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

“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上月底，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会在太湖畔的群学书院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在致辞中谈到了纪念费先生的特殊意义：“以费先生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开启了新的社会研究，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她说，那一代学者尝试运用新的角色（现代的专业性研究者）工作，给中国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思想，“我们需要传承这一角色”。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帕克赛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王勋在回顾“江村调查给我们的启示”时称费孝通是推动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典范——他很早就指出：“我只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要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希望，自己十亿人希望的道路，中国要自己走，要自主，要文化自主。”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事业任重道远，走在前面探路的费孝通又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红认为，费先生践行了自己的老师吴文藻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在吴文藻的设想中，“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通过与孙本文的“充分收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学资源，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的设想相比较，周晓红得出的看法是，我们能够发现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的道路，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因此他们迈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步伐显然更为坚实。

按吴文藻所言，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是“试用”西方理论；第二步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验证”理论——验证西方理论的可靠性或普适性、通过实地调查认识中国国情（费孝通的兴趣在后者，他赋于“江村调查”以鲜明的“认识中国”并进而“改造中国”的实践品格）；第三步是“理论和事实揉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的综合”。在周晓红看来，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抛弃理论或西方理论另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结合费孝通在不同时期的著述来分析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对象转换型本土化，如《江村经济》严格恪守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还没有来得及对将这思路和方法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文明大国可能引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思考。第二种是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如《生育制度》试图修正马氏功能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试图跳出马氏三层次需要论的框框。第三种是理论替代性本土化，用一套完全来源于该国/地区人民社会生活实践的本土性概念、命题来替代，但还是沿用了移自西方社会学的思维或研究方法，如《乡土中国》。第四种是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完全用“本土”替代“西方”，形成一种在这三个方面完全具有本土性质的社会学说，如《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一个‘本土化’色彩越来越强，‘西方化’色彩越来越淡的思维过程。”谢立中强调上述分析以事实为依据，自己的立场更倾向于第二种类型。但值得思考的是，对于一个以“本土化”为终极追求的人来说，这样一个本来属于事实判断的类型划分模型自然也就带有价值判断的含义，即将本土化色彩越强的那种学说类型在价值评判上也置于本土化色彩较弱的那种学说类型之上。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频频出现，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了“脱西返中”的理论主张。“用本土化很强的来反对和排斥不强的，甚至是西方社会学，这就走错了路。我们需要的是全人类的知识，大家可以共享，不单是某个族群。”

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翟学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这是一个本土化步骤的想象以及用逻辑来展开想象，并不来自对本土化研究自身发展和面临的问题，在逻辑上说得通，但与现实不太吻合。”他说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一件很多人想做的事，从燕京学派开始，并一直延伸到今日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生的背景是西方社会学很多理论解释不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标和任务，实际上是跟全球化有关，在于全世界的人在不同历史、民族、国度、文化类型当中如何生活，我们的本土化观点不能由西方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方法说了算，应该是由各个地方的社会学家共同努力，最后构建一个具有较好解释力的理论。”翟学伟表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努力地通过对自身社会文化，社会心理、行为，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一种可以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对话的理论，同时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合在一起，称为社会学理论，成为现有的大学社会学教材的一部分。

“经过三十年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回过头来看，更多的还是经验研究，在理论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社会学的学者还缺少一些理论方面的建树。我不想强调中西方文化有多大的差异，以及西方的这一套理论不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既然中国有这么多学者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但如果你没有理论，只做经验研究，只会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好像说不过去。”厦门大学社会系教授胡荣介绍道，在很多年前，他本人就提出了一个“社会单位”的概念。社会单位理论最基本的概念是需要、资源、社会互动，以及社会单位。“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马斯洛做了一个区分，我在他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我认为人还有价值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世界观、人生观。”胡荣说，“我是坐在象牙塔，展开哲学的逻辑推理，毕竟中国社会学理论也需要这个层次，对不对再说，首先要有自己的尝试。”所谓社会单位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在互动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或为一定目的而建立的具有持久关系的集合体。社会单位一词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既包括家庭、邻里、朋友群这些初级群体，也包括工厂、军队、医院、行政机关等社会组织，原始的部落是一种社会单位，现代有组织的国家也是一种社会单位。社会单位的类型，可以从规模、权力关系、满足成员需要、结构化程度来划分。

在英国读书、工作了25年的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常向群认为谢立中的分类方法概括得非常客观，而她自己的工作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社会的本土化，或者说全球社会的本土化。“要想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在人类知识大厦体系有一席之地，首先要做的是拥有自己的话语阵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为了话语权，这么多年走出去的力度非常大，渠道也很多，但有多少东西可以真正落地。”常向群说起了一个让她感到悲哀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研究系列的英文图书，其中有费孝通的TowardaPeople’sAnthropology、ChineseVillageClose-up与SmallTownsinChina三本书。1986年，费先生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讲座时赠书给学校图书馆，30年后，这些书已经不知去向。“像费先生那么脚踏实地把西方社会科学嫁接、消化、产出，然后往外推动的社会学家尚且被如此对待，其他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国外更不用说了，不只是边缘，几乎是频临绝迹，非常少的。”一方面要在英语世界学术界建立话语阵地，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双语出版促进英汉交流。在常向群的观念中，要想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一是有自己的东西，一是通过有效途径让主流的学者来说。“我们需要英国的书号，这样就能进入全球的检索系统和发行系统，才有机会被西方国家的老师和学生读到。对于中国走出去的东西，他们不用没有问题，但如果是英国出版社的出版物，不用就违反了学术伦理，这是一个本质差别。”尽管暂时无法与西方理论相对抗，但现在中国也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概念，已经被国外学者使用，即全球社会的社会建设。“他们有社区建设、国家建设，但是没有社会建设。当时我们编了一套书，请外国人来试试看，这样就让中国社会科学走了出去。”

兼顾本土化与全球化，谈何容易。费孝通就曾说过：“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