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性是儿童、青少年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行为，其发展既影响儿童人格与品德的发展,也是个体社会化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心理学家对攻击的科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对攻击性质的认识仍存在分歧。关于攻击获得和发生的机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习性学家劳伦茨认为,攻击是人类和动物的本能；班杜拉则认为,儿童的攻击是一种习得的社会行为；多拉德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曾提出过著名的挫折攻击假说等。近几年，国内有关儿童攻击性也做过大量研究，理论解释多基于本能论、习得论、挫折攻击及社会认知假说，但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儿童、青少年的所有攻击性表现。精神分析学说，特别是现代精神分析的发展也对攻击性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温尼科特的攻击性理论就是在精神分析学界极具特色并极富影响的理论之一。

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 1896—1971)

英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是当代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40多年的工作中，他亲自咨询和观察了6万多对儿童和父母，获得大量临床经验，创造了独到且“另类”的精神分析理论，在精神分析学界独树一帜。

他的理论的核心是早期母婴关系的“促进性环境”对儿童人格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环境的影响使他显著区别于那些更为关注儿童内心冲突的客体关系理论家，使他的理论别具特色。他的攻击性理论同样强调环境与自体发展的交互作用，他视原初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是情绪发展的核心，对攻击性表达的干扰会危及心理的成熟，他把原初攻击性看作是一个与爱同等重要的发展性力量。与原初攻击性概念紧密联系的还有客体使用、反社会倾向等概念。他的理论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儿童的攻击性及其发展。

攻击性概念的延展

在精神分析学界，攻击性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的论文中提出了单独的攻击性驱力的概念，并提出了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理论。克莱因对婴幼儿的工作使她放大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她把攻击性视为死本能的体现。克莱因认为，攻击性等同于嫉妒、恨和施虐，所有这些都是死本能的体现。既然死本能是先天的，那么攻击性、嫉妒、恨和施虐也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

温尼科特虽然也把攻击性视为是先天的，但他很明确地反对死本能的观点。他认为，嫉妒、施虐和恨是婴儿情绪发展的标志，是在与外部环境产生联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温尼科特的攻击性理论认为，正是外部环境影响着婴儿处理其先天攻击性的方式。他曾经用过这样一个比喻，“谁能说出火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他认为，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攻击性作为一种有用的能量整合进个体的人格之中，参与工作与游戏，但是在不够好的环境中，攻击性就会变成暴力与破坏性。

在温尼科特看来，攻击性等同于活力与动力。他认为攻击性最早的证据是，在子宫里或在母亲怀抱中，婴儿先天的攻击性在与母亲的接触与对抗中得到了表达，它还存在于热切、贪婪的吮吸与咀嚼中。随着婴儿的成长，攻击性的性质在改变，这一变化完全依赖于环境的种类，在够好的养育与促进性环境中，儿童的攻击性逐渐得以整合，如果环境不够好，攻击性则以破坏的、反社会的方式显示它自己。如果母亲在受到婴儿攻击后能够幸存，这会让婴儿认识到，母亲不是他的一部分，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因此攻击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性的力量。如果母亲不能应对婴儿对她的攻击，尤其是当她报复的时候，这时候所发生的破坏性，就会成为儿童人格中的一个特征，儿童可能通过抑制攻击或将攻击转向自身来对此进行防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温尼科特提出，在临床情境中，越是具有攻击性的儿童就越健康。

总之，温尼科特把攻击性视为一种生命的力量，而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将其视为死亡的力量，也不像克莱因那样将其视为压倒性的破坏性的力量。他视攻击性为一种潜能，一种儿童生来就具有的构成性要素。这一潜能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依赖于环境提供的功能。可靠的促进性环境使儿童向健康地表达攻击性的方向发展。但是不够好的环境会使儿童产生过度顺从或反社会的破坏性攻击的反应。

在温尼科特的工作中，攻击性的概念逐渐在其情绪发展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理解其他重要概念的关键，如“反社会倾向”、“创造性”、“客体使用”、“够好的母亲”、“过渡性客体”、“真实与虚假客体”等。

原初攻击性

儿童攻击性的三个发展阶段温尼科特在《与情绪发展有关的攻击性》（1950—1954）一文中提出，攻击性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是无心的攻击，在这最初的阶段，攻击性有目标，比如，想吃、想动、想咬乳头，但是没有伤害的意图。第二阶段是伴随担忧或内疚的人格的整合，类似于克莱因的抑郁样心态阶段。第三阶段是人际关系和冲突的阶段，既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这一阶段的攻击性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对象。

