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老师在导言中曾套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自己的研究有时是在“在语言学的垃圾箱中”找材料，（王东杰 2019：43）此话固然是谦虚之辞，却也多少体现出这本书特殊的问题意识。诚然，与语言学相关的内容占了本书绝大部分比重——然而我们却不能说这本书是一本语言学著作，或是一本学理性质的语言史著作，因为作者明确表示：“我自己研究的作为讨论‘过程’的语言（而不是作为讨论“工具”的语言）”。（王东杰 2019：41）

什么是讨论“过程”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言学”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或谓“小学”）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断裂，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止在于语言学内部，而在于一个时代整体转型背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复杂博弈。对于作为讨论“工具”的语言来说，客观性是一个必要的预设前提：这意味着需要超越外在于“语言”的种种具体情境，上升到一个抽象的、不言自明的“知识”层面。而作者想要返回的，正是这种“知识”最初何以生成、何以定型的曲折原貌。或许这些暧昧而模糊的“过程”正是语言学所已经过滤并弃置于“垃圾箱”里的残渣吧。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残渣”，作者在书里这样写道：

因此，书中所引时人论说，有不少在今贤看来可能充满讹谬，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无力亦不欲以今日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衡量彼时人们的专业水平。我关心的是历史的实相：过去的人想些什么，怎样思想，意欲何在，效应如何？我希望用当时人的视角、思路、用语去解说他们的取向、态度与立场。即便是“聋子的对话”，也会展现出一种立场的差异，提示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中的一些深层欲求。历史研究者无权用预先准备好的“正确”观点对史料加以剪裁。如果历史本身是毛茸茸的，那就保留它毛茸茸的状态。（王东杰 2019：39）

这样的处理方式，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所强调的“话语实践”颇为相似：“（考古学）不在于——不再在于——将话语当作（诉诸内容或再现的能指要素的）符号的集合来探讨，而是当作那些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言说的对象的实践来探讨。”（福柯 1969：66-67）因此，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国语运动”不仅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更成为一种进入历史的途径；只不过它导向的不是一本确定的语言史教科书，而是若干历史横截面（切音字运动、汉语拼音化思潮、白话文运动、国语语言标准论争……）交错背后的共鸣、异响与驳杂。

在这里，许多我们今天看起来不言自明的“知识”或“悖谬”，放到不同人的立场上，放到不同阶段、不同语境中去理解，往往变得扑朔迷离：

【语言为本，文字为末，是这样的吗？】

沈学在《盛世元音》中说：

有曰：切音易于写读者，理也。独象形目治，切音耳治。目治无耳治之广远，耳治无目治之恒久，利害相抵也。（沈学 1896）

【文字愈简单，社会愈进化（文明）吗？】

章太炎跳出时人眼中只有西方的那个“世界”，对那些认为切音和富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看法投以嘲笑：

今者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体，彼其文化，岂有优于中国哉？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日本人既识假名，亦并粗知汉字。汉字象形，日本人识之不以为奇恒难了，是知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章太炎 1908）

【“言文一致”即“以文就言”吗？】

曾几何时被教科书贴上“国粹主义”标签的刘师培，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及西籍输入，每于人名地号，移写汉名，则所译之音，扞格不相合，恒在疑似之间。又数字一音，均昧其所指，恒赖汉字形为区别。……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较之日人创罗马音者，其识尤谬。知中国字音之不克行远，则知中国文字之足以行远者，惟恃字形。而字形足以行远之由，则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足备社会学家所撷摘，非东方所克私。（刘师培 1908）

【白话文运动的“白话文”也是一种言文分离的“新文言”？】

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者叶籁士这样批评提倡了二十年的白话文：

白话文语汇的贫乏，及其与大众口语的隔离的重大原因之一，未尝不是方块汉字阻碍了它的发展吸取各地大众使用的口语之故。凡执笔写过方块字文章的人，都能有这样的体验：他一定要把他的土话经过头脑的翻译，才能写成白话文（文言文更不必说）。企图用方块汉字来容纳方言土话，有如用筛汲水，永远是落空的！（叶籁士 1934）

如果说这样的表述略显偏激的话，鲁迅的分析无疑带有更多理性：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 1934）

作者意图告诉我们，“国语”之建构与终结，正是在这样众声喧哗、古今（中外）对话的复杂场域中得以完成的。也许在读这本书前，我们依据既有的知识储备对这些问题已有一套预设的答案；阅读的过程中却渐渐对这些答案产生了怀疑，并像上面那些疑问一样去纠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历史真相”；读完以后，或许会感叹一声：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了。不曾想到，历史的确是由诸多“似是而非”所组成的，“语言学”也构成了它的一部分。

那些话语在学理意义上的对错以外，“说出那些话语”或许才是本书所要关切的：就像作者所说，国语运动各方之立论与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利益（为公也是一种“利益”）的判断有关，每一个对“国语”的不同诠释，都描绘出时人各自理想中的不同“中国”。为了实现各自心中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诉诸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诸如爱国、平等、民智、民主等等——这些和民族主义一同输入的新词汇，在相互支撑中不断刷新20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王东杰 2019：40）

“语言”于斯乃真正成为一个讨论“过程”。甚至成为“讨论工具”的讨论“过程”（可参见第6章对中国语言学家“语言论述”的论述）——我们因此找到（或接近）了它毛茸茸的状态——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历史真相”吗？

【参考文献】

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中译本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董树宝译：《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21）

沈学：《盛世元音》，《时务报》第12册，1896.

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卷第9期，1908.

叶籁士：《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中华日报·动向》增刊，1934年8月11,12日.

仲度（鲁迅）：《汉字和拉丁化》，《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