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天水围的悲情迷雾

——从《天水围的夜与雾》看香港的新移民和贫困社区

注：本篇为我所选的“贫穷与社会发展”专业课的期中作业，所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影评，有些额外的分析自动屏蔽即可。

但凡是底层社区，几乎都逃不出被标签化的命运。贫穷、无知、暴力、犯罪——总之大多不是正面的东西。媒体在这其中自然发挥了不少作用。这些负面的消息再配合上夸张惊悚的标题，对陷于平淡无奇的市侩生活的香港市民来讲足以作为好长时间的谈资了。

天水围自然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悲情市镇不仅是一个社区标签，它事实上已经盖到了大多数社区成员的身上。当人们在意的是一种现象、一种对于结果的描述，这样的标签化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执着于现象——何况是经过加工和筛选的现象——那么我们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就只能跟大多数香港媒体一个水准了。要想解析社会问题，我们应该去探寻现象背后的现实，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因此在本文中，我将尝试从香港新移民女性和香港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结合《天水围的夜与雾》的电影剧情来分析"伦常惨剧"背后的关于贫穷的社会问题。

一、"悲情市镇"的前世今生

讨论现实背后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先把现实还原出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佩戴着"悲情都市面纱"的天水围的前世今生。

天水围位于香港西北部，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人口达近30万，是香港目前较大的底层社区。1982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收购了天水围的这块土地。香港政府原本打算将这里开发成一个繁荣的新市镇，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加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而来，原来的天水围居屋计划取消，天水围社区逐渐被改为公屋，大量的新移民和本地低收入者涌入其中。如今，天水围社区几乎85％都是公屋。

天水围的人均收入只有8000港币左右，大大低于全港的平均水平。天水围内存在着大量的无业人员（高傲的保守派看到这个自然会兴奋的想到：啊，又是一帮懒虫）。实际上，这里的居民大多有很高的就业热情。原因在于，居住在天水围的居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多只能从事较低的体力劳动。而由于规划问题，天水围的周边工作岗位不多，前往市区工作通勤成本又很高（前往市区的单程地铁票费用就需要20港元左右）。

因此，天水围就像一座牢笼，困住了前来的底层居民。他们整日被经济问题和社会排斥所困扰。社区里频繁被曝出自杀、恶性犯罪和伦常惨剧。这些社会问题和恶性事件在被媒体大肆报道之后，逐渐为天水围戴上了"悲情市镇"的面纱。

二、香港的新移民

（一）什么是新移民？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而其所表现出的繁华，又对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大陆人充满了吸引力。至少在2000年以前，香港在大多数大陆人的心目中是繁华都市的灯塔、奋斗打拼的理想地。

而影片所反映的则是一个更为特殊的移民群体——新移民。新移民，香港回归之后又被称为新来港人士，主要是指1979年以后通过中港家庭团聚计划，以"单程证"来港的大陆人士。不同于来自精英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底层，并且来港后又再次被固定在底层。

（二）新移民中的女性

香港当局为了控制移民的流量规模自1995年起确定每天从内地进入香港的配额为100人，其中60个名额给小孩，30个名额给配偶，剩下的60个名额之中，配偶具有优先权。这一移民政策决定了其后妇女和小孩成为新移民的主体。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7前往香港的移民中中40％左右是25—44岁的妇女，她们以配偶身份定居香港。

影片中的主角王晓玲就是这一类新移民妇女的典型。我们会发现新移民与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大量的农村女孩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其中有许多都投身于服务业中。这个行业的女孩经常会接触到向剧中李森这样的来自香港的"土豪"，他们在大陆挥金如土，俨然一幅成功人士的模样。同时，他们的香港背景又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话语中的港台富商的形象。要是他们再加上些甜言蜜语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虚无缥缈的美好保证，那将这些内地偏远农村来的小姑娘骗到手那简直易如反掌。许多新移民的妇女就这样被带上了当"香港阔太太"的前程似锦的不归路。

取得居留权并来到香港之后，她们要面对的不是温馨富足的家庭生活，而是残酷的现实。她们会发现他们的丈夫并没有那么有钱，甚至连工作都没有。她们发现这里物价高的令人惊讶；她们的家住在离繁华的中环很远的公屋里，家里的家具并不比自己曾今住的出租屋要好多少。她们发现在这儿语言不通。她们发现为了养家自己得要出去找工作了，但语言不通、没什么文化的自己只能干些体力活。总之，自己依旧沉在社会的底部，只不过换了个地方罢了。

