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会议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会议认为，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方式；“绥远方式”，即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敌军的方式。当前首先必须采取的还是“天津方式”，但后两种方式也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学会和平斗争的方式。会议认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都应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必须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军看成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工作重心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基本政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党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党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

经济外交

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对于这几种经济成分，党的政策应确定为：第一，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就是说，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它的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第三，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外交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毛泽东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最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