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洋

作者简介：郭洋，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

二、“秘书活动”范式：强调学科纲领建设

“秘书活动”范式的发展过程

“秘书活动”范式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人 是董继超先生，根据其研究进展，这一范式的生成轨迹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6—1989）：从董继超先生 的第一篇论文《试论秘书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发表到其主编的第一本教材《公务秘书学》出版

董继超先生借鉴科学认识三阶段论提出， 秘书学的体系建设“要起始于科学事实……再经由归纳……然后运用科学抽象，变经验知识为科学理论”，并相继探讨了秘书学的概念体系、体系结构、学科对象、学科逻辑起点、学科性质、学科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强调要重视对这些学科纲领内容的研究。董继超先生在《秘书学的研究对象之我见》中首次提出“秘书活动说”理论，并阐述了秘书活动的三个要素（即主管人员的主体活动、秘书人员的参谋活动、对客体的管理活动）和“秘书活动说”的五点理论价值（即能够体现学科对象的特征，能够挣脱经验知识的束缚，能够避免研究内容的庞杂，能够提供合理的体系框架，能够适应领导科学的发展）。上述研究成果除散见于多篇论文之中，基本集中于《公务秘书学》的绪论部分。由此，“秘书活动”范式初具雏形。

2.第二阶段（1992—1997）：从董继超先生 的论文《关于秘书学研究的若干认识问题》发表到其主编的教材《秘书学教程》和《普通秘书学参考资料》相继出版

董继超先生指出：“ 一门新兴学科的创 建，必须把学科纲领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入手。所谓学科纲领，就是对该学科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原则。”董先生不仅对“ 学科纲领”的内容作简要梳理，而且对广义秘书学与狭义秘书学、秘书学理论研究与秘书学概论研究、秘书学研究与秘书工作研究的关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科研队伍状况问题、研究领域界定问题、秘书学史研究问题等提出见解。1991年，第二届“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学术讨论会”在四川广元召开，他在会上强调：“对秘书界来说，其基本任务就是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技术理论研究。”这里将理论的传统分类标准引入建设中的秘书学学科，有着重要的理论认识意义和实践操作价值。在《秘书学教程》绪论中，董继超先生将秘书活动的“三要素”发展成“四要素”，即秘书人员——秘书活动的本体，秘书工作——秘书活动的对象，秘书环境——秘书活动的空间，秘书方法——秘书活动的媒介；对秘书活动的文牍性、机密性、事务性、政治性、受动性、补偿性、潜隐性等七大特征进行剖析；总结出秘书学的体系结构由绪论、秘书职能、秘书实务、秘书方法、秘书素质五大知识单元构成。上述见解使形成中的“秘书活动”范式的影响力不断得到延伸。

3.第三阶段（1998—2000）：从董继超先生 的论文《秘书学问题数说》发表到其绝笔《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发表

在“科学从问题始，以问题终” 的启迪下，董继超先生对秘书学研究中存在的但尚未解决的20个问题作了整理，以寻求探究秘书学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模式。随着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化，董继超先生把“秘书活动”的概念修改为：秘书人员为主管（之前的定义中“主管”为“领导者”）实施有效决策与管理（之前的定义中“决策与管理”为“领导”）所采取的辅助行为，从而使“领导”的涵义具体化；秘书活动的构成要素也发展为“五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媒介要素、空间要素和依据要素），表述上趋于准确。上述观点见于董继超先生罹难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中，在这篇文章中董先生还对“秘书工作说”“秘书现象说”“文秘工作说”“辅助领导活动说”等重新加以审视，略加评说，同时对“秘书活动说”理论的合理性和缺陷进行了反省式梳理。

“秘书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

“秘书活动”范式以学科纲领建设为基本研 究原则，其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秘书工作”范式有显著的区别。在研究理念上，“秘书活动”范式强调秘书学研究是一种科学认识活动，其直接目的是对秘书、秘书活动及秘书学自身作出科学说明，追求的是变经验知识为科学说明，即“并非是简单地总结中国秘书活动的经验事实，或只是在总结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一些仅有局部指导意义的方法、原则，而是要着眼于揭示秘书活动的全部规律，构建起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定律、原理组成的理论体系”。在研究内容上，从主要倡导者对学科研究任务的确定、选题取向、研究成果比重等方面可以看出，“秘书活动”范式更侧重于对学科纲领以及秘书活动一般性理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秘书活动”范式一方面注重理论抽象，比如对诸多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反复界定，对学科纲领内容和秘书活动性质、特点、要素、职能的概括阐释，对秘书学经验性、理论性问题的理性归纳，以及对“秘书工作”范式研究者视“经验总结”为“规律”的质疑，等等；另一方面注重对现代科学理论及相关学科知识的借鉴，比如卡尔·波普尔、拉契科夫的科学哲学及科学学理论，西蒙、孔茨、彼德·德鲁克等的管理学理论，以及国内学者有关行政学、领导学、思维科学等的理论，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研究秘书学概念体系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即沿用现有的科学概念、移植其他学科的概念、改造流行的普通概念、创造秘书学科的新概念。

