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答案：西方社会的福利进步，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直接原因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面对执政危机、经济危机及后期的冷战框架下达成的妥协。

这么多评论都把社会福利进步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开恩、欧洲老爷们的文化传统。屁股干干净净地坐在资本家的大腿上，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虽然苏联在苏修时期不是什么好鸟，但是它归根结底也是工人阶级斗争最辉煌的产物之一，一味地对其进行否定也是不科学、流于片面的。

谈及现代福利国家，有三个一定不能被绕开的话题——德国、北欧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各自的制度形成过程也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福利国家制度形成的典型代表。

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德国

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意志帝国建立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第一个福利国家，制定了社会福利立法。俾斯麦将容克社会阶层的特权扩大到普通德国人。 1881年11月17日，他在《帝国给国会大厦的信》中用"实用基督教"一词来描述他的纲领。这个时代的德国法律也为工人提供了保护，使其免受工作场所固有的工业风险的影响。

在国内政策方面，俾斯麦奉行保守的国家建设战略，旨在使普通德国人——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容克精英——更加忠于王位和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在德国实施现代福利国家。

然而，俾斯麦不是什么天降大善人，主动把贵族老爷们的特权分给普通老百姓。关于俾斯麦建立福利国家的初衷，剑桥大学出版的Comparative Welfare State Politic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Reform中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定义：

“赋予社会权利以加强等级社会的融合，在工人和国家之间建立纽带以加强后者，维持社会和地位群体之间的传统权威关系，并提供对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力量的对抗力量。”

这里还要批驳一个观点，即“俾斯麦良心发现，主动给工人以福利，依托工人力量来加强国家力量”。事实上，工人们获得的每一寸权利的进步，都是血与火的斗争的结果。

俾斯麦1862年9月23日成为普鲁士首相，1875年5月27日，一群吃不起饭的穷鬼们和与穷鬼们站在一起的进步知识分子们成立了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今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成立大会上，因为被马克思写专著批判而“名垂青史”的《哥达纲领》被通过，这一具有浓厚拉萨尔主义特征的纲领呼吁普选，结社自由，限制工作日，以及保护工人权利和健康的其他法律。

从其议会斗争的路线和呼吁普选的口号，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看出，这个纲领是修正主义的，即使“修正主义”这个词在此刻尚未诞生。

虽然纲领的本质是修正主义的，但在这一纲领的领导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迅速发展壮大。到1890年，该政党已经是欧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891年，伯恩施坦等人主笔的《埃尔福特纲领》取代《哥达纲领》，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指导纲领。这一纲领体现了伯恩施坦主义的两大核心：

1. 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势在必行

2. 应当采用合法斗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它修，起码它代表了工人利益啊！

以《埃尔福特纲领》及其官方解释《阶级斗争》为代表的工人斗争思想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思想之前，一直是被全欧洲公认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纲领。

然而正是由于其“合法斗争”的路线，铁血宰相俾斯麦选择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一， 合法没错，但是你要想想谁是立法者。你不是要合法吗？那我就给你立个法。俾斯麦没有能力修改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合法存在的德国宪法，但他有能力在宪法的框架下出台一系列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法律。1878年，《反社会主义法》第一部颁布，禁止社会主义组织和集会，禁止工会，关闭报纸，禁止社会主义文学的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可以继续参加选举，但警察现在有权阻止、搜查和逮捕社民党成员及其领导人。这一法令又在1880年5月，1884年5月，1886年4月和1888年2月四次获得了更新。事实证明，在右翼保守主义者主导的法律框架内做合法斗争是完全不现实的。

第二， 虽然由于种种限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能够正常参与政治，但该党仍然能够在选举中获得大量支持。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对保守政权的支持，俾斯麦打起了发福利的主意。

