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熟悉的熊培云，是《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作者，他时常进言社会，希望成为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试图为转型期中国凝聚力量。近年来，微博时针仍停留在2017年的熊培云，似乎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远离舆论的风口浪尖。用熊培云自己的话来说，是他意识到要守住自己”第六种自由 “，选择拒绝、过滤那些干扰思考的无用信息，远离充斥大量空谈的平台。

但熊培云从来没有放弃在公共领域的发言，只不过他现在把发言周期放得更长远一些，预留了更多的时间给自己观察与思考。“我早已厌倦当一名评论‘消防员’，哪边出事了着火了就马上冲向哪边紧接着进行评论。“他更愿意形容现在的自己是“局外知识分子”，强调自己是既关心这个时代，又不卷入其中，这样才能拥有独立的思考与清醒的认知。

写书同样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感驱使，他认为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所作为。四年前面对中日关系，熊培云《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一书出版，他说，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今，熊培云又一部“旅行沉思录”《寻美记》面世，他以片断式写作手法对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做出了系列分析与解读。他的美国书写仍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是挑剔的，有备而来的，以一种灵动的笔触描述他的旅行见闻，展现美国的特质与自身的思考。

美国是否真的如鲍德里亚所说的是一个“已实现的乌托邦”？“严格说，美国并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人类理想的熔炉。”“熔炉”这个词语恰如其分，理想在此发光发热，理想也在此付之一炬。以美国为镜像，我们也可就此回看亚洲和中国，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浪潮中，我们无法孤立地看待自己。

在接受《晶报·深港书评》记者采访时，熊培云坦言他从来没有渴求任何“乌托邦”，因为他深知不完美的人类是无法创造出完美的乌托邦的。人类历史也总是在美好与乌有之间徘徊，由一个破碎的乌托邦走向另一个破碎的乌托邦。但他仍怀揣希望，一边叹息，一边寻找。

《寻美记：旅美与沉思》

熊培云 著

东方出版社

熊培云 XIONGPEIYUN

作家，南开大学副教授，知名专栏评论员及社论作者。曾驻巴黎，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近年来在《南方周末》、香港《凤凰周刊》、法国《世界报》、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等海内外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著有《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思想国》等作品。

人类的道德圈彼此重叠

并在不断地向外扩展

新书《寻美记》的“美”，有着多重涵义。根据熊培云自己的解释，第一重当然是美国的“美”，他在美国进行求索与寻找，是这本书表面的主线。再就是这本书隐秘的线索，这涉及到对乌托邦的理解，乌托邦（Utopia）本意是“不存在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熊培云认为乌托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美”的概念，因为这是人类希望的美好所在。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是由欧洲输入，一些清教徒去美国寻找自己的梦想，建立新社会。实际上“乌托邦”也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断进化的，一直形成了后来的美国。

第三就是纯粹美学层面的含义，什么样的生活是美的？所追求的何种事物是美的？《寻美记》扉页上有这么一句话：“除了人我别无身份，除了美我一无所知。”这不是乌托邦或者美国的概念，是熊培云自己内心对美的追求。

16世纪，“如何统一个人幸福与城市幸福从而实现共和”的问题飘洋过海来到英格兰，身为伦敦市司法官的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捡拾起了这个漂流瓶，并写就《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以书中的隐喻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个人解答，他也由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乌托邦》插图，乌托邦岛地形

后现代文化大祭司鲍德里亚在《美国》一书中提到，美国就像是托马斯·莫尔所描述的“乌托邦的具体实现”，在这里，鲍德里亚是把美国看作是未来社会的终结形式来考察的，他认为欧洲所梦想的一切，都在这里成为现实，“美国是他人所梦想的——正义，繁荣，法治，财富，自由——每样东西的实现。”

当然鲍德里亚也没有特别具体地展开对比，熊培云却回过头去把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找出来，条分缕析地整理出他对美好国家或者城邦的设计理念。“我对比后发现，美国在立国以后很多方面与那本书不谋而合，有很多相似的痕迹。”托马斯·莫尔笔下虚构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航行到的“乌托邦”，人民是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如此种种，在《寻美记》里熊培云做了一个较为细致的分析。

