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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稿人：

胡明宇 未央-水木22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土面积虽大，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自土地改革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都可以看出我们党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工农联盟中农民阶级积极团结的方针。但我们的初高中历史书又告诉我们我国农民在改开前在很多时间段内似乎过得并不好，多数农民寒衣难温饱，有的甚至在饥饿线上挣扎，人地矛盾非常突出。这怎么回事呢？

这首先得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说起。提及三大改造中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词可能是到的人民公社。不过，人民公社并不是这场运动中的直接产物，它也不是一个只包含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单位。

我们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革命老区的土地改革政策逐渐被推广到了全国。当时进行土地改革的本意是通过分给农民土地，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是由于各户间劳动力数量存在差异、生产条件存在差异、局部性自然灾害频繁等，导致有的农民在分到了土地后，其生活质量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不得不选择出卖土地或出卖劳动力给其他农民。由于土改并没有在农村掀起经济革命，因此农村依然会自发地走向两极分化，土改后最先富起来的农民，也就会像以前一样成为新富农。

针对此类问题，刘少奇认为应当支持农村新中农、新富农的出现。

刘少奇（1898-1969）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1949.5.2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上的发言）

“剥削是救人，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1950.1.28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

在当时，农村严重缺乏农具机械，因此只有实现了工业化，进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的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在此之前，农村没有资金引入更多的机械。要想提高生产力，为工业化进行物质积累，就只能够通过刘少奇所说的这种政策高农民积极性——至少按照新民主主义视角看来是这样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计划先实行十五年新民主主义，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是，如果农民想雇工雇工、想租地租地，那不就是倒退回土改之前的状态吗？生产力真的会提高吗？

可以看到，到了1952年，粮食产量增长速度骤降。也就是说用所谓的“积极性”提高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小农经济的极限。如果不兴修水利、推动机械化、提高化肥育种等技术，生产力必然不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为了阻止农村生产关系倒退，而是向着社会主义发展，山西省委带头在互助组逐步降低按照土地分配的比例，增加按劳分配的比例。毛泽东在了解到山西省委的尝试后，提出“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经过研究和讨论，中央决定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有三级结果，依次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互助组全称农业生产互助组。在该组织内的农民共享牲畜和农具，也有一定的生产计划与分工，但是土地等生产资料依然私有，收获也不通过互助组来分配。互助组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土改时期的变工队等等。

初级社全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互助组。随后，部分互助组发展为初级社。在初级社阶段，农民根据土地改革时期分得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土地则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收获在按劳分配的同时也按照股份分配。

高级社全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初级社，高级社规模更大，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完全按劳分配。

至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在农业合作化推进过程中，各地都出现了农民要求退社的事件，并导致了大量合作社的被迫解散。（参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56—1957年农民闹社闹粮事件》）农民之所以要退社，原因其一是先前提及的中农富农认为单干更好；其二是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发现国家从他们手里拿走了更多的粮食，或者说，是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要求他们交纳更多的粮食。

表格来自杨奎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可能有人要说了，共产党不是说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吗，怎么现在一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就开始对农民出尔反尔了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工农联盟的根本利益。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过于照顾农民则是“小仁政”。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1953年9月12日在会议上的即席发言。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文章《梁漱溟受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历史公案真相》

这个回答应该说是并不能令人满意的。发展重工业是发展重工业，照顾农民是照顾农民，一码归一码，为什么二者不可兼得呢？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领导集体普遍认为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能够从农村获得更多的粮食，成为工业化所需的物质积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军事实力反映的其背后的强大工业实力也让我国领导集体意识到必须尽快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然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却交上来了这样的报告：

“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粮食部的调查与他的报告相符。粮食部称，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不过370斤，1952年则增加到440斤，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仅此一项全国每年就多消耗了350亿斤粮食，相当于1952年粮食总产量的10.67%，比1951年国家公粮征收的总额还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云提出，不能让农民这样消费粮食，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把粮食全面控制在政府手中不可。（引自杨奎松《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集体化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政府是把农民的劳动产品支配在手里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级干部对农民自主权的完全剥夺。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的估计下，毛主席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就能极大提高生产力，这是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犯的一个错误。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毛泽东（引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引自《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同时，各级干部又习惯于与中央命令保持一致，这使得中央难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甚至没有注意到问题。即使中央想要对部分明显的错误进行纠正，也因为担心给合作化“泼冷水”而束手束脚，这同样是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种种“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倾向于认为是地方干部瞎下指令或者违法乱纪导致后果加重，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反思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出现了问题上，这也是自由派最热衷于攻击社会主义的方向之一。

虽然我国在农业集体化探索道路上犯了一些错误，但若以此来攻击反对集体化与计划经济，则是片面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能像欧美列强一样通过殖民掠夺来获得工业化积累。有的人说欧美殖民就殖民呗，他们的农民过得很幸福啊。我想，他们大概说的是农场主罢。

甚至存在童工的欧美普通农民真是幸幸又福福啊，你们也想成为这样的农民吗？

无论哪个国家，来自农业的积累都是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前提。相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从对普通农民到无产阶级的剥削，或者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的暴力征粮，我国在“一五”计划期间的农业政策已经是相当温和的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段相当敏感的历史，所以在这里我不做无关叙述。“文革”十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但这样的混乱是否波及到了农业呢？通过展示下面的表格，想必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1952-2015中国各项增长率的对比（取指数拟合所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