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火器发展史上最具突破性的鼎盛时代，但明代火器绝非世界之最。虽然典籍中有不少对明代火器威力如何巨大的夸张记载，但在缺乏实物佐证的情况下，只能作为参考，不能视为定论。实际上，同一时期的欧洲战争频繁，火器发展同样突飞猛进，传到亚洲后甚至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中国虽是火药发明国，但到了16世纪，西洋的火器已是后来居上。

明前期火器战功显著，很大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骑兵，但当大明军队在海上与西方殖民者遭遇时，才愕然发现对方手中的武器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火药母国完全不占优势。明朝官方对这些自西而来的不速之客印象颇深——“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曰佛郎机”（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明代“天字”铜火铳，铸于明永乐年间，现藏首都博物馆。永乐帝朱棣对于火器颇为重视，他在位期间，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神机营

黑田长政（黑田长政为什么被称为坑爹货）

戚继光的武备革命

正德、嘉靖时期西器东来，带动中国火器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如佛郎机这种后膛炮与子母铳设计，在技术层面上引起了一些具有远见的中国官员、将领的重视，并根据其特征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炮架等装置，让其从水上利器转为陆地上的攻城火炮，而后又迅速结合中国本土战车，发展出车载佛郎机等具有后来近现代火炮特征的重型火器。

16世纪，我国仿制的佛郎机。佛郎机是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明人对欧洲传入一种火炮的称呼，由“佛郎机人”演变而来。这种炮使用子母铳设计，能连续开火，性能优于我国传统火铳

另一方面，明人对佛郎机从最初的仿制到大量生产，其间也创造出各种佛郎机的变体，如陕西三边总制刘天和总结明军与蒙古军队战术上的差异，结合新火器的特征，研发了体量较小、便于携带的“流星炮”；宁夏总兵张泰则发明了注重灵活、能够转动射击方向的“旋风炮”；戚家军中更是装备了一种类似后来迫击炮款式，是以曲射为主的小型变体佛郎机。这种火器适用于山岳、森林和水田等有碍大炮机动性的战斗地域，因炮体固定后很像一只猛虎蹲坐的姿势，故得名“虎蹲炮”。

明代虎蹲炮，为中国古代一种小型身管火炮。据说是名将戚继光为了反制倭寇的火神枪，将原有火炮改进而成，因外观如同猛虎蹲坐，而沿用了宋代抛石机“虎蹲”之名，后为明军重要制式武器

明嘉靖年间，我国涌现了一批欲“师夷长技”，将西洋火器结合中国本土情况，研究出一套适用战法的优秀将领。民族英雄戚继光就是其中佼佼者。相比较为笨重的佛郎机，戚继光更推崇轻便的鸟铳，他认为“诸器之中，鸟铳第一”。鸟铳是当时由西洋传入的火绳枪，因能射落飞鸟而得名。由戚继光等人训练出的南军，军中一名鸟铳手就配备鸟铳1支、铅子（子弹）200枚、火药4斤、火绳3根。在齐装满员的情况下，南军步兵营有2700人，鸟铳手就达1080人之多，占编制总数的40％。戚家军甚至还研究出长短兵器互助结合，冷热兵器搭配使用的鸳鸯阵，创造了台州大捷等战例。而鸳鸯阵也成了近距离作战中，火器与冷兵器结合使用的战术典范。

戚继光不仅对于火枪系火器运用得炉火纯青，对佛郎机这样的火炮系火器也同样重视，他曾说：“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器，其车上、城必用佛郎机。”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佛郎机后膛装填的设计，让其射速远远高于传统火器，但他也深知佛郎机“其体重，不宜行军，北无车营，只可边墙守城用之。今有车营，非有重器，难以退虏冲突之势”。

作为对南北攻防作战都有经验的将领，戚继光认为佛郎机是击溃北方善于骑射的蒙古骑兵万马冲锋攻势的关键武器，但威力巨大的佛郎机往往体积也很大，十分笨重，导致它至少有三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一，由于火器本体太重，行军与敌人遭遇往往来不及填充火药。其二，如果预先填装火药，火药一旦受潮，不仅会在炮膛内结块，而且也会导致火门生锈。其三，炮弹发射后，再填装必须清洁炮膛，以免残留火药引发爆炸，但因炮体太重，清洁时所需人力众多，战况紧急时更难以实现。

戚继光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解决之道——火器与战车结合。以戚家军使用的“无敌大将军车”为例，“无敌大将军”也是一种重型佛郎机变体，戚继光借鉴了葡萄牙后膛填装火炮的子母铳设计对我国火器进行改良，这样一来，在作战时可以预先填充三门子铳，发射完毕后以一人之力就能取出，而并装入新子铳。由于子铳长度较短，填装操作也相当容易，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火药填充问题。