《美国》

[法] 让·鲍德里亚 著

张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鲍德里亚在城市的垂直性中寻找着美国的特质，他认为在这里“仿佛人类的理想得以凝固地实现” ，然而笔锋一转，他又认为 “这种垂直性注定不能永存”，未来的城市将来变得辽阔无比。熊培云在鲍德里亚的基础上对这个观念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只有当我们真正踏入这个国度之后，我们或许才能发现身处的仍是一个无解的生活或是巨大的迷宫之中，而之前一切所谓的美好也不过是一个看上去更真实的想象，它也无法逃脱“乌托邦梦想的悲剧命运”。

“人是活在观念里的，一些可以被广泛接受的观念会持久地影响人类生活。我比较尊重一个思想的共同体。如果有与我相似的观点，我会放在一起来认真讨论，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他在书中还特别谈到“道德圈”的概念，他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想像道德是一个圆圈的话，人类的道德圈会不断地向外扩展。从个人到家庭到团体到国家到相同一片地域，再到一个文化圈，而道德圈某种程度上是和文化圈相重叠的、互相影响的。从托马斯·莫尔到鲍德里亚，熊培云在书中将自己思考的脉络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

人性是不断变化的

乌托邦是永恒破碎的

熊培云认为，虽说美国生长于四面八方的乡镇，但在政治与社会演进层面，费城终归是美国当之无愧的灵魂城市。在《寻美记》中，熊培云说自己即将离开这座城市时，在不经意间走进了威廉•潘纪念公园，由此才真正走进了费城的历史，重新发现美国。

1681年，作为对所欠家族债务的补偿，英王查理二世将美洲的一块土地划给了威廉•潘家族。转年，威廉•潘就把这块土地变成了以其族姓命名的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而他最初上岸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费城。Philadelphia由两个希腊词语Philos （友爱）和adelphos （兄弟）合成，如此甜蜜的名字难免给人某种乌托邦想象。

熊培云在《在费城，重新审视美国》一章中谈到， 和许多漂洋过海的人一样，1682年的威廉•潘带着一个理想的城邦而来。那些不能在旧大陆做的试验，可以拿到新大陆来做。他想象中的城市应该为每个市民服务，市民只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不是皇室与教皇的权杖。在这里，人人可以自由交流，博爱而宽容。城市始终是绿色而开放的，既不对自然封闭，也不深筑高墙阻止世界各地的商旅往来。

“威廉•潘首先是一个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很早就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加上在民主、人权与宗教自由等方面的主张，有人拿威廉•潘和约翰•洛克相提并论。他基于宾夕法尼亚实践写就的《政府的架构》，同样也成为后来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来源。”熊培云说。

▲《寻美记》内页插图

1787 年费城制宪会议现场

即便如此，熊培云也并不认同如今的美国是鲍德里亚笔下“已实现的乌托邦”。他认为人类的乌托邦永远都是破碎的。

“我所讨论的“破碎”也是可以从多方面理解的，并不是简单的贬义的“破碎”。但其实我觉得“破碎”是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当一个国家说自己已经完好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失去了发展的能力，完好了就意味着静止。”熊培云对记者说，实际上人类的观念在不断变化发展，一代一代地进行更替，上一代人信奉的东西，下一代人不一定会赞同。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欲望也会随境而动，有生之年你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你对幸福的理解，对周遭的这个评判其实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所以自身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尽善尽美。所以在熊培云看来，不管是从制度设计，还是人的感受和经验来说，任何乌托邦都是破碎的。“正因为它是破碎的，才有可能成长，所以我说这个社会发展，可能就是一代人会局部实现上一代的理想，但是下一代人可能还会有新的东西不断填充进来。”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大批雇佣工出现，他们丧失了独立性，完全依附于工厂主，沦为“工资奴隶”。资本主义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贫富差距也到达前所未有的地步。有识之士亦开始思考对策，试图构思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来替代资本主义。那是一个乌托邦盛行的时代，他们进行着无数的社团试验。正如爱默生在给卡莱尔的信中说：“这里每个读书人的背心口袋里都揣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但人类理性是极其局限的，所以人类在设计一个所谓的美好蓝图时，我们无法保证它就是对的。回顾过往的种种乌托邦设计，它们想要提供的大多都是集体幸福的解决之道。理性层面，公有制因为表面上更具有计划性和高效率所以广受推崇；感性层面，公有制也符合人类在心灵上的对平等世界的要求。但美洲大陆早期的诸多乌托邦实践中，也曾有过公有制，但出于种种原因最后也多不了了之。“在这里，人的本性和人的意义性都被忽略了。同样，一个人是否幸福，首先取决于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他客观上正在享受的所谓公有制。”熊培云说，由于违背人性，或者超出了人的理性范围，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乌托邦实践最后之所以作鸟兽散，甚至血流成河的原因，它轻视了人性中的幽暗。过去两百年间有许多乌托邦实践走向了它的反面，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反乌托邦小说的问世，看起来他们身处美丽新世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如同炼狱。

