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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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师艳荣
主讲人介绍：
师艳荣：毕业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和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员。曾多次赴日学习研究。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问题，主要侧重于日本青少年问题研究。出版独著《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社会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在《当代亚太》《东北亚论坛》《日本问题研究》《青年研究》《外国教育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获得天津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完成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1项、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1项及青年课题3项。
在当今日本的青年群体中，出现了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状态，且往往被冠以各种“族”的标签，如“御宅族”[1]“飞特族”[2]“啃老族”[3]“蛰居族”[4]“单身寄生族”[5]等。随着青年“族”现象的不断增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啃老族”“蛰居族”已成为日本青年颓废、懒惰、不思进取的代名词，甚至被认为是影响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青年的“族”现象与日本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和价值观的变革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现状如何？对日本社会发展又产生了哪些不良影响？下面，我主要从社会转型视角来解读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一、日本社会转型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
青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二战后，日本经历了战后初期的贫困到经济高速增长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然后又陷入经济不景气的过程。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中对青年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及对传统价值观的抗拒。
1970年代，日本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后进入富裕社会，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青年提供了富足的生活条件。在物质欲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重视自我成为青年人新的价值追求。传统的牺牲自己忠于社会或集团的人生观不断弱化，重视个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价值意识逐渐增强。1973年，日本文部省针对20～24岁青年开展的国民性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个人幸福后，日本强大”的比例由1953年的19%提升至43%；而认为“日本强大后，个人幸福”的比例由1953年的42%降至17%。[6]很显然，青年的价值观已从“灭私奉公”的国家主义观逐渐向个人主义方向发展。而1980年代“新人类”的诞生则标志着青年的劳动观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父辈的勤勉、敬业、努力、自我牺牲的价值观相比，“新人类”不再视认真、勤奋为真理。过去那种视工作为唯一的行事准则，视公司为家的劳动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对于青年人来说，与工作相比，余暇更重要；与金钱相比，时间更重要。父辈们“工蜂”的形象和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与现代青年追求的忠实于自我和享受现在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价值观的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追求个性和自由的青年文化是不同社会环境下青年对人生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也是青年人追求新颖、创新以及差异性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
虽然社会转型催生了个人主义意识，个人化、自我中心主义及个体发展等价值观逐渐受到青年的推崇和张扬，但与此同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在“上重点学校，就职于大公司，然后才能出人头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下，青年所承载的升学、就业、升职等社会压力也与日俱增。1970年代，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与精神压力不断增大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的背景下，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无气力”[7]“延缓成为社会人”[8]等与传统价值观发生背离的偏差行为既是对日益增大的社会压力的抗拒，也意味着青年低欲望现象的萌芽。他们的生活态度消极，缺乏进取心，拒绝承担社会责任，虽已大学毕业却不愿意步入社会，而是继续躲在父母的羽翼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1980年代出现的“御宅族”作为“宅文化”虽然被社会所认可，但其忽略人际交往、脱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曾受到质疑。
平成日本社会转型成为青年低欲望状态和“族”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转折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要转型期。经济低迷，雇佣环境恶化，失业率不断攀升，“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企业用人制度难以为继，企业为节约人事成本，裁员的同时也减少了正式员工的招聘人数，从而增加了小时工、派遣工等短期临时雇佣人数。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中产阶级社会出现了解体的倾向，社会差距不断扩大，青年群体也随之出现了阶层分化。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跻身正式员工行列，而越来越多的青年沦为非正式员工。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的正式工，与收入不稳定，福利待遇差的非正式工之间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优胜组”和“失败组”。前者是家庭富裕，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少数社会精英，他们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进入一流企业，成为正式工，从而获得稳定的高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而对于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来说，在无论如何努力也看不到希望的现实面前，无心向学，逐渐丧失目标和向上发展的欲望，失去了奋斗的精神，有的不得已成为“飞特族”和“单身寄生族”，有的则在不断受挫中选择啃老，加入“啃老族”大军中，甚至成为脱离社会的“蛰居族”，沦为“下流阶层”。