虽然子母铳设计会缩短火炮射程，但其对实战应用效率则大为提升。至于火器重量问题，戚家军则专门为“无敌大将军”设计了一款双轮炮车，将火器载于双轮炮车之上，不仅便于运输，而且作战时还能利用炮车上的枕木来调整射击角度，这种车载佛郎机也被称为“无敌大将军车”。

西方军事理论对于搭载火器的战车推崇备至，而戚继光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的设计，在当时可以说与世界先进的火器战法接轨。万历年间，京营将领何良臣在其著作里准确道出古老战车与新兴火器结合的意义：“阵而无车，犹身之无甲，故车者为军之羽翼……昔者以弩卫车，今则益以烈火。弩有毒药，火有神方，而车有异制，其功固十倍于古人，又昭然可见也。”（《阵纪》）

抗日援朝：东亚枪炮大决战

戚继光等优秀将领进行的一系列火器武备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几十年后将在一场东亚国际战争中大显身手。万历二十年（1592），刚完成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带着“入唐”野心发兵侵略朝鲜。承平已久的李氏王朝军队面对经历了日本战国磨炼出的精锐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日军一路向北，轻取平壤。丰臣秀吉麾下名将，名列“贱岳七本枪”之一的加藤清正甚至在七月一度率军推进到朝鲜最北端的会宁，而后越过图们江——这意味着日军从朝鲜入侵到中国的领土！面对来犯之敌，明廷决定抗日援朝，派远征军入朝作战。这场战争也成为16世纪东亚火器发展成果的一次展演与对决。

《车铳图》第三页，明，赵士桢撰。该页展示了百子佛郎机、子母铳、连铳等几种明代后期火器。赵士桢是晚明时期的军事发明家、火器研制专家，著有《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著作

经过战国时代的洗礼，日本火绳枪（又称“铁炮”）的发展水平要优于中国，朝鲜军被日军铁炮打得闻风丧胆，就连镇守釜山的高级将领郑拨也命丧铁炮之下。入朝作战之初，中方吃了不少苦头。那时战争刚爆发，明帝国就派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先头部队入朝抗日，试图帮助朝鲜收复平壤。战斗爆发时由于天降大雨，明军辽东边军装备的传统三眼铳失去作用，基本只能当大铁锤使用。辽东游击史儒率部冲锋，占据制高点的日军铁炮齐放，史儒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同僚张国忠、马世龙也相继阵亡。统帅祖承训仅以身免。

万历二十年深秋，无情的战火在朝鲜已燃烧了整整半年，朝鲜国王李昖却在兵荒马乱中仓皇北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带着山河破碎之忧、种族沦亡之惧的李氏王朝君王李昖，焦虑地等待着唯一的救命稻草——明朝援军主力的到来。十一月初十，焦虑的李昖终于等来明朝山西潞安府同知郑文彬带来的信件，李昖得知“李将军、宋侍郎已出来”，明帝国派遣的援朝大军已开拔。宋侍郎即经略宋应昌，而李将军则是提督李如松，这也是朝鲜方面第一次得知李如松率兵前来的消息。不久后，朝鲜派往中国请求援军的郑昆寿归来，告诉李昖关于明朝这次援军的数量宣称10万人，实际也有6万人，是之前的近20倍。

鉴于初次入朝失利的教训，李如松在反攻平壤时总结经验，不仅调集大量将军炮、虎蹲炮等西洋火器到战场，同时李如松的部队中，除了李家的亲信部队辽兵和朝廷在九镇调拨的九边军之外，还有一只非常有抗倭经验的部队，即南军。这支部队大约11000人，源流是当年戚继光为了治江浙倭乱，专门针对倭寇作战特点而训练出来的浙军，他们以步兵为主，但装备了大量火器，尤其擅长使用鸟铳等新式武器。这支部队中的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叶荣邦等将领都深谙火器战法。与第一次平壤战役相比，这次李如松的进攻部队大约在3.3万至3.6万人之间，火器完备，兵力大增，对平壤城志在必得。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随着李如松发布总攻命令，士气高涨的四路大军同时发动进攻，各种型号的佛郎机炮百炮齐发，平壤城烈火冲天。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明军攻取平壤时使用大量火器，“俄而发大炮一号，各阵继而齐发，响如万雷，山岳震摇，乱放火箭，烟焰弥数十里，咫尺不分”。日军虽有铁炮（火绳枪），但在明军的重火器面前却显得逐渐力不能支。不过这些战力经验丰富的鬼子兵仍旧负隅顽抗，用铅丸、滚水以及大石从城上抛下攻击攻城明军。李如松见攻城受阻，当即跃马出阵斩杀一名退却逃兵，并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明军见主帅身先士卒，军心大振。在这一场有进无退的攻坚战中，南军的表现尤其英勇。他们本就有一套抗倭战法，加上火器先进，士卒骁勇，很快取得压倒性优势。攻城过程中，南军将领吴惟忠胸口被日军铁炮击中，危在旦夕，仍负伤坚持指挥作战。骆尚志也在攻城过程中冲锋陷阵，率部登城时被日军巨石击伤脚部，依旧不退却。一鼓作气的浙兵毫无悬念地成为最先登上平壤城头的明军，他们将日军旗帜拔掉，又插上明军旗帜，鼓舞后继者奋勇杀敌。进入城中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李如松又下令佛郎机等重型火器向城中进行覆盖式轰击，顷刻间炸声震天，焰烟蔽空。

