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党中央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我国农村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然而，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基层民主政治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征地补偿问题、宗教、邪教及落后民俗文化问题、黑恶势力问题等。从社会治理角度对这些问题深入分析，及时、准确掌握农村的舆论动态、探索舆论的产生和变化规律，从而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有利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理顺农民情绪，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治理农村舆论引导

近年来，党中央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各项富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使我国农村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极大提升。然而，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直接影响农民的切实利益，在引发负面舆情的同时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一、当前农村主要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无疑也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基层民主政治问题。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整体。当前，一些地方违背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农民集体“被做主”，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以村级民主监督为例，村务公开既存在公开内容不完整、不真实、避实就虚等问题，还存在公开程序不规范、方式单一、监督不严格等问题。在民主选举上，违规参选竞争、选举工作不规范等问题仍很突出。

干群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评价就是对党和政府农村政策及其治理工作的评价。现阶段，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着“仇官”心理，部分农民群众对基层干部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尤其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农民对基层政府及干部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甚至对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导致部分地区干群关系极为紧张。一些反映对基层干部不满情绪的顺口溜在农民群众中流传甚广。

征地补偿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农村土地矛盾愈加突出。农村土地征用直接关系农村的生存和发展，是农民利益主张最坚决的领域。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是审批手续不合法、违法违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尤其是征地补偿“同地不同价”；安置补偿不到位，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没有保障；粗暴执法，不顾农民意愿强行征地，等等。这一过程中，农民会片面地认为，这些是政府政策不公造成的，容易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宗教、邪教及落后民俗文化问题。马克思说，人在满足了吃、穿、住等基本需求后，就有了宗教的、艺术的、文化的等需求。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对于社会格局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及各种突如其来的社会风险还不适应，亟需在精神层面予以抚慰。然而，现阶段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却趋于荒漠化，出现了滞后的现象。由此造成宗教信仰在农村处于快速扩大的态势，信教人数急剧增加。邪教几经取缔又死灰复燃，甚至吸收现代化的因子，改头换面地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看风水、求神问卜等活动在农村比比皆是，严重干扰了农民的判断和认知。

黑恶势力问题。近年来，农村黑恶势力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假借公共权力，使用暴力手段欺压百姓，侵害农民的利益，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但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地区黑恶势力得到了农民的认同，在道德价值上出现了一种畸形反应。在一些农民看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维权是无法实现其利益诉求的，他们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于是，无论是以村、组、族为单位的群体，还是个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借助黑恶势力，采取暴力维权、对抗式维权等非理性、非法治方式的越来越多。这种负面舆情无疑会增加农村矛盾纠纷化解的难度，使矛盾向着对抗和激化的方向发展。

二、农村舆论的主要特点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在敏锐地感知社会症候的同时，又常常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起着催化、升温，乃至膨胀的作用。透过农村主要社会问题中反映出的舆论，是农民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作出的反应，传递着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可程度，有着鲜明的自身特点，主要是：

分散性。农民对自身所关心的事件，会在任何一个场所或空间，不断与他人谈论，从而形成自己的情绪和态度。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结构正在被打破。电话、手机成为主要通信工具，将有形的地域界限打破，不同地域、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具备了即时交谈沟通的条件。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等因素，使人们更加关注农村所发生的事件，舆情产生和传播的边界得以无限拓展，分散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盲从性。在我国，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理性意识不强，视野和社会经验相对狭窄，思辨能力较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少有自己的主见。当某一事件发生时，他们由于害怕贻笑大方，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即使有想法也难以坚持。特别是当农民对事件把握不定时，农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的精英分子就成了舆论领袖，农民的意见总在模仿他们的意见，以其支持的为“正确”、反对的为“错误”，趋于盲目与盲从。同时，“沉默的螺旋”现象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为避免被孤立，少数人的意见强行压制在心底，转而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高度趋同的舆情占据全部空间。

抵触性。美国社会学家塞缪尔・斯托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社会心理研究》的前两卷《美国士兵》（1949）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相对剥夺理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相对剥夺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不过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剥夺感”是一种横向攀比后产生的主观反映。这一点在进城农民工、失地农民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社会化进程中个人自我融入的失败，导致他们极易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性行为和态度，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不仅减弱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增大了社会出现动荡的可能性。

