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先后建立了以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机构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所领导的中统特务机构，这两个特务机构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

蒋介石

朱家骅中统（朱家骅故居）

我党的许多革命先烈以及革命群众都是倒在这两个特务机构的特务手下的，可以说戴笠和陈家两兄弟欠我党无数血债，为了能够及时的发现并阻止这两个特务机构举行的破坏活动，我党也在这两个特务机构中安插了许多红色特工。

在这些红色特工中，有一位潜伏在陕西中统的特工，甚至得到了蒋介石的多次夸奖，也很受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的信任，一直在中统潜伏了15年，最后还当上了中统陕西站的最高权力人。

就在这位红色特工身份公开前，还找到胡宗南以活动经费的名义要了胡宗南8000大洋，当胡宗南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地骂道：“他刚骗走我8000块大洋。”

胡宗南

那么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特工是谁呢？他又是如何获得国民党高层信任的，能够做到中统陕西站最高权力人的职位的呢？

这位传奇红色特工名叫李茂堂，出生于1926年的陕西渭南，在共产党人罗承运和林达夫的影响和发展下加入了我党，1931年李茂堂在组织的安排下，曾到上海中央机关举办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班学习。

回到陕西安康后，李茂堂被任命为我党在安康的电报局局长，1932年5月，安康特委正式成立，李茂堂担任安康特委书记同时也兼任陕西省委特派员。

蒋介石当时虽然正在忙着进攻红军，但是对我党在陕西省的力量发展也非常忌惮，于是便命令胡宗南和负责中统事务的陈立夫陈果夫派人破坏我党在陕西的力量发展。

中统头目

其实在中统不仅有陈立夫和陈果夫一派关系，还有朱家骅一派，两派人脉在军统成立时就斗得不可开交，当时蒋介石是比较偏向于朱家骅的，毕竟朱家骅是蒋介石的亲信，但是又不能太过明显，毕竟陈氏兄弟在中统的力量也不可小觑。

于是蒋介石就玩了一手坐山观虎斗，让朱家骅和陈氏兄弟斗，斗赢朱家骅也就成了第二个戴笠，斗不赢也能够牵制陈氏兄弟的势力，不过蒋介石的小心思陈氏兄弟是看得出来的，因此在干活时也非常认真，不给朱家骅向两人发难的机会。

1933年8月，中统特务发现了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袁岳栋，于是中统立即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诱捕袁岳栋，结果在抓捕袁岳栋时还抓到了时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

陕西中统连续抓到了两条“大鱼”，让蒋介石非常开心，还当众表扬了陈氏兄弟能干，一时间陈氏兄弟在国民党风生水起，甚至就连军统的戴笠都难以相比。

徐恩曾

这也让陈氏兄弟干劲十足，立即命令手下徐恩曾对袁岳栋、杜衡严加审问，一定要从两人口中套出话来，以取得更大的功劳，好去找蒋介石邀功请赏。

徐恩曾是陈氏兄弟一手提拔起来的中统特务，对两人非常忠心，得到陈氏兄弟的亲自交代后，亲自上手审问袁岳栋和杜衡，两人在徐恩曾的手上仅过了几天，就徐恩曾的手段吓怕了，最终选择了叛变。

当时我党在得知袁岳栋、杜衡被捕后，曾想通过上海方面打入敌军内部的特工解救两人，可没几天红色特工就传出消息，两人选择了叛变。

一时间陕西省委的同志们非常被动，许多来不及转移的同志都不幸被捕，而李茂堂则是跟着同志王超北分别进入上海，不过却也被国民党所通缉。

王超北

王超北在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不久，李茂堂也很快赶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央党组织的安排下重新开始工作，很快袁岳栋和杜衡所知道的消息基本上没用了，几个交通站也因为提前得到了消息进行了转移。

这导致后来中统特务多次扑空，让徐恩曾非常着急，袁岳栋和杜衡为了能够不被中统特务抛弃，便交代出了李茂堂，还夸赞李茂堂能干，能够收发电报对陕西当地的地下党情况了解也比较多。

徐恩曾对此非常重视，甚至认为只要抓到了李茂堂就能够掌控整个陕西的我党地下党组织，于是徐恩曾又以中统的名义对李茂堂进行了悬赏。

当时李茂堂在中央的指导下，参与重建了陕西省省委的工作，并且在陕西省省委会议上被选举为省委委员，之后为了安全起见，陕西省省委决定在河南召开陕西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而在袁岳栋和杜衡的提醒下，徐恩曾又将目光放在了陕西省周围的省市，通过中统特务的汇报以及袁、杜二人的出谋划策，中统特务找到了陕西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举办地点。

会议召开后不久，中统特务们就冲入了会议举办地点，但在与会者中并没有发现李茂堂，通过会议举办地点的名单，发现李茂堂的确是我党陕西省省委常委。

李茂堂

为了抓捕李茂堂，徐恩曾非常豪气地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来自首，就将陕西省省委常委的人放了，否则就当众处决调所有陕西省被捕的地下党员。

