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与情的理解

电影里面警察局长让办案民警继续查案的时候，说“法大于情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这里面体现了两个问题：

1、法大还是情大？一直以来，法大于情这句话中的“情”被解释为人情、感情、私情，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何种感情，只能在成文法律框架内影响法律实施，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也一时标榜为法律工作者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准则，生动刻画了法律作为国家机器的冷酷、严苛。但如果这里的“情”，指的是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规则和人性、人权，法还能大于这“情”吗？法是不是应当容这“情”？

2、民警是否应当继续履职。很多人都认为，勇哥都不应该构成犯罪，民警自然无需继续侦查。但个人认为民警应当继续履职。一是公安机关是领导体制，公安局长的命令未违法，下属应当执行；二是虽然在民警的心中已经认为抓捕勇哥的公务行为与良心、人性相背离，两者无法统一，但其个人的对错判断不能取代法律“司法结论”；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游走于罪与非罪领域的行为时，其不能自我判断决定是否无罪，而应将此交由检法机关，检法机关实际上承担着通过个案矫正和完善社会价值观的重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边要求电影中的民警不办案、放弃职责，另一边又谴责现实中公安机关消极立案、惰性执法。

二、检法机关可以做哪些

勇哥被检察机关公诉，法院判了他三年刑。事情发展成这样，法律错了吗？法律没有错，是执法出现了错误，是司法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忽视了法律的精神，机械的甚至是错误的执法，导致结果与社会道德、人性相背离。在本片中，作为检法机关如果办理此案时，可以有下面几种思路：

1、从法的精神和法的渊源来看，法律的适用必须符合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规则和人性，符合公序良俗。尤其是社会主义法律，更是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生存权在人权中处于首要位置。在本片中，当生存权和维护国家关税、知识产权的制度发生矛盾时，如何抉择？显然是前者。甚至印度、老挝等国家直接规定专利强制许可，来保护本国公民和国家安全。陆勇等人为了生存，没有去偷去抢，虽然伤害到了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但后者是现代社会二级价值制度，与生命权之价值比较，不可同日而语。退一步，即使选择维护后者，也不应刑法介入。

2、从法的理论上也可以解决，如期待可能性理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理论的原理，都可以解释勇哥的行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哪个法典可以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到，不可能完美完善到一丝漏洞没有，有时候法律在空间和时间边界上保护不到位，就要允许公民自救，法律不应强人所难。

如本片中，多少白血病人时刻失去生命，本应是政府公权力救济，但在死亡的威胁下，只能选择通过走私获得生存的延续。此时的法律不应再强人所难，限制这些人的私力救济，这无疑是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性。

暴力犯罪领域，大家都可以理解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理论，可是换个领域不是同样的道理吗？在高额的药品价格剥削面前，没钱的病人只有死路一条，那病人为了活命走私药品虽然是违法的，同样应当可以免责！我认为这才是法律的本意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把人送进监狱，断人生路。

3、从法的字面解释上，来解决此案。刑法中规定的“假”药，如何界定？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了什么是假药。但个人认为，《药品管理法》更适合行政管理，具体到刑法上，“假”药的标准理应更高更严格。另外“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也是出罪的理由。

4、即使起诉，量刑上也可以适用刑法规定，报请最高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5、办案时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这个电影当中黄毛驾车没出车祸，被逮到了，成为一个案件，大家会怎么看待这个人？首先肯定是印象不好，从小离家出走，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在最底层，凶狠好斗，打院士是他头一个上去踹的，警察来检查的时候，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蹲着，他还敢跟警察瞪眼，而且敢冲撞警车、抗拒抓捕，简直不知死活，就应该重判他。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患病后家境贫寒，他可以为了不拖累父母独自出走，虽然没有文化，但在外多年靠在屠宰场工作独自谋生，而未偷未抢，他在全片中动用暴力，全是为了病友，说到底是为了良心，抗拒抓捕是为了掩护勇哥，这也是种担当。 是什么让黄毛变成了一个“恶狠狠冷冰冰充满挑衅，看着沉默寡言，却随时准备不要命”的样子，而在这背后，却躲藏着一个刚满二十岁善良、勇敢、坚强的底层青年。司法机关能够做什么？不能简简单单的读完卷宗、写完报告和起诉书后，就撒手不管、完事了，而是能够通过这些表面化的东西看到背后，黄毛抗拒抓捕、冲撞警车的行为，应当被惩处，公诉人可不可以在庭上为他说句公道话，让大家了解他的犯罪是他悲剧人生的结果，并建议法庭在量刑上从轻处罚。

三、法律价值判断是能动适用法律之准则

如果司法机关对陆勇案作不起诉，就是屈从于民意的结果？不，我认为屈从的实际上是法律的价值观取舍。

法律取的是朴素的公平，而不是机械执法。片中的这些白血病患者，说白了就是穷病。没有钱维持高昂的治疗，而少数有钱人则可以毫不犹豫的使用天价药，那生存权是不是在财富面前，明显有了本质的不一样。的确，这是社会的残酷，客观上也是现实。但权不阿贵，社会制度不应当继续维护、怂恿这等不公平的扩大和深入，更不应采用刑法规制。生命尽管出生时不平等，但健康向上的社会理应为成长提供尽量公平的机会。

法律取的是公义，而不是私利。我国现行的医药定价机制与医疗报销制度，使得包括陆勇在内的患者不得不直面昂贵的医药费负担。法律不是万能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但司法机关不能总以“法律滞后性”而逃避自身价值观重建的职责，偷懒性的选择起诉、判决定罪，否则大家总以为法律有一天总会完善的，殊不知这期间多少人被当成了“小白鼠”和牺牲品。所以在层出不穷的现实情况下，司法机关就法律规范的理解产生争论时，应当结合价值判断，争论法律应当是什么，不可一味固守先前理解。当然，这不代表着可以随意曲解法律。如果一个社会的司法机关可以随意曲解法律，可怕的不是“曲解”，而是“随意”，以及为何曲解没有纠正等，追根溯源的，永远不是法律问题。

四、社会普遍认知是法律社会的基础

法律起源于伦常，伦常逐渐演变为法律，立法也必须与伦常保持一致。萨维尼说过，法律体现的是民族精神。所以法律是社会认知的产物和触觉延伸，法律的制定、完善，不可能脱离社会普遍认知。因此，尽管法律工作是专业性相对较强的领域，但与其他技术类别相比，其无法脱离社会意识而存在，其也必须尊重社会普遍认知。社会认知的高低，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多个综合因素，尤其是现代网络社会，与相对闭塞的过往相比，社会认知更具有普遍性，普世价值观、朴素正义论也更有市场，在维护司法权威的前提下，民意和法治完善应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面。更何况，民意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无限膨胀的民意，是无底线、无原则的民意。民意是大水，引导好了能载舟，一味堵塞就成了洪水。

只要现行的专利制度与医疗体制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改善，陆勇案就不可能仅仅是个案。个人认为，如果只在量刑阶段考虑公序良俗，也无法满足人们在法理与道德之间的平衡取舍。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是极其重视伦理和道德的，无论如何，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在任何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行压制社会伦理之实，将国民逼到要么违法犯罪要么倾家荡产或者失去生命的困境，都不可能获得起码的正当性。而我们司法机关，不能坐视不理，而应积极追求情理法统一，维护法律的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