上述以学科对象——秘书活动为总论、以 秘书活动五要素为分论的研究理念、内容和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刚露头角，就击中了“秘书工作”范式的“软肋”，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和赞赏，直到21世纪初，仍然为一些研究者（尤其是教学工作者）认同，在秘书专业教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秘书活动”范式的不足

毫无疑问，“秘书活动”范式所强调的研究 理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该范式虽反复强调学科纲领建设的重要性，对相关理论始却始终缺乏精准的把握；另外，该范式把秘书学学科研究同秘书活动研究割裂开来，并将其等同于秘书学自身的理论研究，又将秘书工作研究简单定性为经验描述性实务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由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抽象”这一应用型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该范式的基本研究存在“矫枉过正”的隐患，存在某些不足。

1.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多含混舛误

与秘书工作相比，秘书活动的研究范围要 大得多，但是“秘书活动”范式在其构建的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涉及秘书活动的分类问题，也没有对秘书活动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因此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缺。在学科理论建构方面，“秘书活动”范式存在一定的误导，主要表现为其理论体系中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相互混杂，比如“秘书学史”属于基础理论，却被纳入应用理论层面去研究。此外，“秘书活动”范式在其理论发展的前期将“普通秘书学”认定为“理论秘书学”，之后又在其他文章中将其定义为“通用秘书学”，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

2.有关秘书活动一般性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秘书活动”范式更 侧重于对学科纲领以及秘书活动一般性理论的研究，但是相对于学科纲领的研究，“秘书活动”范式在一般性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以董继超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仅有《潜隐性——秘书活动的重要特征》《试论秘书与领导者的关系》《秘书价值浅识》三篇论文，董先生在其主编、参编的教材中执笔撰写的内容也主要是“秘书职能”“文书管理”等部分，而相对于“秘书工作”范式的研究，董先生对实际工作问题也缺乏应有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某些知识性概括在认识上有失准确，比如关于秘书活动的潜隐性特征，“秘书活动的潜隐性，是指秘书行为一般包含在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 之中，有着明显的潜在性和隐蔽性；……秘书活动的潜隐性，规定秘书没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秘书不能追求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应该是领导者的。这与现代秘书活动的实际特征不尽相符。

总的来说，“秘书活动”范式的理论研究不 仅提出了研究体系的思维方法和途径，而且以实践证实其理论研究的价值。代表人物董继超先生在其主编的《公务秘书学》和《秘书学教程》两部著作中，建立了完整的概念体系，并以基本概念为出发点，构建了秘书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现了“秘书活动”范式的指导意义。不幸的是，董继超先生在2000 年罹难于一场车祸，“秘书活动”范式的相关研究也终止于此。笔者以为，董继超先生对学科范式的结论未必就是最后的定论，但是董先生的探索方向、思维视角、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精神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

三、“管理辅助活动”范式：注重系统联系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生成轨迹

1.知识散点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前期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林巍先生。 林巍先生在探讨秘书学的研究对象时指出，“秘书学是研究在管理过程中如何利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调动多种因素来有效地进行辅助性管理活动的一门科学，或者说，秘书学是研究如何进行辅助性管理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强调秘书学所研究的是特殊的辅助性的管理活动。在《秘书工作概论》中，林巍先生又专章阐述领导系统与辅助系统，并把辅助系统细分为决策性、执行性、裁决性、辅助性组织，把辅助性组织的工作细分为参谋性工作和后勤性工作。林巍先生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行政学理论，虽然其所说的辅助系统仅指文职官员系统，并且“辅助性组织”和“参谋性工作”的范围远大于“秘书组织”和“秘书工作”，但是这一论述是首次尝试在管理系统的大框架内研究秘书工作，对秘书学的创新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这一阶段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 还有赵映诚先生关于“秘书学体系的核心应该是辅助与决策的辩证关系”的阐述，朱佳林先生关于“秘书与管理”“秘书与领导”的阐述，赖瑞云先生关于“秘书工作的基本形式是对付管理的信息流”的阐述，以及此后众多研究者关于秘书角色特征、秘书工作本质特点讨论中所包含的科学成分。当时并没有研究者从管理辅助系统的视角对这些散在的知识加以整合，在1990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将秘书学纳入“管理技术与方法”的三级类目“文书工作”之后，这些散在知识才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

