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个社会

——读刘学安长篇小说《龙兴镇》，兼谈时间叙事传统技法的运用

蒋九贞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系统工程。作为载体的文本，它往往也是非常复杂的。然而，无论结构怎样复杂，它的宗旨总是离不开写人。写事与写物写景，即使是所谓小说美学原则，其实是为写人这个中心服务的。世界上人是第一位的，文学中人也是第一位的，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论断至今没有过时。现实主义文学如此，非现实主义文学亦概莫能外。在地球这个星体上，目前乃至以后很长时期，人是真正的主宰。在我看来，只要写活了人，小说就是成功的，所有技巧都是为了写活人。

刘学安先生的长篇小说《龙兴镇》，就写活了高风，由高风带活了一群人。滴水见大海，一人见社会，小宇宙见证大宇宙，一本书看清一个时代。据说，这是刘学安三部曲之一，其它两部尚未面世，我不敢说写得怎样，而这一部无疑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即使放在中国小说的“大盘”里，也自有其分量。

一、故事情节谈

写人的小说必须写故事，故事是人物的“疆场”，人物一定要在这个“疆场”上摸爬滚打，冲锋陷阵，“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没有一番炼狱般的经历，人物立不起来。立不起来的人物是僵死的木偶，那便不是“活”人，艺术上必然也是失败的。

从纯艺术的角度说，这部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一直是单线直行，由一个人牵动所有人，演绎着各不相同的人生。

高风是傍湖镇中心校（即镇教育办）工作人员。中心校一共五个人，中午自己开伙。这天，高风做饭，他的手艺比较高，买了一只鸡，准备改善伙食。没想到，当高风拿了刀就要给它开膛之际，脱了毛的鸡竟然从出水口拼命逃跑了。高风没顾上放下刀，冲出大门就撵，与刚进门的郑校长撞了个满怀。没有追上鸡，却伤了校长的手，缝了六针。巧的是，县公安局要在镇派出所开什么现场会，请业余作家高风去帮忙半个月。中心校虽然管着全镇的学校，高风也有他负责的一块，可他们的时间毕竟有弹性，所以镇里有些事情也常常借他们的人，高风在文字上有名气，也就常常被借用。因为事有凑巧，郑校长手被高风刀伤，派出所来借人，坐着警车去派出所，一去半个月，麻烦来了，关于高风的谣言来了，说他砍伤了校长，被拘留十五天。而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让他的人生一地鸡毛。先是他弟妹真凤被尿罐家打了，送了医院。真凤想给尿罐家点儿颜色看看，不愿出院，要求处理。高风几次找派出所孙所长，孙所长都没有时间处理。真凤就急，家人也催，这让高风有了压力。高风所到之处，大家的目光总有些特别，尔后他终于弄清，是满世界都知道他被拘留了，放出来了，他刚刚剃的小平头也成了他的“罪证”——既然是拘留，拘留时是被剃了光头的。

郑校长要给高风配个“助手”，会计张旺让高风推荐辛歌，并拿出辛歌发表的两篇文章作为能力证明。这两篇文章是经过高风改了个面目全非，《留城教育》给发的。辛歌是校长的亲戚，让他来是校长的意思，高风能说什么？于是，辛歌就调进中心校，与高风一个办公室坐对面办公。闸口小学幼儿园迎检工作紧锣密鼓，高风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主抓这里的工作，义不容辞。秦玲代理闸口小学校长，幼儿园的工作让她很头疼，一方面是做迎检准备，一方面资金不足，本来应报销的费用中心校迟迟拨不下来，后来知道，这笔款可能被张旺截留做他用了，也是他故意刁难秦玲的。闸口小学的领导们没办法，就找私人贷款，以应付必须的开支。

郑校长在仙聚楼请各校校长等人吃饭，饭局中郑校长正式向大家澄清了刮在高风头上的谣言。

真凤的事情一直拖着不能解决，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但是，走访了几个律师，感到都是在骗人。还有家里孩子高考问题，等等，弄得高风焦头烂额。王指导员接手处理真凤问题，刚要解决，尿罐家反悔了，不再愿意出钱。孙所长因打牌被免职，王指导员接任。真凤的案子最终得到处理，尽管她不满意，也只能如此了。

张旺一次次给高风和妻子淑贞“下别腿”，使绊子，令高风越来越恼火，后来借故打了张旺。一只红公鸡出现，人鸡大战，红公鸡落荒而逃，高风又要追赶。他不明白这红公鸡怎么就盯上他了，以后又有一两次人鸡大战的场面。高风想了办法，给它带吃的。张旺见高风喂鸡，遂起嫉妒心，与红公鸡有了矛盾。鸡与张旺之斗，张旺大败。

简单些说吧，以后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高风开笔会；关于他与秦玲的谣言；幼儿园迎检的坎坷；私人贷款以及应付事发；中心校裁人，高风提前退休；秦玲被免职；兄弟不和；弟弟高亮被城管打伤住院；家庭出现裂痕，淑贞与王所长暧昧，最后导致离婚，与王所长正式结婚。再后来，高风和秦玲受聘私教，在快乐教育方面有了研究成果在全省推广；红公鸡被父母收养，一段时间后不见了；高风准备实施书院计划。

以上是本书的故事梗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情节的确比较平淡，没有大的惊人的起起伏伏，都是些生活琐事，是一波又一波的小涟漪。正是这些小涟漪，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生活场面，成就了这部35万言的厚重之作。