在这个结果下，完美的乌托邦不会实现，乌有之乡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我们总是从一个破碎的乌托邦，然后再走向另外一个破碎的乌托邦。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你无法断定什么时候是最好的。”

▲《寻美记》内页插图

白帐篷vs白宫

读书人的叹息中有对美好世界的构建

在《重新发现社会中》，熊培云嘲讽地谈到犬儒的“酱油主义”，他们没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却从不对抗，对现实不满却又远离社会。但被问及他是否担心当下的年轻一代甚至会丧失敏锐嗅觉，沉溺于浅薄的快乐里，对社会漠不关心。熊培云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情，“不是所有人都来关心政治，这国家才会好。我反倒认为人需要有所分工，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领域，大家自愿遵守某种契约，在各行各业里各行其是，这实际有利于社会横向发展。”

熊培云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打游戏，他把游戏打得很好，一样可以为国争光。你非要他去关心国家大事，其实也未必合适。再比如老师将知识传递下去、商人把他的产品生产好，这都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当然，这也包括政治家们更好地去设计这个国家精良的未来。他认为也不用太担心这个时代堕落下去，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关心的具体的事情，如果涉及到个人相关权利，他们也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是在这个当下，他关心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就会很武断地得出一些结论。

“但是我确实很怀念2000年前后的世界。那时候整体来说，全球化在发展，互联网刚刚兴起，打破了国家壁垒，整个世界处于开放的状态，良好有序地沟通与融合，不管多遥远的人也都能够对话。”他回忆道，彼时留学法国，去往欧洲国家旅行的时候感到完全没有国界之别，非常美好。“但如果你能感觉到我内心有些忧伤的话，那是在于我察觉到原来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在慢慢的消失或者变淡，现今世界出现了一个向右转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一个封闭性的政策。”

熊培云对记者说，读书人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很容易“一声长叹”，这种叹息中有对现实世界的判断，同时也有对美好世界的构建。“帕斯卡当年说，“我只喜欢那些一边叹息一边寻找的人”，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忧郁里有明亮的未来”。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造成了忧郁与叹息，但这里面也有着人性最美好的希冀与憧憬。

除了思考，熊培云说自己还一直在构思长篇小说的写作，也为此持续耕耘了很多年。“写长篇好像是一个希望，但是它不会压垮我。”在所有的文体中，熊培云认为长篇小说更具有优势去呈现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是文体之王。“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放在里面，你可以不断地变换人称，不断地构置人物的命运。”

这些年，熊培云在享受“第六种自由”的同时，时常旅居国外与中国乡村，因为希望自己的写作中除了理论也需要有经验。他认为对于写作者来说，更多的行走是另一种阅读，丰富你的人生经验。“我希望在写作中能达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学界很多论文完全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它排除了感性因素。但我作为人、作为思考者，是有血有肉的，有我的忧愁，有我的超越，这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呈现在他的读者面前的。”熊培云谈到，包括一直主张理性的柏拉图，他的文字也充满了诗意，他说人有多少个灵魂，是什么形状，国家就有多少种形状，这都是很诗意的描写。“所以很多读者还是愿意读我的书，可能是因为里头还是有感性的东西。”熊培云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