2.理论创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 世纪初

钱世荣先生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开路者。1994年至1995年间，钱先生在《秘书之友》上推出他的第一个秘书学专题研究成果“秘书纵向分层研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认为我国实行的行政等级不能成为秘书纵向分层的科学标准，并从秘书工作者的客观组成状况出发，将秘书在纵向上分为技术操作层、行政执行层和决策助理层。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秘书学：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秘书学在科学学科结构中的定位》中，钱世荣先生正式提出，秘书学是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并论证秘书学的直接领属学科是广义管理学。在这一时期，钱世荣先生将秘书系统作为一个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来研究，深入细致地探讨并解答了该系统的结构、功能、主辅系统关系，以及该系统理论的核心、问题、发展等，由此提出，秘书学是研究“管理辅助”活动规律的科学，其直接领属学科是广义管理学；将秘书学的理论核心确定为“管理辅助”，将秘书学学科体系概括为“三层次分布体系”（即技术操作层、行政执行层和决策助理层），将秘书学基本理论体系概括为“学科论”和“活动论”，逐步构建起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理论体系。2008年7月，钱世荣先生的专著《秘书系统：独特的管理辅助系统》出版，标志着“管理辅助活动”范式正式形成。

（二）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构架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由“活动论”和“学科 论”两部分构成。

1.活动论：关于秘书活动的一般理论，亦称 “秘书学核心理论”

系统观部分由“秘书纵向分层”“秘书功能” “秘书行为与领导行为关系”三大课题组成，分析了三种层次秘书共有的辅助属性。在与各种社会系统活动尤其是管理活动的比较中，确认秘书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对领导（注意：非领导者）的辅助”，并把这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表述为“辅助领导活动”。在与“秘书工作”范式和“秘书活动”范式的代表性人物关于秘书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中，将辅助领导活动与领导活动、管理活动加以比较，主张只要予以准确界定，就可以将‘辅助’这种运动形式作为与‘管理’‘领导’等运动形式相对应的新的解释对象。在有关秘书学核心理论的研究中，通过对主从、主副、主谋、主属、主辅系统的横向对比和对辅助领导系统演变过程的纵向分析，界定“辅助”的特定内涵，认为“辅助领导活动”是一种以所属管理系统内的领导活动为直接对象的辅助性管理活动。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钱世荣先生以“辅助” 为“核”（即“中心范畴”），构建起秘书学核心理论（即“活动论”）的基本框架，包括本质论、要素论、规律论、原理论、形式论、内容论、过程论、方法论等8 个知识单元。具体地说，本质论——由“辅助领导”活动现象揭示管理辅助活动本质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二重性；要素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主客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联系；规律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规律及其特殊体现；原理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四大基本原理及其特殊体现；形式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形式；内容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论——以信息运动、思维运动、决策运动中的领导活动为参照，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基本过程；方法论——阐释管理辅助活动的四大基本方法。

2.学科论：关于秘书学学科的一般理论，亦 称“秘书学自身的科学”

着眼于科学系统和管理学系统，将秘书学 作为广义管理学的分支学科来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秘书学的科学学科结构定位（研究“辅助领导”活动规律的科学）、科学形态结构定位（以学科常态衍生分布的科学）、科学演化结构定位（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科学）以及这三个层次体系的定位方法，还包括该学科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中心范畴、研究领域、理论结构、学科体系（包括基本理论体系）、学科名称、学科类型、学科归属、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研究方向、发展战略与策略等。

（三）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是在 社会活动系统尤其是管理活动系统中研究秘书活动，在科学系统尤其是管理学系统中研究秘书学，并特别注意秘书活动与领导活动、秘书学与领导学的内在联系。由此，“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基本形成了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层次相对应的研究格局和知识体系：在本体论层次表现为对以“管理辅助”为核心的秘书活动的研究（即“活动论”）；在认识论层次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将秘书系统作为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将秘书学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即“学科论”）；在方法论层次则表现为上述所说的“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基本研究原则，包括对研究理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基本概括。