日军主将小西行长退入练光亭指挥剩余日军继续顽抗，李如松则发挥了他一贯勇猛的作风——一骑当先，身先士卒。但危险也随之降临，一名日军的铁炮瞄准他开枪了，弹丸击中了李如松的坐骑。马失前蹄，身为主将的李如松坠入马下，所幸未被铁炮击中，避免了大将阵前亡的悲剧。李如松被部下救起后，对于战事丝毫没有松懈，立即指挥明军将日军据守的几个点重重围困，随后又派人传话小西行长，令他投降。小西行长很快回话，表示愿意撤兵，退出平壤，得到了李如松允许。当天夜里，小西率领残部逃出平壤，明军也默契地没有追击。正月初九，李如松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平壤城，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中朝联军阵营取得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捷。

这一战，明军各种型号的佛郎机炮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日军的火枪系火器“铁炮”虽然优于明军，但在明军的火炮系火器佛郎机的碾压下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只得退出平壤。

明代火铳兵复原模型（左），一人手持传统三眼铳，另一人手持鸟铳；明代车载佛郎机复原模型（右），形制参考戚家军“无敌大将军车”。这是一款双轮炮车，不仅便于运输，而且作战时还能利用炮车上的枕木来调整射击角度

明军火器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另一场战役是碧蹄馆之战。攻克平壤后，李如松挟胜利之威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四郡，奠定了战争大局。可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七日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斗。这天，乘胜长驱的李如松率领数千家丁探路，至位于汉城以北15千米一座小山丘上的碧蹄馆时，忽然遭到几万日军重重包围，此役日军方面如黑田长政、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战国名将皆倾巢而出。

遭遇战爆发时，南军的火器部队并未跟随，李如松身边只有最亲信的数千家丁。主帅遭到重重围困，性命危在旦夕，而这些平时待遇最好的家丁部队也的确发挥了忠勇护主、血战到底的精神。据朝鲜方面史料记载，战斗爆发时李如松与其手下“全无器械甲胄，徒走搏战。提督与手下骁将数十人，亲自驰射，势不能支”。陷入危境的李如松且战且退，而那些平时保卫家主的家丁部队也死伤惨重，家将李有升也在此役中壮烈殉国。眼看李如松就要被日军所俘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赶到，副总兵杨元调来一个炮营，凭借先进的佛郎机炮轰开一条血路，救出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明军火铳技术虽逊于日军，但这些重型火炮却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朝鲜战场上的东亚火器大较量中，长于“火枪系”作战的日军终究不敌善用“火炮系”作战的明军。两者之别，正如朝鲜大臣李德馨向国王李昖描述：“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明军）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言状；响彻天地，山岳皆动……”

有明一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官僚与优秀将领，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火器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风云诡谲的政治漩涡中，这些人鲜有善终。北京保卫战善用火器击败蒙古骑兵的功臣于谦，后来被复位的明英宗冤杀；创下无数辉煌战绩、将火器与冷兵器结合作战发挥到巅峰的名将戚继光，竟落得个罢免回乡的凄凉晚景；万历年间的武器专家赵士桢，一生中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著成《神器谱》《续神器谱》《神器谱或问》等论著，却也因此开罪小人，郁郁而终。至于那个为大明帝国训练出东亚第一炮兵部队的孙元化，被俘后并未死于后金之手，而是在释放归来不久，因党争而遭首辅温体仁等人诬陷，含冤而亡。随着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轰然倒塌，自嘉靖以来百余年的火炮武备革命终成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