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社会都会形成自己的主体文化，即该社会有自己的经验。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在引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之前，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本土社会工作经验的，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经验呢？这样的经验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如何发挥这些本土性社会工作经验的积极作用呢？本期我们继续请三位专家就此话题进行讨论。

主持人：当我们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时，隐含着一个社会脉络的假设：社会的异质性影响社会工作的展开。我们需要关注每个国家的经验，而非虚无主义地视而不见。那么，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是什么？

童小军：实际上，研究者们对“本土性社会工作”也没有一致的界定。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和西方社会工作相对应的，是指在西方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之前，存在于中国本土且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活动。还有一些人认为“本土性社会工作”就是民政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相比较，其助人活动具有半行政性和半专业性特点，由此将它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政府社会工作，指存在于民政、妇联和残联等社会福利部门的半行政性和半专业性的助人活动；二是传统民间社会工作，指存在于草根民间组织的半职业性、半行政性和半专业性的助人活动；三是本土专业社会工作，指存在于有西方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高校或者机构的专业性和职业性的助人活动。

上述“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界定，在我看来，指的就是本土化的社会工作。它们并非简单地将民政工作界定为本土性社会工作，而是强调必须有专业性助人活动的成分；只有加入了专业性助人活动的民政工作才是社会工作，是本土化的社会工作。

何雪松：推动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尊重历史、传统与实践智慧。如何认识我们已有的扶贫救济、救灾、社区服务等领域的实践和经验，是重要的议题。将这样的实践与经验理解为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合适的。而重点是如何将这样的本土经验和实践整合进社会工作的实践体系，这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梁建雄：社会工作本来是从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而来，它的出现、存在与发展都与各地社会的发展情况紧密相关。中国内地有一些社会工作的形式是国外没有的，例如农村社会工作及党群社会工作。就算是企业社会工作，中国内地的服务形式都跟美国有所不同。我认为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问题的工程师，在拥有独特政治与经济发展形态的中国，出现特别的形式也是正常的，因为不论是政府购买服务或是民间自发，这些比较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形式都是为了对应例如农村改革、企业管理欠人性等问题，而只要这些社会工作项目仍然是以国际社会工作的基本标准和伦理运作，那么所谓的本土性亦只限于是形式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异。

主持人：我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积累了哪些经验？这些经验背后的知识体系是怎样的？

童小军：如果说本土性社会工作就是本土化的社会工作，那么我国社会工作的经验就是本土化社会工作的经验。截至目前，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还处在完善的过程中，因此，本土化社会工作的经验是过程经验。然而，不论本土化社会工作距离成熟的空间有多大，它的知识体系和成熟的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是一样的，包含专业价值理念、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方法技巧，只是这些知识体系与本土现实结合的状态各有不同。我认为，在上述三大知识体系中，我国社会工作在理论知识体系和方法技巧体系的本土化比价值理念体系的本土化做得好一些。

何雪松：最近我们学院正与美国一个大学的社会工作学院筹备灾害社会工作的国际会议，我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差别：美国学者的大会报告是围绕创伤展开的，以个人为中心；我国学者的大会报告是围绕重建展开的，以社区为中心。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相互学习和借鉴之处颇多。中国的灾后社会工作沿袭了强调基层、互助和社区的传统，我们实际上围绕这样的主题建构了一套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然而，这样的知识体系尚未得以清晰地展现，这是我们研究者需要尽快完成的工作。

主持人：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化”更多地强调外来物进入该社会系统后适应新场境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本土社会工作的经验。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对社会工作本土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童小军：在我看来，本土社会工作经验和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将现有西方社会工作植根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使之成为本土社会工作的过程；反过来，本土社会工作经验既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结果。因此，要想积累本土社会工作经验，就必须特别关注社会工作与本国国情和社情的独特之处，使社会工作能够贴近和适应国情和社情，并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本土社会工作的经验越丰富，社会工作本土化程度就越高。

梁建雄：其实社会工作本土化在中国内地的意义，不单是说国际或国外的社会工作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由于中国各地社会工作发展步伐极不一致，社会工作在各地落地时都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社会工作，不论在服务购买形式、管理方法、专业侧重和立法进程等方面都很不同，即使在广东，一线城市跟二、三线城市的社会工作发展都会因其资金规模、人才供应情况及经济发展程度而不同。未来如果中国要整合异质性极强的本土社会工作经验，我认为应该先将社会工作经验交流和研讨的工作分地域进行，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推向全国，如此自下而上的做法方能协助内地更好地完成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

何雪松：我一直都强调，要很好地把握本土的经验，这是社会工作进入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一言以蔽之，本土的经验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但这样的本土经验的确需要在专业的脉络之中进行重新审视，要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对接，我称之为“转型”，相信这个转型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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