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政道与杨振宁

物理学家李政道简介（科学家李政道简介）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了当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个年轻人。

尽管两人都被获得诺贝尔奖巨大的喜悦而震撼，但随之而来一系列的事情，却让李政道感到了一丝不快。

当两人抵达斯德哥尔摩准备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杨振宁忽然向李政道提出一个要求：

所以李政道按照顺序只能排在第三位出场。

李政道一开始并不想答应，但杜致礼后来又去劝说了李政道的夫人秦惠箬，秦惠箬回去后对李政道说：

李政道最终勉强答应此事，但两人之间的裂隙就此存下。

成为一个无解的迷局……

杨振宁与李政道之所以能获得成就，首先要感谢母校——西南联大。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今这个名字早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可它对中国近代史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杨振宁比李政道的年龄要大，所以他比李政道提早一步进入西南联大之中。

两人后来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老师——吴大猷教授。

吴大猷教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中国物理学之父”。

李政道后来谈及吴大猷教授对自己的影响时，曾深情的说过这样一句话：

图|李政道、杨振宁与恩师吴大猷合影

而就在科学界，一场由原子能带来的变革正在悄然兴起。无论是法西斯德国，亦或是美国，都对原子弹投入了研发。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原子弹这个东西虽然遥远，但想要做足准备，就必须立足于当下。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希望美国能提供帮助，帮自己制造原子弹，同时对国内科学家也提出要求。

蒋介石找了三个人，西南联大的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教授曾绍伦，并告诉他们：

大约蒋介石也认为，造个个把原子弹，和日常造个炮弹没什么区别。

好在科学家的头脑是很清醒的。

吴大猷提出：

这时的杨振宁已经先一步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吴大猷教授挑中的一批留学生中，李政道光荣入选，于1946年前往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

不得不说，这个想法还是太天真。

图|李政道年轻时

辗转之下，李政道带着吴大猷的推荐信，到了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大师费米学习。

而费米本人也有个荣誉称号“原子能之父”。

早在1942年，费米便在芝加哥大学搭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控核反应堆，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基础，李政道师从费米学习，也算没白来美国一趟。

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曾受杨振宁照顾。

之前谈到过，杨振宁比李政道更早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接到恩师吴大猷的信后，杨振宁还为李政道安排了大学国际公寓。

在恩师牵线下，李政道、杨振宁结成挚友，并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图|杨振宁

在瑞典皇家学院那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面，所有人几乎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两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瑞典国王和王后首先站起来为他们鼓掌，记者们拼了命的想要拍下他们的影像，当晚晚宴上，李政道、杨振宁夫妇都坐在第一排，紧紧地挨着瑞典国王与王后。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荣耀，也是全体国人的骄傲。

需要指出的是，杨振宁、李政道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还没加入美国籍。

图|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颁奖现场的李政道与杨振宁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当时与李政道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最终证实这一理论。

鲍利最终输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

尽管吴健雄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在1971年，为了表彰她在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授予了他爱因斯坦奖。

不过很显然，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合作没能继续下去。

图|吴健雄

首先是论文署名的问题，按照国际惯例，署名应该按照名字字母排列的先后顺序，李政道应该在杨振宁之前。

但两人第一次合作时，杨振宁提出因为自己比李政道大，所以名字应该排在他前面，尽管李政道感到很诧异，但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第二次论文署名，两人按照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后来署名的争执上升到了一个高点。

2003年7月，李政道一封公开信中称：

尽管两人就“决裂”一事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但事情的结果，最终还是只有当事人知道。

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很惋惜，如果不是因为某些缘故，两人在一起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图|杨振宁一家与李政道一家合影

李政道后来也在公开信中称：

但两人不知道的是，两个伟大科学家的分歧，会对中国的科学教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70年代后，中美关系的不断变化，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先后回国。

两人都曾与毛主席有过一面之缘。

图|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

尽管毛主席与杨振宁两人所研究的领域并不相同，但两人还是就物理学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讨。

当时毛主席问了一句“最近在研究什么领域啊”，杨振宁回答了一句：“正在进行基本粒子结构的研究。”

毛主席饶有兴趣的问起了质子是否可以分割这个话题，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一句话令杨振宁大为惊奇。

临别时，杨振宁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笑了笑对他说：

无独有偶，李政道1974年5月归国，毛主席也在百忙之中与他见了一面。

图|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李政道

一进门，毛主席就热情的与李政道握手，还问了一个让李政道也挠头的问题：

李政道不明所以，还以为毛主席要和他探讨地理知识，后来才明白，毛主席话语中还有一层领导的含义。

李政道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要和他谈到有关对称的话题。

毛主席认为对称就是平衡，平衡就是静止，静止是不重要的，动才是重要的。李政道后来回忆，毛主席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李政道也为毛主席演示了一遍对称，他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张纸、一支铅笔，然后不断调整方向，圆柱形的笔在纸上肆意翻滚，却始终没有掉落到地面上。

图|1979年，李政道访问中科院高能所

毛主席看着李政道为自己做的实验，似乎是若有所思。李政道也没有打扰他。

等到李政道回美国时，在飞机上，一位服务员递过来一个包裹，并告诉他是毛主席送他的。打开一看，里面是汤普森所写的英文版的《科学大纲》4本，而且还是第一版的，在当时已经找不到这个版本的《科学大纲》。

李政道将这套书一直保存着，晚年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总而言之，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人回国后，都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在教育上的缺失，尽管两人后来没有再就此事进行交流，但都不约而同的想要为祖国做更多的事儿。

1974年是李政道第二次回国，中科院院士张杰后来介绍：

文章中，李政道提出了一个建议：

也就是这一年，李政道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上报了《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毛主席看后，十分重视，这才有了5月30日与李政道的一次有趣的对话。

图|邓小平与李政道

比较有意思的是，杨振宁持完全相反的观点。

杨振宁认为，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中国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

两人的观点，后来也反映在了一个大型的科研建造项目上——研究建造高能加速器。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就像周总理提出了，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在接见李政道时，李政道就回顾了自己参与中国高能粒子加速器的过程。

总而言之，李政道对中国建高能粒子加速器，是持赞同的态度。

出乎预料的是，也就是李政道公开赞同高能粒子加速器的研究时，杨振宁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反对意见。

图|1984年10月，李政道、邓小平在BEPC开工典礼上

1972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高能物理的发展与展望”座谈会时，当时参会人员中，有人提出兴建大型高能加速器时，杨振宁说了这样一段话：

事实上杨振宁所提出的建议，在当时来看是比较符合国情的，尽管话说的有些难听，但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的经济状况在70年代来看，还很那说比得上美国、英国等这些发达国家。

杨振宁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人才。

杨振宁的反对，并未受到重视，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兴建大型高能加速器的“八七工程”，因为过于贪求更高水平，最终因耗资过大而不得不下马。

图|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李政道的陪同下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

似乎是只要一个人赞同，另外一个人就持反对建议。

尽管有不少的吃瓜群众，都津津乐道于两人的争执，但将两位划时代的科学家如此猜想，未免有失偏颇。

有人认为杨李之争，对中国科学发展不利。观点上未免有些狭隘，事实上两人的争论无关对错，两人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不同观点的碰撞，更能让中国科技战略决策全面。

杨振宁、李政道回国后，对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均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似乎印证了当初李政道的一句话，在两人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图|杨振宁

李政道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记者又问：

李政道点点头：

图|李政道晚年

尽管去国离乡多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依旧心系祖国，除了经常受邀回国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两位科学家还积极向中国引进高端的人才，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