攻击性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温尼科特研究的重点，这是弗洛伊德和克莱因从未涉及的。他区分了原初攻击性(primary aggression)和反应性攻击性(reactive aggression)。前者是无心伤害的，是原初爱的表达；后者是在自我组织的整合能够满足愤怒、恨等情感的存在之后出现的，其攻击性是有目的的，并且是有意的。沃克（1998）认为，“对温尼科特来说，邪恶、罪恶、残忍或破坏性的观点以及谋杀、暴力的观念在先天攻击性的概念中是没有空间的。”温尼科特认为，攻击性的概念首先不是与嫉妒、愤怒、施虐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婴儿活动的一部分，它导致了对外在客体的发现，这种攻击性就是原初攻击性。

原初攻击性的性质温尼科特把原初攻击性当作既不是一种本能，也不是任何破坏性的冲动。他指出：“在人格统一之前，就有攻击性”，而且“一种原本意义上的攻击性，几乎总是与运动性同义。”婴儿的攻击性并不是有意在破坏或伤害。对于温尼科特来说，生命之初的攻击性，是“原初的爱的表达的一部分……原初的爱的冲动（伊底）具有一种破坏性，尽管破坏不是婴儿的目的—因为这种冲动是在他还不知道怜悯的时候体验到的。”在成长的最初阶段，攻击性是婴儿的自然爱好的一部分，温尼科特称这种爱好为“无心的目的”，在其中婴儿的兴奋的爱包括着对母亲身体的一种想象的攻击。

他主张运动性(motility)是攻击性的前身，并相信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发展动力，这动力有一种特殊的攻击性，能够用来描述胎儿的运动及婴儿的手抓和咀嚼动作，这些动作最终都变得有攻击性。在健康的时候，这种“潜在的攻击性”大多与婴儿的本能经验、与每个婴儿的关系的模式混在了一起。这种不被称作本能的“潜在攻击性”相当于一种发展的潜力，更多地被看作是生命的证据。但是它必须被包括进婴儿对本能关系的能力中去。它们是不同的力量，需要融合到一起，与客体发生关系。否则这种潜在的攻击性就会被分解或体验为人格中的一种异常的力量。破坏性是尚未被关系规范过的攻击性；如果它孤立地存在，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背景，它就是无意义的。

温尼科特认为，在成长的最早阶段，一个原本统一的“生命力”分裂为两种因素：得自于对立面的攻击性因素和得自于赞美的爱的因素。只有通过攻击性要素，与他者的关系才能够存在。他发现“爱”和“攻击性”会将对象卷入两种极为不同的关系之中。当对象被主观地感知或者个人化地创造时，可以完成爱的体验，饥饿的婴儿幻想着一个满足的对象，而这对象因为及时到达，似乎作为他自己的创造而从属于他。相反的，正是通过攻击性要素，婴儿才确立了一个独立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世界通过违抗他的意愿而向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其自身界限的定义。“在早期阶段，当‘我’和‘非我’正在建立的时候，正是攻击性要素更为确定地驱使个人产生对一个外在的‘非我’或对象的需要。”通过早期阶段的爱的要素，婴儿和他的欲望的对象似乎化而为一了；而攻击性要素则满足了一种分化的欲望。攻击性要素要求有外在的对立面，以使成长成为可能。对温尼科特来说，生命力和真正活着的感觉明显地与攻击性因素相连。他还进一步认为，攻击性就是自发性(spontaneity)。正是外部对象的敏锐的对立，激起了成长所必需的攻击性。正是攻击性要素使得全身心的本能体验成为可能，而这种体验也由母亲予以满足。

原初攻击性对于成长的意义能够客观地感知世界的婴儿已经产生了客体从其原初攻击性中幸存的体验，这就意味着客体没有变化，没有通过拒绝或惩罚进行报复。不够好的母亲以及不能对婴儿的自发性动作予以反应的母亲没有存活，结果打击了婴儿的情绪发展。这种打击的一种结果是婴儿处于发展出顺从、虚假自体的危险之中。母亲对儿童攻击性的宽容使温尼科特得出了一个论断：“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起来以便能够发现他本性中最深刻的部分，必须有人受到蔑视甚至有时受到憎恨，而无须担心关系有彻底破灭的危险。”他的意思是，一种公认的或许是内在的不服从，在儿童那里有着成长上的必要性，它必定会具有攻击性，但是这种攻击性与个人成长的动机息息相关。

