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上，周总理的一番深切致辞，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比激动，热泪盈眶。深受感染的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听完周总理的讲话后，忍不住说出了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话：

1936年12月26日，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蒋介石抵达南京。当看到蒋介石被人扶着走下飞机时，陈布雷不禁哽咽起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没想到蒋介石却对陈布雷说：

早在月初的时候，当时陈布雷还陪着蒋介石在洛阳巡视，戴笠从南京匆匆赶来，向蒋介石汇报了一个重要情报：在8个月前，张学良就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双方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张学良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物资，解决红军的过冬问题。

张学铭故居介绍（张学铭汪伪）

这边戴笠刚汇报完，那边侍从室就呈递上张学良刚刚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是张学良对自己进剿红军不利的说明，说军队内部情形复杂，请蒋介石亲临西安当面训勉，以安定军心。

图丨蒋介石与戴笠

蒋介石思虑再三，决定亲自一趟西安，当面训斥一下张学良，或可挽回局势。由于陈布雷在洛阳水土不服，患了肠炎，再加上劳累过度，身体状况太差，因此便返回南京养病。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让蒋介石顺利离开了西安。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刻让陈布雷起草一篇对张、杨两位将军的训词，还特别叮嘱：张学良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是他利用张学良的天真、阅历浅，让张学良出面。

由于陈布雷没有亲身参与到“西安事变”中，对于张、杨两位的兵谏行为，陈布雷一开始坚定地认为他们是“犯上”，但随着了解到的内情越来越多，陈布雷逐渐感到张学良并没有作乱的心思，尤其是还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

政治，是陈布雷永远也搞不懂的东西。

按照蒋介石的叮嘱，陈布雷很快就写成了一篇《对张、杨之训词》，从头到尾都是以蒋介石的人格感化使张、杨感应，极力为蒋介石挽回一些面子。

图丨陈布雷旧照

张学良很快就被蒋介石送上了军事法庭，以“劫统帅罪”判处10年徒刑。放松下来的蒋介石决定去上海治疗一下背伤，并叫陈布雷一同前往，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写。

那一段时间陈布雷一直跟随着蒋介石，上海诊治后，蒋介石返回奉化卧床休养，躺在床上，蒋介石让陈布雷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让世人了解事变的经过，使世人知道张、杨的“狼子野心”，使蒋介石的深明大义，才让他们悔过。

为了让陈布雷写得详尽，躺在床上的蒋介石，还亲自讲述了自己在西安“蒙难”的情形，并将自己被囚期间写的日记，交给陈布雷“学习”。

陈布雷自然明白蒋介石是什么意思，他替蒋介石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唯独没有写过日记，于是便推辞说自己没有去过西安，对变乱经过不清楚，恐怕写不好。没想到蒋介石却颇为“大度”地说：

蒋介石说得如此斩钉截铁，陈布雷也不好再继续推辞下去，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任务。

图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与张、杨两位将军合影

春节前夕，蒋介石再次返回上海，一为治疗，二为过春节。陈布雷找借口继续留在杭州，以便替蒋介石炮制《西安半月记》。几经寻找，陈布雷找了一家地处幽静的旅馆住了下来。

大年三十当天，陈布雷顾不得回家和家人团聚，命人在旅馆的房间里添置了一张写字台，为写作做一些准备，当天下午，陈布雷开始起草《西安半月记》。

由于缺乏参考资料，陈布雷只能一边炮制一边搜集资料，他十分后悔在溪口的时候，没有向蒋介石多询问一些材料。

整整六个小时，绞尽脑汁地陈布雷只编造了三页纸。

大年初一当天，陈布雷继续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编造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从上午起床一直干到晚上九点，终于完成了12000余字的初稿。

第二天，陈布雷带着稿子赶往上海，进呈给蒋介石。当天下午蒋介石提出了修改意见，让陈布雷带回去继续修改。经过几次修改润色后，《西安半月记》终于定稿。

图丨蒋介石对《西安半月记》的修改意见

经蒋介石、宋美龄同意，《西安半月记》被送到正中书局出版销售。陈布雷总算松了一口气，这件尴尬之事终于结束了。

陈布雷怎么都不会想到，他所炮制的这篇《西安半月记》一经出版，被中外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直到多年以后，不少人还根据这篇伪造的文章，颠倒“西安事变”的真相。

这也正是杨拯民多年来不甘心的原因。

1961年12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议的杨拯民接到通知，让他出席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当天晚上，和“西安事变”有关的20多位知名人士应邀到会，其中还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张学铭。

在周总理致辞结束后，张学思提起了台湾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心情激动到难以自持，泣不成声。这个所谓的“回忆录”，和《西安半月记》如出一辙，都是国民党篡改而成，企图抹黑张、杨两位将军功绩的文章。

图丨西安事变后周总理（右一）在西安留影

周总理见到此情此景，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牺牲了四口，张先生还被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周总理的一番话，让在场的人从沉重的气氛中脱离出来。二十五年过去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张、杨两位将军，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

借着如此热烈的气氛，杨拯民也向周总理提出，应当把西安事变的事实材料整理出来，批驳蒋介石等人伪造的《西安半月记》，让世人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

“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面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周总理当场表示赞成，并指示统战部负责组织工作。

其实这已经不是周总理第一次支持杨拯民批驳国民党。

1946年“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延安召开纪念大会，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险恶居心，并通知杨拯民参加，还要作发言。

图丨杨拯民发表演讲

在开会前，杨拯民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与他谈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穷凶极恶，忍不住气愤地说，自己碍于身份，不好说得太过火，让杨拯民好好痛骂他一顿。

