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有关《清史》编修的文体之争成为了热议的话题，舆论沸沸扬扬。

清史为什么还没修出来（清史为什么还没修出来2021）

文言文、白话文都有各自的拥趸，都有一番大道理和不得不用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文言文支持者看来，采用白话文写《清史》是对史籍的亵渎、是史学的断层，对此捶胸顿足、痛心疾首；而在白话文支持者看来，在当今时代依然抱守着文言文不放，是墨守成规、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新的<清史>自然要用新的书面通用语，白话文再合适不过》一文，表明我对白话文的支持态度。但今天我想换个角度，不谈文言与白话之争，单就《清史》编修体例，谈谈我的看法。

自经过乾隆皇帝钦定武英殿刻印历代的二十四部正史以来，《二十四史》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已然“封神”。《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古代正史的统称。

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反满宣传过度的影响，清朝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准确认识和表述，清朝遗老们出于感念“皇恩浩荡”，编撰的《清史稿》又不尽如人意，清朝一直缺少一部完整的、可以传世的信史、全史。

清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统治的王朝，但清朝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史，而是古代史与近代史相衔接，这就使清朝在历史上有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这就兼备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特殊历史时代背景，是否意味着《清史》可以用一种区别于历代正史的编纂方式书写呢？

清史专家戴逸先生

我国有悠久的著史传统，先后出现过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许多体裁，每种体裁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并有自己的经典代表作。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纪传体就成为历代正史唯一的一种体例。历代正史虽然各有特色，但基本形式都没有超脱出本纪、列传、志、表的框架。

中国古代正史采用的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但却存在将史事断裂割离的缺陷，对同一件史实的叙述也并不连贯，难以贯通历史大势。

以纪传体为编纂体裁的《二十四史》在今天应该被视作一个专有名词，少一部不行，多一部也没必要，它代表着旧史的终结。《清史》作为新中国官方编修的史书，是史学界的全新篇章，为何一定要向二十四史看齐？

如果换成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新《清史》也就无所谓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而应思考为什么《清史》还要用纪传体的形式来写。

如今国家启动的《清史》，编修于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新时代，编修于世界上各种史学理论、方法与形式涌入中国并为我所用的新时代，《清史》不仅要有新内容、新观点、新文字，更应该要有新体裁。

如今我们的历史著作多采用章节体，何不在这种已为今人所熟悉的体裁上加以利用和创新呢？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22卷《中国通史》对此就做了有益的尝试，它融合了古代正史的纪传体和如今流行的章节体，分为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涉及文献资料、研究现状、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历史人物等，尽可能全面反映历史的重要方面。

序说可以看成是《简史》，综述可以看成是《通史》，典志可以看成是《专题史》，传记可以看成是《人物史》。

这种体裁，既符合当下最通行的史学著作编纂方式，使历史研究者和读者看得清晰、方便，叙事也比较连贯，同时又通过相关的传记和专题史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纪传体的优点，既全面完整、又分门别类，确实是史书编纂的一大创新。

据说新《清史》初稿有3500万字，这成为《清史》的主要“槽点”之一，对此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绝大多数读者只会选读或查阅其中的某部分内容，而并不会通读全书，因而不必顾虑篇幅过大造成阅读负担。

如果采用新的编纂方式，各部分之间既相关互补，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图书编成后分成整套、单部、单册等多种形式经销，这样可以便于读者有选择地购买、阅读和收藏。同时，数字版一定要适时推出，满足不同需要的读者群体。

我们遵循传统但也不该墨守陈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宝贵的品质。

中华书局出版的简体字版《清史稿》

就跟一修史就想到文言文一样，为何一定把《清史》与纪传体联系在一起呢？

有人说，历代正史都是纪传体，单单《清史》不用纪传体，那史学不就从此“断层”了吗？其实这很好办，文言文的《二十四史》可以自成一个体系，白话文的《清史》乃至《民国史》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这又有何不可？

《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古代的二十四部正史，新修的《清史》和未来的《民国史》没必要非得塞进去接续《二十四史》不可，一定凑成《二十五史》、《二十六史》才罢。

《二十四史》是旧史的终结，《清史》在编纂体例上完全可以推翻旧史的框架和束缚另起炉灶。文言文、纪传体，这些老黄历，也该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