（四）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价值与不足

1.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和科 学前瞻力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新视角、新观点、新理论。一是关于秘书学核心理论研究的创新。钱世荣先生就秘书学核心理论的“核”（中心范畴——“管理辅助”）与“心”（“管理辅助”的本质内涵）、核心理论的构成、核心理论的科学与应用价值等作了富有见地的阐述，逐步构建起由8个知识单元构成的秘书学核心理论体系，为秘书学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二是关于秘书学科学定位研究的创新。其一，运用恩格斯关于“按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思想以及我国科学学研究者所创建的“学科结构立体模型”等理论与方法，提出秘书学是研究“管理辅助”活动规律的科学，其直接领属学科是广义管理学等新观点；其二，将科学三维空间理论和全息理论引入秘书学研究领域，从衍生和分布两个方面探讨秘书学的内外部联系，提出对秘书学按照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理论进行构架的“三层次分布论”；其三，依据科学演化的一般进程对主要依据详加论证，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秘书学“正日益临近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转化的界点”的论断。

2.基本理论及体系相对完善，具有极大的 理论和应用价值

“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关于“辅助”本质内 涵的阐释、“辅助领导”活动模式的构建、“辅助领导”活动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的整合，能够清晰地揭示“辅助管理”这种特殊运动形式的运动状态及特殊规律。“学科论”与“活动论”在逻辑上相互对称，区别与联系也较为清晰，二者互为依托、互相影响：“学科论”以“活动论”及其应用理论为基础，“活动论”以“学科论”为指导，同时“活动论”的核心内容又是“学科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用方面，“秘书的社会类型化”“当代秘书的科技素质”“秘书工作的新内涵”“中国秘书的转型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能较清楚地解释现实秘书工作及其研究中的新问题。尤其关于秘书结构的纵向分层研究，是首次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入手剖析并勾勒出秘书系统“以领导层为中心、决策助理层为主导、能级递减的三个同心圆结构”，由此把秘书划分为决策助理层、行政执行层、技术操作层三个层次，并构建起相应的职系、职级、职等系列，形成“职等差”。这一研究有助于各层次秘书功能的发挥和秘书队伍的建设，也为我国秘书职业资格制度的酝酿和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3.有关理论观点尚不成熟完善

目前，“管理辅助活动”范式尚未得到学术 界的广泛认同，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该范式试图逐渐将“秘书活动”定义为“辅助领导活动”，将“秘书学”发展成为“辅助学”，这样的论点是不完善的。首先，从实际情况来看，辅助领导活动并不限于秘书行为，“辅助学”的说法模糊了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人员）和客体（秘书工作），无法概括秘书学的研究范畴。副职对正职、职能部门对领导集团、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等，也同样存在着辅助领导活动，这种辅助活动也是以所属管理系统内的领导活动为直接对象的行为，很明显，这些辅助活动在性质与方式上不同于秘书活动。其次，从概念来看，“辅助领导活动”的内涵窄于“秘书活动”，而“管理辅助活动”范式的本义是用“辅助”性质来限制“领导活动”，以表明“辅助领导活动”指的是秘书活动，但在实际效果上还是产生了歧义。

四、结语

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说，范式和理论体 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秘书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走过了40年历程，前20年是学科基础理论发展的高峰时期，从以李欣为代表的“秘书工作说”，到以董继超为代表的“秘书活动说”，再到以钱世荣为代表的“辅助管理活动说”，这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迅速超越与更替，是秘书学发展生命力旺盛的重要特征。然而近十年来，秘书学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既没有出现对已成系统的三种范式的认同或驳论的热潮，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范式。

一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 性，纷纷撰文呼吁学界重视理论建设，比如常崇宜的《秘书工作理论的建设问题》（《秘书之友》2004 年第1 期）、杨剑宇的《合力推进秘书学基础理论研究》（《秘书》2010 年第11 期）、王守福的《秘书工作理论研究“四问”》（《秘书工作》2019 年第6 期）。也有研究者试图探索新的理论研究角度，比如余红平的《视角融合：秘书学理论构建新思路》（《秘书之友》2009 年第12 期）、王上杭的《秘书工作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分析》（《商业文化》2011 年第12期），但是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还有一部分研究者着眼于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资深秘书学者的评价，比如董汉庭的《在秘书学科建设道路上披荆斩棘的人——记湖南商学院刘翔飞教授》（《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常崇宜的《简论李欣的秘书理论》（《秘书》2009年第1期）等。

目前，秘书学学科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 期，是从新兴学科发展成为成熟学科，还是逐步走向“衰落”，基础理论研究起着关键性作用。笔者认为，首先要对已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细致梳理，将已形成共识的知识体系继续发展，使其成为秘书学理论研究的基石，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根本目的；其次要加强秘书学专业联盟建设，利用高校和期刊的合力效应，对存在争议的问题和尚未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共同推进秘书学理论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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