客体使用

客体使用的内涵温尼科特提出了一个极具创造性又极具争议的概念——“客体使用”(object usage)，这是在他后期论文中引入的一个概念，是为了探究攻击性在主观全能和客观现实的过渡中的地位。在主观全能中，婴儿“无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吞时又毁灭它。从婴儿主观性之外的视角来看，这种体验需要母亲交出自己并能在被使用后存活。渐渐地，婴儿开始觉察到受到他的破坏又生存下来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全能创造、破坏和继续生存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为婴儿建立某种外在感，一个自存的、在其全能控制之外的真实的他人。

如果母亲经过婴儿的使用不能存活，如果她退缩或崩溃或反击，婴儿一定会以他自己欲望的完整体验为代价，过早地注意外在，会感到危险。结果是婴儿害怕需要、使用他的客体与成人，伴随着对欲望的不合理抑制。在温尼科特的观察中，成人之爱也需要周期性的相互的客体使用，每一方都听从于自己内在需要的节奏和强度，而不必担心另一方在被使用后的可生存性，正是另一方牢固坚实的耐久性使个体与自己的激情进行充分、强烈的联系成为可能。

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客体使用理论的中心假设是，源于自然成熟过程以及与够好的环境交互作用的个体使用客体能力的发展，允许儿童离开他自己的投射——内射机制和全能幻想的内部世界的有限疆界。起初，婴儿仅仅体验到主观客体（subjective object），慢慢地，通过过渡性体验（transitional experience），从与客体发生关联（object relating）发展到客体使用。过渡性体验发生于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或者主观客体与真实客体）之间所体验到的中间领域，这是婴儿创造的世界，它既非内部的也非外部的，就像婴儿既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也没有与她分离。它处于开始内部生活和开始能够意识到外部现实之间的分界线上。

与客体发生关联要求运用投射机制，客体是有意义的，但是还没有被体验为完整的他人。主体仍然是孤立的，没有意识到客体是有着自己权利的独立个体。而客体使用包括“接受客体的独立存在，接受客体一直具有其特性的现实”。客体必须被客观地认识，必须属于可分享的现实。温尼科特这样描述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的过程：“‘主体与客体发生联系’之后是‘主体破坏客体’，然后可能是‘客体幸存于主体的破坏’”。如果客体得以幸存，即客体被攻击后，在性质和态度上没有改变，也没有报复，那么儿童现在就能够使用客体了。客体有价值，因为他幸存了，他有自己的生命。客体使用是客体在幻想中的毁灭以及在现实中的幸存。

这一观点颠倒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反应性攻击，反应性攻击被视为与现实对抗或冲突的反应。温尼科特认为，幻想的破坏性参与了建立现实的过程。儿童体验到了他的全能控制的局限，意识到了客体是一个完整的他人，在他的（主体的）边界之外。

温尼科特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尽管我正在使用破坏（destruction）一词，但是真实的破坏产生于客体不能够幸存。如果没有客体的失败（不能幸存），破坏依然具有潜能。破坏一词还是需要的，不是因为主体的破坏冲动，而是因为客体倾向于不能幸存。”

可以看到，尽管温尼科特接受了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观点，但他关于攻击性的本质与内涵迥然不同于克莱因的观点。对他而言，破坏性和客体的幸存导致了对现实（存活的外部客体）的确认和对内部客体与外部客体的区分。

在温尼科特看来，破坏性具有积极的价值。如果自我首先是通过认可而变得真实，那么客体首先是通过攻击性的破坏而变得真实。客体遭到破坏而事实上却承受住了破坏，这就使得客体位于儿童权力控制之外。如果客体承受住了主体的全部破坏，而且还不进行报复，那么主体就能够把客体看作是超越于他的力量而完全真实的实体了。客体正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了自己的自立和生命。

由此可见，在温尼科特那里，破坏性是一种成就，因为儿童冒着攻击性的危险，体验到了客体的幸存，也体验到了自己全能感的局限。破坏性是一种成就，还因为它意味着对矛盾情感的容忍，并接受个人的攻击性。承受攻击和破坏的客体要有弹性而不是相斥性，能够承受住攻击又不报复。那些被剥夺了这种重要的早期经验的病人，需要精神分析来使他们发展出一种使用客体的能力，治疗的关键就是精神分析师对病人攻击的承受。