当时杨拯民已经准备了一份讲话稿，立刻掏出来请周总理审查。周总理看了一遍，用钢笔改动了几个地方，加重了一些语气。

大会开始之后，周总理上台演讲，用愤慨的语调狠狠谴责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强烈要求国民党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演讲结束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大家的情绪已经被周总理调动起来。

稍事休息之后，杨拯民上台将国民党蒋介石也痛骂了一顿，一吐十年来心中的不快。会后，周总理再次找到杨拯民，让他先休息一下，晚上再去电台骂它一顿，并让西北局宣传部长帮他再改改稿子。

1949年新政协会议召开前，杨拯民随代表团来到北平，周总理宴请国民党起义人士，点名让杨拯民出席作陪。宴会开始后，杨拯民向周总理敬酒，周总理高兴地拉着他，向同桌的客人介绍。

图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宴会结束后，周总理仍留在客厅和客人们谈话，杨拯民借机询问自己父亲的情况。周总理当即大声询问起义的国民党人士：“你们谁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请告诉他。”

政协会议即将结束时，杨拯民临时接到通知，要在大会上发言。杨拯民表示自己不想发言了，来人告诉他，这是周总理安排的，张学思同志也要发言。杨拯民立刻明白了周总理的意图，他想让大家知道，“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杨两家后继有人。

同年年底，杨拯民回到西安，不久就传了重庆解放和杨虎城被杀害的消息。悲痛欲绝的杨拯民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他立刻赶往重庆，并嘱咐他说：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重庆方面为杨虎城将军举行了追悼会，之后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西安沿途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几十年里，周总理一直关照着杨拯民，杨拯民也一直视周总理如父执、严师、良友，他的一言一行，也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一直到周总理逝世多年后，杨拯民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的场景。

1937年4月，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西安，准备南下与蒋介石进行第二次会谈，途中不幸遭遇土匪伏击，脱险后只得返回西安。第二天顾祝同派飞机将周总理接到了西安。

图丨杨虎城旧照

当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扣押、审判，杨虎城也被逼“辞职”。周总理一到西安，立刻前去探望杨虎城。

刚好杨拯民刚刚从上海回到西安，听家里人说“周胡子”来了，立刻跑到客厅，趴在门缝上探望。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周总理，但已经听过关于他不少的传奇故事，对他十分敬佩。

等杨虎城和周总理谈话结束，走出客厅的时候，杨拯民一时间忘了离开，站在了门口。那个时候的周总理已经剃去了胡子，英姿勃勃的政治家风度令杨拯民肃然起敬。

周总理看到素不相识的杨拯民，向杨虎城投去了疑惑的目光。杨虎城会意立刻作介绍，周总理听罢快步上前，亲切地拉着杨拯民的手，询问他的一些情况，然后微笑着挥手告别。

短短两三分钟的会面，却让杨拯民一生都难以忘却。从小杨拯民就接触国民党的达官显要，他们都不像周总理一样平易近人，令人尊重。周总理离开后，杨拯民在心中暗自思忖：

图丨杨虎城与子女合影

1940年周总理从苏联治病归来，给延安带回了一台小型的电影放映机和几部电影。那个时候想看电影的人很多，但放映机只有一台，会放电影的只有周总理一个人。因此每天晚上，周总理都忙得不可开交，辗转延安各地为大家放电影。

无论路途远近，时间是早还是晚，周总理每天都给大家放两三部电影。有时心急的人们早早支好幕布，架好放映机，耐心地等待着周总理，无论多晚都没有人离去。

因为他们知道，周总理答应的事情，绝不会让大家失望。

1944年秋天，杨拯民因工作途径延安，顺路去看望周总理。走进周总理的窑洞，杨拯民仿佛回到了自己家，被周总理夫妇拉着嘘寒问暖，为他的工作提建议，想办法。

谈话时，杨拯民无意中看到周总理办公桌上放着的“政治课程表”，那些都是周总理为杨家岭的事务工作人员做出的安排，在教育领导干部的同时，不忘对这些服务人员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后，杨拯民从部队转业，到基层搞石油工作。第一次去北京开会时，周总理特地约他到西花厅见面。当时已经是夜里两点，中南海外一片寂静，可西花厅中灯火通明的景象，却让杨拯民心头一热。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周总理正在不分昼夜地工作。

图丨杨拯民在石油工业一线

来到办公室，周总理正在忙着处理文件，见杨拯民走进来，周总理示意他先坐下。没多久周总理就放下了手中的笔，与杨拯民亲切握手，询问他的近况。杨拯民说他已经转业去搞石油了，周总理点了点头说知道了，然后接着问道：

听完杨拯民的回答，周总理很是欣慰，鼓励他艰苦的环境可以锻炼人，要想做成一件事，还是要吃大苦，耐大劳，接着嘱咐他说有困难可以随时来找自己。

二人又谈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后，杨拯民发现已经夜里三点多钟了，急忙起身告辞，让周总理早点休息。周总理笑了笑说：“还早呢。”

图丨正在办公的周总理

1956年9月，杨拯民再次前往北京开会，在一个晚会上偶遇周总理。周总理一见到他，就和他谈起话来，着重询问了西北石油的情况，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最后问到杨拯民不知所措。

几年来学到的石油知识，被周总理几句话就问完了。杨拯民不禁感叹，周总理对我国的石油工业，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

1966年，杨拯民已经被调到天津工作，当年春节，恰好周总理到天津，杨拯民立刻前去探望。想到这一年是“西安事变”30周年，杨拯民便询问还搞不搞纪念活动。

“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周总理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一天吃过饭后，杨拯民陪周总理打了一会儿乒乓球，那天周总理很高兴，兴致勃勃地说自己的身体很好，冬天都可以不穿棉衣和大衣。杨拯民敬告周总理还是要保重身体，周总理笑了笑说：

图丨1966年周总理在天津

周总理逝世多年之后，杨拯民在回忆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