如果她们的丈夫还能像以前那样的温文尔雅、善解人意，那么或许生活也不至于会太惨。然而有许多像晓玲一样的新移民的女性会发现自己的丈夫自从自己来香港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他变得易怒、脾气暴躁、甚至对自己和孩子进行言语威胁或是拳脚相加。

如果她们在香港还有些其他亲人朋友，可以时常联络一下感情、在生活上互相资助那也还可以有些帮助。或者，这些新移民妇女能在自己组成小团体互相支持也是不错的。可惜主人公王晓玲没有获得任何"如果"的支持。

总之，新移民中的女性在香港面临着各种困难。她们往往面临着经济压力、家庭压力、人际压力的精神压力甚至家庭暴力的身体折磨。

三、香港的社会保障

前面我们说到，新移民妇女由于其特殊身份容易缺水社会的非正式支持，诸如家庭、群体等。但我们还可在加上一个如果——如果还能有正式的社会支持——那么情况也许也会好些。这就必然将我们的讨论引向香港社会保障制度。我不打算在此展示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貌，只是截取了几个我认为跟我们主题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

（一）低供给、基础性的福利政策

香港政府是奉行低福利政策的。这跟香港作为金融自由港是有直接关联的。

首先，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的人群并不多，只面对收入较低的人群。2001年香港综援计划受助个案数目为242000宗，仅相当于香港总人口数的3．6％。

其次，香港政府的干预首先从住房开始，而后是福利服务，然后介入收入保障和医疗服务，而且在收人保障方面干预的力度较小。

更重要是的是，新移民女性是连这样低水平的社会福利都无法享受到。她们获得了居住权，并不表示她们获得了取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影片中王晓玲申请综援以脱离李森的尝试就被"居住满七年"的要求拒之门外。很显然，新移民的社会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而初来乍到的她们在没有别人（配偶、邻里、社工等）的帮助下也没法了解到复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申请制度。

（二）传统的福利观：强调家庭

接着上面的话题，如果有他人的帮助和介入，新移民女性一定有机会改变贫困的现状了吗？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否则王晓玲也就不会落得最后的悲剧下场了。

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真正原因我认为不是如此），形成了一种特别重视家庭作用的社会保障观。香港政府特别重视家庭福利服务，而家庭福利服务的整体目标是"保存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并加以巩固，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使每个人和他的家人可以避免发生个人或家庭的问题"。家庭要真正成为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的机构并起到"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的作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权力和资源会在家庭成员之间较为平均的分配。这个假设在很多情况下，特别底层社区的家庭中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在家庭关系和谐的中产阶级们看来这假设或许没什么问题）。妇女和儿童很可能会在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影片中王晓玲和两个女儿很明显没能被公平的分配资源。

其次，过多强调家庭的完整性实质上是对受到暴力和不公正待遇且有自立生活能力的女性的伤害。女性（及儿童）如果已经在原有的家庭中受到严重的资源剥削和暴力威胁，那么维持家庭完整性来促进福利就是南辕北辙。在我看来，结局会如此血腥的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四、总结与反思

看来文章开头的人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要发一串莫名其妙的牢骚。其实整一个开头实质上是一种批判：不仅仅是针对港媒，更是针对电影本身。许鞍华的表现手法最终落入俗套，把重点引向了猎奇性质的"伦常惨案"，给人们留下最深刻映像的东西变成了李森的心理变态（当然我相信许大妈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人们也就不难将天水围想象成一个充满着这类心理变态的底层人士的地方。更重要的东西反而被逼到到了次席。伦常惨案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发生有着其当事人的特殊性。伦常惨案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结果，重要的应该是普遍的原因。

因此，在前面的长篇大论中我通过这起悲剧的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和香港的社会保障政策两个角度，将血淋淋的结局的原因还原到社会现实中去。天水围特殊的社会环境、新移民的身份、社会支持的缺乏、社会不合理的社会保障观念等各种原因使得新移民和香港本土底层居民容易被永远遗弃在社会的底层。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压力往往会滋生更多的家庭问题。而家庭问题带来的不仅仅是对成员的心理和身体伤害，更重要的是其反过来又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压力。恶性循环形成了。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干预，不仅无法把他们救出循环之中，反倒有可能将其引向毁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避免更多的人被卷入这个恶性循环，以及如何让被卷入的人逃出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