反社会倾向

反社会倾向是与攻击性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温尼科特认为，反社会行为，如偷窃、吸毒等，表示在相对依赖阶段环境的失败。反社会倾向表明，婴儿在绝对依赖阶段曾体验到够好的环境，但是后来它缺失了。

战时疏散的经验温尼科特对反社会倾向内在含义的发现开始于二战期间的工作，他那时任政府疏散项目的精神病学顾问，在对战时儿童的疏散工作中，温尼科特观察到了一群“反社会的”孩子，他们由于战争被迫中断与以往环境的联系，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做出很多反社会行为。带着深刻的洞察力，温尼科特提出了反社会倾向的理论，认为儿童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如偷窃、破坏、撒谎、争斗等行为最初表达了被剥夺儿童的一种无助感，他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以填补良好环境连续性的断裂，这种反社会行为是向养育者发出的求救信号，是对环境失败阻碍情绪发展的一种补偿。这一经历对温尼科特的影响使他在战时与战后作了很多讲座与广播讲话，探讨了分离、家庭生活剥夺与反社会倾向之间的联系。很多讲话在他逝世之后集结成书，名为《剥夺与犯罪》(1984）。

当然，应当看到，反社会倾向作为一个概念不仅与战时的疏散者有关，而且与社会以及那些没有在情绪发展的关键阶段经历过抱持性环境的所有个体有关。

犯罪与正常的反社会行为

1946年,温尼科特对法官们的一次讲座谈到了“青少年犯罪的一些心理学问题”，他通过引入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想向法官们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反社会行为是潜意识交流的产物。他认为,一个正常儿童在婴幼儿期，如果对父母有信心，会想尽一切办法表现出反社会倾向，做点坏事，而父母对儿童原初攻击性的反应是核心。如果父母容忍了婴儿的攻击性，就会促进婴儿成长的能力。没有给予边界的儿童会感到不自由，相反，他会感到焦虑。如果这种反社会行为的潜意识交流没有被环境所理解，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就有发展为犯罪的危险。反社会倾向代表着被剥夺儿童的希望，是向环境发出的S.O.S，希望断裂的环境可以连接起来，而对于犯罪者，希望已经丧失，心理治疗就已经太迟了。

偷的需要温尼科特有一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认为儿童对环境的信心的增长反映在他越来越愿意表现得有问题，比如，他可能很愿意来一次小的偷窃，他需要知道环境是否能够承受他。儿童在新的条件下表现的反社会行为是对他的失落和被剥夺做出的完全恰当的反应，而且事实上是儿童情感处于正常状态的一种表现。那些以相对轻松的心态适应新环境的儿童，是遭遇到了更为彻底的绝望；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的被疏散儿童，往往问题更严重；有症状的儿童至少还相信环境有变好的可能性，即有问题的儿童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受到伤害的程度吸引人们增加对他们的适应，这事实上迎合了他们的需要，有反社会倾向的儿童是在努力重新找回他曾经拥有的美好东西。处理这些反社会行为，最主要的是要提供一个关爱的、逐渐增加自由度的稳定的环境。

反社会倾向意味着希望。缺少希望是被剥夺儿童的基本特征，当然，他们并非总是反社会的。在希望期间，儿童显示出反社会倾向。这对社会来说很尴尬，如果是你的自行车被偷了，你也会很尴尬，但是旁观者可以看到在偷的冲动之下的希望。

因为反社会行为在大多数人中激起了怨恨和愤怒，温尼科特强调理解的重要性，要理解这是一种深刻需要的表达，成人要能够意识到它的含义。

反社会倾向与精神分析反社会倾向的概念打破了精神分析的情绪发展理论的基础。之前，弗洛伊德将犯罪归因于与俄底浦斯情结相关联的潜意识的内疚感，罪犯实施犯罪是为了减轻不能承受的潜意识的内疚感，外部的犯罪是分散了幻想的内部的犯罪——弑亲或乱伦。而温尼科特则强调外部环境对于实施犯罪者的重要作用，其病因起源于早期的母婴关系。剥夺的发生是婴儿在相对依赖阶段必要的自我支持丧失的结果。反社会行为是“逼迫”环境变得重要。

温尼科特的攻击性理论认为，攻击性是一个成就，没有攻击性就没有爱，没有主体，没有客体，没有现实，没有创造性，攻击性引领了创造性地生活和体验真实性的能力。对我们而言，不仅看到儿童的攻击性表现，更重要的是要善于解读儿童攻击性表象背后潜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