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ＣＣＧ）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的记者答问环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ＣＣＧ）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回答了国家的价值观何在、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认识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等热点问题。关于媒体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媒体是引导社会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提问：大家谈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文明，您提到只有老百姓接受了，才能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有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在民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体现到教会，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长历史时间形成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抛弃的。社会层面价值观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需要转型，没有一个文明不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大转型，不是说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完全错了。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宗教时代已经消失差不多。文艺复兴重新把人文的东西从古希腊捡回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拣回来，把东方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引进来，这是综合性的。

后来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型，是价值转型。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传统价值观已经不行了，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西方同样也进行了很多的转型。

没有一个文明是固定的，必须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转型。中国文明也是一样，但这个转型肯定是统合的，不是排他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效解决了政教关系，提到敬鬼神而远之。它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响世俗的生活。中国还解决了政商分离。士农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这样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些在当代社会怎么转型？尽管有人很困惑，但是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

提问：您认为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观推广下去，现在到底在技术上和实践上有没有可能性？

郑永年：我们要从文明的方向来探讨中国未来，我觉得文明是一个方向。文明比任何的其他的因素是最恒定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东西毕竟要深入文明的层面的东西，这个制度就有效了。

现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要跟自己的文明对话，我们文明中游很多的好东西，现在都流失了，我希望还是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把已经流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还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东西引进来。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

现在我们明明很好的很稳定的，却有人担心受怕。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建立一种安静的文化，不要那么浮躁。

有人说中国是货币主义，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是金钱至上，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方面。中国从大方面来说很有挑战，和西方的文明转型一样。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现在真正遇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文明转型，不是回避，不是空想。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而且把我们传统的价值找回来，比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摆在前面要好得多。我是最乐观的一个。如果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提问：您认为，亚洲的崛起面临什么挑战？

郑永年：亚洲的经济贸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欧盟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现在大家提出来要亚洲文明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价值共同体就成不了共同体，光是做贸易，和谁都可以做贸易交往。

提问：中国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和不足？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媒体应该起怎么样作用，需要在什么方面改进，扮演什么角色？

郑永年：对媒体的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媒体问题是太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写什么。我自己认识中的媒体是引导，而不是跟着大众。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是民意，７０％是１８到３０岁的年轻人， ７０％不是像我这样的具有固定职业的人士或者公务员，而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时间。

我想一个国家政策被这样的７０％绑架的话，国家就没有希望。我觉得媒体太迎合民族主义是要小心的，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引导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对于整个社会，媒体要起作用。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基本面。我们现在若按人均１．２５美金就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如果两美金可能四亿人口。我们的社会低端还是很大，但是我们社会要转型。媒体不单是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ＣＣＧ）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记者答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