1884年3月15日，俾斯麦在“关于工人赔偿法的国会演讲”上说：

“整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是否有责任照顾无助的同胞？我坚持认为，它确实有这个责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仅仅是基督教国家，正如我曾经允许自己用“实践基督教”一词暗指的那样，而是每一个国家本身的性质。有些目标只有整个国家才能实现。”

“这些还包括帮助处于困境的人和防止有正当理由的申诉，因为这些申诉实际上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剥削提供了极好的材料。这是国家的责任，从长远来看，国家将无法从中撤出。”

听见没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剥削老百姓呢！

为践行这一执政理念，俾斯麦及德国的后继领导人先后推行了1883年健康保险，1884年意外保险，1889年养老金和1927年国家失业保险政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这就是俾斯麦福利国家政策的来源。值得一提的是，福利国家政策开始的时间节点是19世纪80年代，其目的是争取工人阶级对保守政权的忠诚，巩固其自身统治。这种政治思想也被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在半个世纪之后被一个学艺术的奥地利小胡子发扬光大。

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兴起之前，俾斯麦的政策具有典型的右翼国家主义特征，即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文化上的德国化。对边境少数民族，尤其是波兰人进行血腥残酷的镇压，对于境内工人阶级则没有任何特殊的政策照顾。

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的建立，本质上就是右翼保守势力对工人运动妥协的产物，是一项被动发起的、本质上是为了分化工人阶级的政治事件。其目的仍然是维护右翼保守势力的统治，并不具有阶级意识层面的先进性。

那些将俾斯麦的福利国家政策解释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产物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坏不坏，反正一定非常蠢。

更新：北欧部分

聊一聊北欧模式

北欧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平等二字。即瑞典政府提出的“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基本的需求，并表现出对社会平等的重大承诺”。这与其他国家“福利”和“补助”的概念有显著差异。

北欧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就和西欧国家有显著差异。同早在17、18就把自己的大船开遍全世界的英国人、法国人不同，当时北欧头号强国瑞典在大北方战争中惨败，国家实力一落千丈，仅有的几块殖民地，如新瑞典、瓜德罗普、瑞属黄金海岸等全都易于人手；丹麦只在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有零星几块殖民地，并在大英帝国的阴影下迅速被吞没；其他几个北欧小兄弟则更为凄惨，几乎都还没有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殖民掠夺和资本原始积累更是无从谈起。

直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风暴才终于席卷北欧大地。

北欧曾经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气温寒冷，资源匮乏，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然而他们又距离欧洲中心英法德很近，并长期浸润在日耳曼文化圈中，工人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已经在欧洲各地冉冉升起的红旗。然而北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甚至难以媲美土地广袤、衰落时间短暂的沙俄，君主对地方的控制也远远达不到沙皇的程度，这就无法如俄国一样树立起一个硕大的靶子让布尔什维克们去反抗。

于是在北欧地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发展，资本家虽然在剥削工人，但工人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和反抗能力。

这就导致在北欧，工人阶级对资本家们呈现了一种制衡关系，而不仅仅是“反抗”的关系。这也就使得双方之间的冲突更多地可以被拿到台面上以温和的方式解决，而不至于兵戎相见。

北欧最早的社会福利改革始于1933年。在这一年，丹麦通过了《总理街协定》（也称《坎斯勒加德协定》），将老年退休金、疾病基金、残疾养老金和失业补贴等社会福利政策正式普及。挪威、瑞典都在20世纪30年代跟进了类似的政策，其中占相当数量的政策沿用至今。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是在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片哀嚎声中开始的。1929年秋天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的经济危机用极快的速度席卷全球，世界第一次见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威力。两年后的1931年，危机在丹麦真正扎根。但危机在丹麦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直接的金融风波，而是因为其出口到英国和德国的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出口农产品价格下降使得诸多丹麦农民濒临破产，大量房屋、汽车等抵押品被拍卖。农业危机迅速蔓延到农业以外的领域，失业率急速飙升。一年后的1932年，全丹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同时，迅速降低的出口物价使得雇主无法仅仅靠裁员来解决问题。丹麦的雇主便提出要求，集体降薪20%，否则便马上停工。丹麦工人阶级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全境工业几近停滞。这对当时刚刚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政权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然而，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北欧诸国的执政党，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这对他们而言何尝不是一个机会？