李茂堂思量再三后，明知道徐恩曾不会放人还是去自首了，因为李茂堂不一定会放人，但一定会杀人，李茂堂此去就是为了防止徐恩曾狗急跳墙地杀害我党成员。

果然李茂堂自首后徐恩曾一个人都没放，不过徐恩曾也不想对李茂堂动刑，便派出杜衡并许以高官厚禄想要劝降李茂堂，其中自然有袁岳栋和杜衡的功劳。

为了能够让自己不被抛弃，两人在徐恩曾面前将李茂堂吹上了天，因此徐恩曾才会如此礼遇李茂堂，否则早就将李茂堂给丢进刑讯室进行鞭打拷问了。

李茂堂此时已经得到了上级党组织打入敌人内部的命令和指示，干脆顺水推舟的同意了敌人的策反工作，不过李茂堂也提出了条件，就是他不能发自首声明，徐恩曾也答应了李茂堂。

李茂堂虽然成功的打入了敌人的内部，但是却并没有办法和党组织成员取得联系，因为当时中统并不信任他，在他出行时还会派人跟着他，美其名曰保护他不被刺杀。

很快徐恩曾便让李茂堂带着中统的人去抓捕我党的地下党员，李茂堂意识到徐恩曾是想要彻底让自己和党组织的关系分裂，防止他再跑回我党。

王世英

李茂堂思虑过后想起上海中央特科行动科的王世英曾告诉他，王超北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还和他交代了王世超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方法，李茂堂想要借此向党组织传递消息。

于是李茂堂干脆让徐恩曾拨给自己一批人去上海抓捕王超北，并且说明王超北有联系上海中央特科的方法，他也是通过王超北联系上海中央特科的。

徐恩曾一听就来了精神，连忙派出了一大堆人跟着李茂堂去了上海，在上海中统的配合下开始搜捕王超北，我党组织在中统潜伏的红色特工也将这一消息及时的传达到了中央特科。

此前提到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的成员王世英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表示李茂堂不可能叛变，其他曾接触过李茂堂的人也对此表示同意，但仍需要观察李茂堂的行动。

李茂堂在抓捕王超北的时候，故意闹出了很大的动静，目的就是让王超北知道自己在找他，王超北也成功的和李茂堂见了面，李茂堂告知王超北如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中央特科旧址

不过中央特科已经先行一步找到了王超北，并通过王超北告知李茂堂继续潜伏，保持单线联系，越貌似反动越好。

不幸的是王超北在和李茂堂见面之后不久就被中统特务抓捕了，不过王超北一直坚称自己早已经脱离组织了，中统见他的确没什么用处，而且李茂堂的忠诚度也测验完了，关了王超北半年就把他放了。

李茂堂在王超北出狱时，曾单独跟王超北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要在敌人的肚子里搞垮他们。”

此后李茂堂便被徐恩曾安排到中通特工部门干普通的收发工作，因为徐恩曾认为陕西省的我党地下组织肯定会因为李茂堂的叛变更改工作地点，而且李茂堂又没有上海中央特科的联系方式。

因此徐恩曾认为李茂堂没什么用了，也便不再信任李茂堂，李茂堂也在中统中安心潜伏，伺机准备行动，很快机会就来了。

张学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在提出解决方式时也是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宋庆龄为首的主和派，另一派则是主张以战为首的主战派。

主战派的方式简单粗暴直接重兵围攻，打到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主和派的方法就太多了，什么办法都有但都是空谈，就在此时李茂堂提出了飞机空降的计划。

徐恩曾听过后当即眼前一亮，他也认为在线城中安插眼线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李茂堂更是自告奋勇的要自己前去救人，并称自己在西安城内混迹多年，朋友亲戚众多，杨虎城部队中也有他的朋友。

上级批准了李茂堂的计划，在经过几次跳伞训练后，李茂堂就坐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伞降西安城实施他的“营救计划”。

不过李茂堂在城门口就故意露出了破绽，被东北军的大兵直接给关起来了，张学良还亲自审问了李茂堂，想要李茂堂能够说出南京方面的态度。

李茂堂又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其的张学良直接大笔一挥，叫人把李茂堂关进死牢等着被枪毙，好在西安事变最终迎来了和平解决，李茂堂在半个月后就被放了。

蒋介石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听说了李茂堂孤身跳伞想要营救他的事情后，对李茂堂大加赞赏，原本以为李茂堂无用的徐恩曾也夸赞李茂堂“对党国忠诚可嘉”。

李茂堂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自然也就成了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手中的宝贝，被破格提拔到中统陕西站重用，自此李茂堂已经完全获取了敌人的信任，甚至还被敌人所看重。

李茂堂在中统陕西站混得如鱼得水，比他职位高的人也不敢得罪他，而他手下的人又想跟他升官发财，这让李茂堂几乎成为了中统在陕西最受重视的人，不过在李茂堂成为中统陕西站权力最高的人之前，还经历过不少的事情。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茂堂无意中抓到了一个日本杀手，此人曾刺杀过朝鲜独立党主席金九，当时到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刺杀蒋介石和蒋介石身边的国民党政府要员。

