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的这场疫情，将许多人都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人因为企业的停工停产而导致收入减少，从而无法按时缴纳房租房贷，还有车贷。这一现象更多的体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身上。有的人因为无法返校而导致失去生活费，还不上花呗成为大学生们普遍担忧的问题。从前谈论的“月光族”,便是此时的“无储备生活群体”。这和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息息相关，这也绝不是个例，而是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需要面对和直视的生活问题。同时大面积范围的个体户倒闭、农民的农产品滞销也给了国家经济当头一棒，雪上加霜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绝望。

（图片来源于“板房蒋阿姨”微博评论截图）

而若非这次疫情，很多人根本认识不到，原来自己银行卡里的存款，根本支撑不了几天的日常花销。于是许多人开始存钱，开始学着面对风险，也开始自律，学着接纳生活。但当我们反思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看出现象背后的本质：一是群体普遍的生存焦虑性问题，二是群体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行为能力。突如其来的无储备的生活压力，使得具有保障性、稳定性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成为大多数人所向往的工作状态，他们开始疯狂地寻找线上可能获得盈利的一切机会来填补生活上的资金空白缺口。而在此之前，许多人都认为安逸平凡的工作是没有挑战性的，是看不到未来的。他们宁愿在一线城市里打拼到头破血流，为了梦想日夜奋斗，也不愿意在三四线城市做只靠工资生活的工薪阶层。

一

连锁反应下的生存焦虑从何而来

造成前文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群体的普遍生存焦虑。生存焦虑就是指人对生存的担忧，当然这里所言的生存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生存，而且也是精神意义或道德意义上的生存。疫情催生出的焦虑主要受人们自身心理和大环境的影响。首先国家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难免使人们产生物理隔阂，加之新冠肺炎的增长和传播速度过快，使人们不断地进行消极的心理暗示，更助推了生存焦虑的加剧，疫情更是导致人们的经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状态被打乱，所以生存焦虑便成为疫情期间备受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

产生焦虑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因它衍生出的疫情下的“陌生人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交际障碍使正常的社交因在重大危机的影响下而重新洗牌，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我们和自己成为朋友，孤独成为普遍的状态，对于热爱社交的人来说无疑会对其心理造成巨大的创伤，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自我表达，得不到释放的情绪被不断积攒，久而久之表达欲降低，社会的秩序也会错乱。

（图来源于“俊颐”微博摄影作品）

疫情的发生无疑助推了“陌生人社会”的进程。在口罩的层层防护下，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使得本就不善于线下社交的人变得更加无助。在此过程中，格马利翁效应所展示的自我心理暗示也是助推焦虑产生的一大作用机制，通过不断地暗示使自己产生更多不自信的体验，“陌生人社会”也在一步步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

而疫情后也即将迎来新一轮经济爆发性回血。报复性消费将占据消费内容的主体地位。这种现象与焦虑密不可分,虽说疫情期间大部分人的经济收入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长时间的居家行为已经让很多人蠢蠢欲动，正等待疫情结束后的肆意挥霍，以求得因封闭限行而丧失的满足感。这种焦虑冲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催生的经济必然。

注：图片源于新浪财经网

其实，任何时代的人都可能伴随着一定的生存焦虑，但是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却越来越强烈，并表现出其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性。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衍生出不同的焦虑体验。¹就像这次疫情带给人们的经验教训一般，其实我们缺少的更应该是抵抗风险的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已有的世界秩序正在不断地解构重建，而这次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得全球都陷入到恐慌之中，于是大批的人开始为自己的生存出路而着急，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的经济担忧，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的贷款而奔波。

二

把控风险中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性

生存问题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群体应当具备面对突发事件的行为能力。这是人们抵御风险的保护伞，是对无意料之外事件的正确风向把控，那么怎样才算是具备这种能力呢？首先就是要有思想上的意识，明白风险事件的重要性和时效性，了解事件的性质才能更好地把控风险等级。其次就是要有物质上的储备，包括日常的存款，投资理财等等，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划。二者缺一不可，都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指标。

疫情使得许多人的生活与经济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也有人积极的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自律，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在没人看的见的地方，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写满了坚持与努力。有人抓住新的机遇，探索互联网新风口，5G、直播、小程序联动联合发展。将自己的现有产业逐步转为线上采购或办公。以及一系列办公教学平台软件的开发兴起，更是体现了企业与个人的“自救”，充满挑战的地方也同样充满着惊喜，他们看得更加长远，在社会生活中学到的经验都内化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也说明具有应对风险能力的除了个人，更多的是群体或组织支撑起由危机带来的压力。因为这些参与者拥有更多对风险预判的评估操作，因为他们要为了组织中的每个人着想。

（图为2019年5月-2020年5月综合PMI产出指数，图源国家统计局）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新鲜血液每天都在喷涌而出。时代变了，思想观念也在跟着发生变化，新兴的群体也越来越多。他们或多或少的成为一个整体，表现出的行为也被定义为现象本身。“符号”最主要的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一个符号由对象、符号和解释项三部分组成，符号对象决定符号。符号作为传播媒介，由发送者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对符号的理解被称为解释项，随后解释者又转变为发送者，将已成为符号的解释项发送给下一个接收者进行理解，由此而得到新的诠释，如此延续发展，以至无限。²那么我们能否将由一种或多种现象产生的群体效应视作符号的再一次集聚？这样的群体便可看为一种符号，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而存在。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若把这种疫情期间产生的“自救”群体效应看做是符号的重新整合，那么其代表的应对风险探索新出路的积极意义则是新的生活理念与社会融合的表现，但意义又必不能脱离符号而存在，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所以人群效应与其展现出的效果互相作用，成为新的现象，“自救”行为成为危机事件下重要的一项能力。

三

“生活自理”的关键是提升个人价值

是否具有“生活自理”的能力也不仅仅只停留在能否正常进行独立生活，在我看来，“生活自理”更多的是对一个人价值的衡量比重，在安排好自己生活的同时也能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内在修养。而工作的效率也是评估自身价值的重要指标。从前办公室、学校的氛围不复存在，领导长辈不再对我们耳提面命。居家隔离期间仍有人能按时甚至超额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及学习任务。这更多的是出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出于自身的高标准与严要求。对于他们来说，生存焦虑的压力大大降低，因为他们总在用一件一件所热爱的事情填满自己的生活。而学会满足，也是缓解焦虑有效的方式之一。

“你没有察觉到的事情，就会变成你的命运”，大局观的培养更应该是这场疫情教会我们的道理。无论你现在是否对生活有所储备，无论你现在是否担忧焦虑，但我们都逃离不了正在面对的是事实——风险。统筹全局观，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状态，使得看待事物的整体性成为现代人生存发展的重要之处，这样才能在危机来临之时不慌乱、不急促，也是提升自我价值的有效举措。

（图片来自网络）

疫情教会我们要走得高，更要走得远，学会筹划自己的安排，也是在无形中提高自己的价值条件。同时在面对风险时，能够依据自己的经验而顺利“渡过难关”，化解生存焦虑带来的连锁反应，避免成为被焦虑奴化的个体。

我们都在时代的浪潮中裹挟着前进，跌跌撞撞却又摸爬滚打的学会许多社会经验。希望在面对每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我们都能有面对风险的能力与勇气，也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够没有那么多的意外。

参考文献：

1.章乐.现代人的生存焦虑与体认自我限度的教育[J].全球教育展望,2015,1:49-57.

2.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詹姆斯·雅各布·李卡斯.皮尔斯：论符号[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6–45.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