沦为“下流阶层”的青年人，自信心严重受挫，与追求理想相比，变得安于现状和无欲无求，逐渐走上了低欲望之路。如今，日本青年群体中不想出人头地，不想勉强自己，渴望过安逸生活的人增多了。不想变得伟大、不想成为领导、不承担任何责任快乐地生活成为一部分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日本青年“族”现象的典型案例
在日本青年的各种“族”现象中，毕业后没有固定工作的“飞特族”、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啃老族”以及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蛰居族”成为青年低欲望生活状态的典型案例。
“飞特族”作为无所属的自由劳动者，最主要的特征是没有稳定工作，靠打短工生存。早在1980年代，日本的“飞特族”已有一定规模，进入1990年代后，“飞特族”人数不断上升。据统计，1982年“飞特族”人数为50万人，到1992年倍增至101万人，1997年激增至151万人。21世纪以来，即便将在籍学生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飞特族”人数仍居高不下，2003年达到峰值，为217万人。此后虽有波动，但其规模一直保持在150万人以上。[9]与1980年代的“飞特族”相比，如今的“飞特族”已失去了“追求理想、自由和个性”的美誉，成为年轻人无奈的选择。一些“飞特族”在就业和失业中循环，变得疲惫不堪，逐渐失去理想，丧失了斗志，成为即使工作也依靠父母生活的“单身寄生族”，甚至沦为“啃老族”。
与“飞特族”不同，“啃老族”问题更为严重。“啃老族”是指义务教育结束后，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接受职业训练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多与父母同居，成为父母供养的寄生族。“啃老族”人数增多始于1990年代后期。据统计，1997～2003年，15～24岁年轻人中，不上学也不工作的人从59万人增至89万人，其中不想工作的人从8万人增加到40万人，增加了5倍。[10]不想工作的“啃老族”在短短数年间就增长了5倍，引起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师艳荣著《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社会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蛰居族”的状况更为堪忧，他们不仅逃避学业和工作，而且对最基本的人际交往也避而远之，甚至完全封闭自我，闭居在自己房间内，过着昼夜颠倒的颓废生活。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的“蛰居族”已高达数十万人，实际数字可能还会更高。蛰居问题高发的年龄段正是求学、就业的黄金期。一旦错过，自立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值得关注的是，内阁府2018年的最新调查显示：40～64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61.3万人。这表明蛰居问题已成为从学龄期开始持续到中老年的社会问题，其严重性已不容忽视。与“啃老族”一样，“蛰居族”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绝大多数与父母同居，完全依靠父母供养。
从“飞特族”“啃老族”到“蛰居族”，青年人在低欲望生活状态中越陷越深，不仅严重消磨青年的斗志，影响其自身发展，而且成为制约日本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
三、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启示
日本社会转型造就了一批低欲望的青年，而青年沉湎于低欲望生活又加剧了事关日本生死存亡的人口危机。当今日本，失去欲望和上进心的青年越来越多。对于低欲望的日本青年来说，恋爱、结婚、生子等都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对于身处“下流阶层”的青年来说，没有稳定收入、自立困难的他们很容易陷入“离不开父母，结不了婚，生不了孩子”的窘境。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此外，在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加剧的情况下，不断增多的“啃老族”“蛰居族”使日本的就业人口不断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劳动力短缺问题。而随着“啃老族”和“蛰居族”年龄的增长，当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无法为其提供生活来源时，日本社会保障的负担也会随之加重。因此，日本青年的低欲望和各种“族”现象的增多，不仅会加重少子化危机，使日本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而且对日本未来发展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日本青年低欲望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目前，中国正处于生活富足后社会压力不断增大的转型期，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中国的“佛系青年”与日本的低欲望青年有相似之处，他们秉持“怎么都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生活，凡事不苛求，一切随缘。值得警惕的是，“佛系思想”使得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年变得缺乏斗志和拼搏精神，长此以往很可能被社会淘汰，甚至沦为“啃老族”。
近年来，城市“蹲族”“躺平族”群体的不断扩大更加引人关注。前者拥有名牌大学毕业身份，却甘愿做蹲族；后者则表现出无欲无求的生活状态。“蹲族”与日本的蛰居族有相似之处，自我逃避、自我否定，生活颓废，没有目标，找不到生存的价值。“躺平族”则觉得生活无意义，无价值，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存在强烈的失落感，消费欲望也随之降低，仅满足于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这种不奋斗、不消费、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被推崇为“自由”的生活状态，甚至被冠以“躺平学”而风行一时。然而，“躺平族”也好，“蹲族”也罢，都是消极应对挫折，不是青年应有的生活状态。
注释：
[1] 又称“傲他酷”，是日语“お宅”一词的音译。所谓“御宅族”，专指那些对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电玩）极度痴迷的人。
[2] Freeter，日语为“フリーター”。“飞特族”的定义为“15～34岁已毕业的男女中（女性为未婚）：从事短工或临时工的雇佣者；正在找短工或临时工工作的完全失业者；非劳动力人口中，未从事家务也非在籍学生，且未拿到就业内定的待业者中，希望从事短工或临时工的人”。
[3] NEET,英语“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简称，日语为“ニート”。该词在台湾被音译为“尼特”；在香港被称为“双失青年”(失学兼失业的青年)；在中国内地被称为“家里蹲”或“啃老族”；在美国被称为归巢族(Boomerang kids)。
[4] 日语为“ひきこもり”（Hikikomori）。日本的研究者、官方、媒体及援助组织对这一现象的用语主要有“引きこもり”“引きこもる”“ひきこもり”等。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的关注及各种调查的公布，用词逐渐统一，基本上使用“ひきこもり”来描述这一问题。
[5] “单身寄生族”是指和父母同居，日常生活依赖于父母的单身青年群体。
[6] 池木清、後藤光義、河上恭雄:『現代の青少年』，東京:総合労働研究所1978年版，第20頁。
[7] 所谓“无气力”是指缺乏朝气没有热情，对事情不感动，也不关心的无所作为的状态。参见稲村博:『若者・アパシーの時代:急増する無気力とその背景』，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9年版，第13頁。
[8] “延缓成为社会人”（モラトリアム）指年轻人以学习、研修为由，暂时延期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参见小此木啓吾:『モラトリアム人間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年版，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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