，30年里，日本近一半食品与日用品的店面价格出现下降。而另一方面，主打低价格的日本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在这期间增加5成。

另外日本社会开始出现推崇“断舍离”等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二手经济”也成为了一个亮点，Mercari是日本市占第一的网络二手交易平台（类似“闲鱼”），该公司于去年年中在东京证券交易所进行了IPO，截至2018年的日本下载数量为7100万。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去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的跳蚤市场APP平台的规模是4836亿日元，年增长58.4%。经产省的另一份数据显示，日本整体的二手市场从2010年开始大幅增长，在2016年就达到了1.6万亿日元（不计入房屋和汽车的二手交易）。

日本总务省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相比前几代人，目前日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于二手物品的接受度要高出不少，许多年轻人都有使用二手奢侈品和衣物的经验。

“平成这一代人对于老一辈的生活方式不是很认可，这是 ‘游戏’的一代，不认同这种’只知道拼命工作，但完全不知道关心流行趋势的活法。那么努力，也不见得活得很好。”戴二彪说。

“日本是个均者社会，个体受到的社会教育很好，小学毕业就可以是非常标准的社会螺丝钉了，容易随大流，另外人际关系比较淡，按规章办事，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但中国社会有其广度和纵深度，地区发展差异还较大，可能现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但还有很多人坚信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下一代的人生，家庭观念较重。”戴二彪说。

摆在令和时代面前的“几座大山”

为了让经济摆脱“通缩心态”，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在2013年起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第一阶段的“安倍经济学”（2013-2015年）分为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放宽管制、促进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直接效果是日元两年内贬值20%，汽车等出口型企业业绩显著好转，众多出口企业占据的日经225指数也显著上涨。

“但消费依旧不振，没有实现2%的通胀目标和2%的GDP增速目标。更没解决制约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问题，即人口问题。”戴二彪说。

很明显的是，日本人口问题将继续恶化。据日本总务省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2018年总人口为1.26443亿人，比上年减少26.3万人，连续8年减少。其中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51.2万人，是有可比数据的1950年以来并列该年的最低纪录。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25%，为全球最高。

（日本人口2012到2057年之间的下跌规模预测 来源：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

人口问题不仅限制增长前景，还带来了眼前的近忧，“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结果就是 ‘抚养比’的恶化，养老金和医疗的支出将带来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Mauro Guille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

“抚养比”即一个社会65岁及65岁以上对劳动人口（20-64岁）的比例，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1950年日本的抚养比为9.9%，到2000年为27.3%，到2015年增长到了46.2%，OECD预测，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增至77.8%。

(OECD国家抚养比 划红线为日本 来源：OECD网站)

在2015年9月份，安倍晋三推出了“新三支箭”，包括萌生希望的强劲经济、编织梦想的生育支援及安心的社会保障。

“ ‘新三支箭’更为重视解决结构性问题了，比如女性总和生育率已止跌回升到1.4人左右。总体看， ‘安倍经济学’一定程度上活化了股市和不动产市场，提振了大企业的出口，入境海外游客数量大增，把日本从负增长边缘拉回了成长的轨道。但实际效果小于政府所宣传的。”戴二彪说。

戴二彪还指出，“安倍经济学”还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大企业业绩和政府税收大增，但工薪阶层收入增长依旧疲软，消费依旧低迷。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许多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甚至出现了恶化、投资疲软。还有一点是，由于日元贬值，日元收入对于外国人的吸引力也不那么明显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去年日本人人口减少，但外国人增加了16.7万至222.5万人，缓和了总人口的减少。

不过，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掺有一定水分，“日本的统计维度是只看国籍，那么其中就包括了几十万实际已在日本生活了几十年的韩国国籍者，真正的移民比率应该在1%左右。”戴二彪说。

从4月起，日本扩大接收外籍劳动者的新政开始实施，在新政之下，未来五年日本将引入超过30万的外国人。

日本需要移民，但日本历来不是个移民国家。“这30万的规模也是不足够的，我的估算是需要这个数字的3倍之多。日本需要放开移民、推出更多的鼓励生育措施来应对人口问题，但对于日本来说，要彻底接受移民制度是困难的。”Guillen说。

在戴二彪看来，鉴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之约，日本难以期待经济高速增长，但这并不等于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大国地位。

“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速为1%左右，但我认为日本的移民占比很难超过5%，达到2-3%比例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也就是两、三百万人。未来通过接收一定程度的移民，就会带来刺激。凭借日本社会的安全、法治和诚信优势，要思考改革投资限制、移民制度，来吸引国内外优秀的创业人才，我想，外国公司、外国人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刺激。”戴二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