在时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党魁施陶宁（Thorvald Stauning）的争取斡旋下，1933年1月30日，在施陶宁的私人府邸，《总理街协定》正式达成，资本家面对工人农民做出了重大妥协。除却通过克朗贬值、债务转换、政府收购农产品等手段解决经济危机，这一协定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实施了斯坦克社会改革。

斯坦克（K.K. Steincke）是时任丹麦社会事务部长（Minister of Social Affairs）。这次社会改革是斯坦克一生最显赫的政绩，它正式确立了丹麦包括养老金，工作事故保险，疾病基金，残疾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了旧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工人只能依赖慈善机构获得救济的状况，将提供社会保障变成了政府的一项职能。随后，为缓解经济危机，瑞典、挪威都在十年之内以“大妥协”的形式跟进了这项制度，并将其发展成了著名的“北欧模式”，成为了冷战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范本。

北欧模式并不单纯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在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指引下，同中间派和右翼政党的混合体，而社会民主党本身也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做出一定妥协的产物（不妥协的结果详见隔壁苏联）。北欧模式之所以能够稳定存在，主要源于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巨大妥协"所产生的社会信任，而这也是北欧工人农民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及资本家的降薪裁员压力面前坚决斗争的结果。这一系列“大妥协”的直接产物便是在北欧遍地开花的工会。根据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以及瑞典隆德大学的数据，2019年，冰岛的工会密度为90.7%，丹麦为67.5%，瑞典为65.2%，芬兰为58.8%，挪威为50.4%。相比之下，德国的工会密度为16.3%，美国为9.9%。 2018年，冰岛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为90%，芬兰为88.8%，瑞典为88%，丹麦为82%，挪威为69%。相比之下，德国的集体谈判覆盖率为54%，美国为11.6%。这对于资本家的权利是显著的制约。

上图是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的统计图。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在1940年达到巅峰，在冷战期间长期保持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下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民主党普遍在1980年开始逐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范式，实际社会支出迅速减少，私有化程度加剧，劳工组织影响力减弱。然而，新自由主义范式与社会民主党所部分代表的工人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其衰落事所难免。1991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在大选中被保守派击败。根据菲利普·奥哈拉（Phillip O'Hara）的说法，瑞典最终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资本主义大复辟的一部分。这与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运的衰落是一致的。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基于“大妥协”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衡在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大复辟的背景下出现了摇摆。

上图是哈佛大学Our World in Data提供的社会公共支出占GDP比例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大多数北欧国家的社会公共支出比重在1995-2005年之间经历了明显的滑坡，但在2010年之后重回高位（冰岛是个例外）。社会民主党虽然在丢失选票，但右翼政党也在鼓吹种族隔离、民族主义的同时，接纳了基于平等、高福利的左翼政策。同样的福利政策，不同的移民政策，工人们的选票就这样到了右翼政党手里。

是不是和俾斯麦时期一模一样？历史就是一个轮回。

总结一下，北欧模式就是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同一个先天不良的资产阶级不懈斗争，最终达成平衡的结果。随着二战后国际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清晰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挪威发现石油等特殊的条件，北欧经济实现腾飞，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步发展壮大。

就像一个强壮的乡下壮汉，娶了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闺女。二人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变成了富豪。但此时就是他们两个都变成了富豪，而不是老婆富，老公穷。

然而苏东剧变的时候，资本家拿的还是多了一点，就出现了短暂的不平衡。今天这种不平衡看起来已经消散，但右翼政党和民粹势力的不断强化仍然要让我们对于北欧模式的存续能力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最后一部分，英国，写完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