传染性。舆论是农民对公共利益诉求的表达。当农民的利益受损时，他们大多会通过行政、政策和法律渠道去解决问题。但当这些渠道不够畅通时，农民内心的不满和恐慌就会转化成失望、怀疑甚至憎恨，当遇到某个“引爆点”时，群体性事件一触而发。农村是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社会，现代社会传媒的高速发展，可以使群体舆论跨越地域的限制，在不同地方相互感染、呼应和激荡，形成涟漪效应。特别是如果当一个地方群体性事件能够解决问题时，其他地方的农民就会效仿通过同样方式来争取自身利益。这种态势一旦蔓延，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舆论引导的社会治理视角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正是多元参与、双向互动、合作协商、沟通透明等理念。做好农村社会问题的舆论引导工作，有利于理顺农民情绪，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当然，这就需要政府、媒体、农民等三方共同发力，构建新型机制、打造治理合力：

（一）政府作为

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发展是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金钥匙、总开关，是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关键环节。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舆情背后所折射出的民意大多是由民生问题引发的。舆论引导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依赖于社会基层的政治认同。农民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其利益诉求是否得到满足，直接影响到其情绪态度的变化。如果农民利益继续遭到体制性安排的剥夺，导致对抗情绪在农村不断蔓延，其后果将造成农民对党和政府认可度下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甚至社会主义建设产生怀疑态度，危及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好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是舆论引导的根本途径，也是社会治理的长期目标。

强化领导干部为民情怀。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要进一步引导领导干部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把农村工作做深做实做细。领导干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和农民当中，深入到问题多、群众意见大的地方，及时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掌握社情民意，尽早发现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早化解矛盾、理顺情绪、解决问题。同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包积案化解、专题调研、基层联系点制度等，让群众话有处说、苦有处诉、难有处解，通过畅通和拓展政府与农民沟通联系的渠道，真正让舆情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健全农村舆情汇集机制。哈贝马斯指出：“理想的公共领域绝非单一、普通的公共概念，而是能够开放非弱势者表达不同意见，容纳多样的意见表达，丰富公共论坛的多元性。”对话是舆论引导的关键因素。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助于政府与农民的信息互动、互相沟通、化解分歧。因此，应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健全一个广泛参与、程序规范、形式多样的利益表达机制，把农民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与之对应的是，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信息监督管理、跟踪反馈和分析研判制度，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客观、全面评估，找出工作的弱点、盲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预测发展趋势，提出解决措施，以作为研究对策的依据。

关注农民心理健康。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培育公益组织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具有心理健康服务能力的机构，积极开展精神引导，给予农民必要的精神依靠和抚慰，帮助农民主动地进行心理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与变革。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文化产品的供给力度，根据农民的特殊需求，实施文化关怀，有针对性地通过主题文艺演出、文化产品创作等多种方式，不断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疏导其消极心理，化解其对抗情绪，使他们形成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

（二）媒体努力

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功能。舆论引导说到底是阐释方针政策、反映群众呼声、引导社会热点、实现政府与受众之间良性互动的工作。主流媒体在农民舆论表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报道，使一些在农村长期积累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行为乃至法律法规的制定；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在形成人们的社会态度方面，可以起到“粘合剂”的作用。主流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及时宣传中央关于“三农”的相关政策精神，发挥社会动员功能，引导农民辨清社会主流，客观、科学地看待和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弘扬社会主旋律、聚合积极力量。因此，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必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正向引导作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实现舆论引导效果最大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搭建新媒体对话的平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39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其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7.4%，规模为2.01亿，较2015年底增加526万人，增幅为2.7%。新媒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农村渗透，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为农民话语表达搭建了新的平台。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民表达利益诉求，往往是自下而上、一级一级上传的单向方式，基层政府对于负面信息存在截留、过滤的可能，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新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互动方式，农民可以通过邮件、微博、微信等途径，直接和各级政府进行即时交流，有效杜绝了信息的不对称。这种新方式，不仅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汇集民智，及时准确地作出对农政策的调整，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信息解释的话语权、压缩了其寻租空间，也有利于回归其为民服务的角色。

（三）农民自立

提升农民主体素质。“如果内在制度和信仰体系不随之调整的话，仅仅改革外在制度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农民获得了丰富的现代民主权利知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成为社会治理的有生力量。农民要掌握话语权，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从树立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做起，从而改变支配自己社会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因此，要鼓励农民通过多种途径学习、研究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加强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等内容的了解，积极认知、掌握并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明确其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审视社会发展规律。同时，积极探索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运用合法合理手段与方法维护话语权及其他各项平等权利。

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我国基层政府是全能型政府，导致处理问题低效，什么问题都抓、什么问题都没有抓好。随着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基层政府应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设置一些“缓冲地带”，借助民间力量的作用，提高农民的自治能力。市场经济时代需要协商与对话，组织资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之一，它能使相对弱势的群体凝聚成强大的组织团体，更加有效地集中表达和有力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因此，有必要拓展治理主体，适度发展一些农会、农协等社会组织，让其承担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充分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共同谈论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形成共同参与、多方协同“共治”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