此案一破李茂堂更是受到了重用，蒋介石喜笑颜开地将李茂堂连升两级，直接任命为中通特训班总教官，之后又将李茂堂派往陕西担任中统陕西调查室任副主任。

陕西之所以会被蒋介石所看重，主要还是因为距离我军比较近，与我军的接触也最为密切，因此蒋介石的心腹如胡宗南大都在陕西一带活动。

胡宗南

此时李茂堂已经可以说是备受国民党的信任，接触到了许多国民党中统的文件，但是如何将这些情报传递出去，却成为了李茂堂头痛的事。

李茂堂已经和组织失去联系多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联系党组织，机缘巧合下李茂堂听说王超北在八路军的西安办事处工作，于是李茂堂便托自己的表哥给王超北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可以将情报传递给我军。

王超北收到信件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了此事，这件事情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几天之后中央直接给西安办事处的处长伍云甫打了电话，宣布批准李茂堂重新为我党展开工作。

李茂堂也相继将许多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破坏我党的情报通过各种方式转交给王超北，很快李茂堂也发现在中统内部的朱家骅系和陈氏兄弟的“CC系”斗的厉害，恰好朱家骅此时安排自己的心腹安插在了陕西中统站。

朱家骅

李茂堂便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上级，很快上级也对李茂堂下达了指示：挑起敌人的派系矛盾，瓦解打击敌人的力量，搞掉王季高并伺机取而代之。

于是在1943年春，李茂堂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开年会的机会，率先向王季高发问，质问王季高为什么扣押他们向上级的报告，王季高一时心虚说不上来原因。

而早在门外埋伏的CC系人马立即冲进了会议室，对王季高和王季高的心腹组训处长翟绍武打了个鼻青脸肿，很快这件事情就闹大了，李茂堂也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拷到了重庆问责。

陈立夫和陈果夫也看中了这个机会，在蒋介石面前状告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并在蒋介石面前揭露朱家骅的罪证，称朱家骅派出的王季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甚至还扣押国民党中统陕西站成员给上级的报告。

蒋介石虽然比较向着朱家骅，却也不得不考虑影响，而且蒋介石非常厌恶欺上的人，最终让陈果夫接任了朱家骅的位置，王季高则直接被替换成了谷正鼎。

谷正鼎

谷正鼎知道自己能够坐上这个位置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李茂堂，对李茂堂也是以礼相待，这更加稳固了李茂堂在陕西的位置，甚至连胡宗南都要给李茂堂三分薄面。

李茂堂也可以放开手脚在陕西站搅乱敌人，期间李茂堂多次向党组织传递了许多敌人的敌对情报，也救出了大量被捕的我党成员，可以说立下了大功。

不过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在李茂堂心中，就是他的党籍问题，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脱党经历，党籍已经被注销了，这让一心回到我党的李茂堂难以忘怀。

于是在1945年春，王超北即将回延安汇报工作时，李茂堂心生一计，他找到了胡宗南提出了自己亲自化妆前往延安打探我党动向的计划，当时适逢我党正召开“七大”，胡宗南也比较认可这个计划。

不过胡宗南认为此行太过危险，但是李茂堂做出了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表示为了党国在所不惜，于是就这样李茂堂拿着从胡宗南那里弄到的中央交通部邮电巡查员的身份，和化妆之后的王超北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延安。

毛泽东

李茂堂和王超北汇报完工作后，李茂堂将自己的党籍问题反映了上去，却没想到这件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批示李茂堂特别入党，介绍人则是党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和二室主任汪东兴。

回到西安后李茂堂就将中央“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的文件交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内心十分感动对李茂堂也是愈发信任，可以说当时在西安，胡宗南之下就是李茂堂权力最高。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和推进，直至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荔北战役和宜川战役，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几乎完全歼灭，此时李茂堂接到了中统和军统的消息，派出大量特务在西安古城各处埋下炸药，准备实施“玉石俱焚”计划。

李茂堂知道重见光明的时机到了，当时胡宗南已经准备撤离西安，李茂堂便大肆在西安的中统、军统中活动，几乎将西安城中的特务机构完全策反了。

1949年5月，胡宗南撤离前李茂堂专门找到了胡宗南，主动请缨亲自监督“玉石俱焚”计划，为此还向胡宗南要了8000块大洋的活动资金，胡宗南也非常豪爽地留下了许多物资和人员帮助李茂堂，甚至还给李茂堂留了几架飞机逃生使用。

但是直到西安解放后胡宗南都没有听到“玉石俱焚”计划的爆炸声，反而是几乎整个西安军统的成员都起义了，李茂堂身份公开后让胡宗南大为光火，肺都快气炸了，当众骂道：“李茂堂骗走了我8000块大洋！”

李茂堂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新中国国内贸易部首任副部长，不过因为曾在中统的历史问题不明被隔离审查，1953年5月，李茂堂在隔离审查期间不幸病逝，终年47岁。

1982年3月，经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后，李茂堂被平反并恢复名誉，骨灰也被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此后李茂堂的传奇事迹也得以广为流传，以他为原型的影视作品也有多部，英雄所做出的贡献永远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