由此我想到，情节不一定大起大落，但必须有曲有张，所谓“一张一弛之谓道”，情节应该为文学真实服务，要有“扣子”，挖“坑”，也要设法“解扣子”“填坑”。情节是什么？情节是生活中矛盾发展进程中的艺术反映，它的依据是现实生活，而不是凭空臆造。冉欲达先生在《论情节》一书中指出：“生活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决定了情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是一个特定的矛盾冲突的形成、发展和转化的过程。”要想写好小说情节，当然要研究透生活，要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注意观察涉及事件的全过程，并且经过艺术加工，使作品中的情节比生活本身更高更集中更有特殊性。美国作小说家、写作教师杰夫·格尔克把情节当作小说的故事核心，是有相当道理的。试分析，如果《龙兴镇》没有上面那些情节，其故事还能立得起来吗？显然不能。

二、人物关系谈

有人说，小说是人物性格史。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小说更是人物关系图，人和人的关系发展史，好的小说都是把人物关系写得好的，没有巧妙、得当、合情合理的人物关系安排，小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功，至少成不了佳作，这也应该成为文学常识。

《龙兴镇》为我们编制了怎样的一张人物关系网呢？我们看看以下几组关系列表。

1、家庭关系图：

①高风——妻子淑贞、父母、弟弟高亮、弟媳真凤、小妹高萍、孩子文文强强和两个女孩子秀秀丽丽

②张旺——妻子周虹

③淑贞——后与王所长结婚

2、工作关系图：

高风——郑校长、张旺、辛歌、马超、吴劲、秦玲、张志成、王沛、张朋、王腾、朱校长、郭书记、派出所孙所长、王指导员（后升职所长）、县教育办刘慎行主任

3、亲朋邻里关系图：

①高风——姨弟、舅舅及妗子、李二猛、尿罐家的、高五与媳妇

②张旺——郑校长、曹兵

4、矛盾关系图：

高风——张旺

张旺——秦玲、张志成

5、其他关系图：

高风——文学圈宇文佳、红袖一缕、钱大爷、孙支书

张志成、王沛——钱大爷

6、另类关系图

高风——鸡

张旺——鸡

人是有很浓烈的社会色彩的，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心，都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与周围人物的密切联系，人世间所有的矛盾冲突都产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长篇小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出于刻划人物的需要，不可能不去表现这种人物间的关系，并借此完成故事叙述和人物形象塑造。恩格斯在1888年致《城市姑娘》的作者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指出了现实主义在刻划人物时必须创造一个“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典型环境”的美学要求。所谓典型环境，应该主要的是指环绕典型人物所展开的特殊的社会关系。

在《龙兴镇》这部小说中，作者写了众多类型的人物关系，每一类人物关系中又有不同的组别。从以上的列表就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关系，才构成这部小说的主体框架。

关于人物关系，现在的文学评论家关注的程度明显不够，很多人在谈到作品人物时都是谈到人物形象便戛然而止，或者仅仅就形象论形象，而忽略了典型环境特殊性的作用，忽略了人是在人群里存在的，没有各种各样关系交集的人物必然是苍白的。

高风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所有人物关系的交集点，一切矛盾的设置都是围绕着他纠集和展开的。他是“纲”，纲举目张，整部小说的布局就像一张网，一下子就撒开了，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环环紧扣，形成了一个全景式的生活图画。

应该肯定，作者在本书中是有意识搞了全景式描写。此处的“有意识”是指作家对于生活的完全自觉，是对于他要书写的人物、场景以及意义的全然知悉，他是要通过这种叙事给人极其鲜明的理性认识，能够对大部分读者的感悟有无可置疑的引导和掌控。就是说，作者写作的时候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描写可能带来的反馈。在刘学安看来，文学既然是写人的，要想全面反映一个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必然牵扯到方方面面，比如高风，不仅有社会的，也有家庭的，不仅有对立面，也有亲和面，不仅有羡慕嫉妒恨，也有温和亲近善，不仅有表面的，也有内心的，这样才能构成一个“立体”人，一个如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福斯特提出的“圆形人物”。

我们常说的“人物命运”，一方面是由他自身的内因起作用而形成的他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也必然是社会关系给定的时空等因素左右的结果。就是说，人的命运不只是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人物自身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线”，它们常常被社会上各类人物不同程度地牵着。高风想做好工作，想与人为善，可是事与愿违，许多因素偏偏让他做不到，就算他想选择逃避也不可能。好在他是个人物，提前退下来后，仍然坚持研究他的“快乐教育”，取得可喜成绩，被连云港某私立学校聘用，后出来，和“荷上风铃”一起与钱大爷联合办快乐寄宿学校，办学红火，引起公立学校的恐慌。

刘学安先生长期生活在农村，工作在乡镇教育战线，对农村和农民以及农村教育状况的熟悉程度是一般作家比不了的。据我所知，他直到现在还居住在比较偏僻的乡下，和高风一样，甚至比高风参加实际生产劳动更多，与各类人等的接触更频繁、更深切。对于书中的人物，他了解深透，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一般而言，人物关系安排好了，各人的角色拟定，再有核心故事，小说就好作了。

三、典型形象谈

典型人物这个概念现在很少人运用，其实，真正能够进入文学史或文学史上的名著，无不因为塑造了典型人物而名垂千秋。文学是人学，人学自然要有人学的样子，文学必然有自己的人学典章，要有树得起来的人物形象，有口口相传百谈不厌让人铭记的活的人物。这些人也一定代表了社会人等的某一个类型或层次，是一种人物的典型。典型人物是通过独特、鲜明的人物个性反映社会生活某些本质的具有以一当十、“一斑见全豹”、黑格尔所谓“这一个”的形象，他们栩栩如生，是一个个突出的形象，却也可以从它们身上看到更多类似人物的影子。

高风无疑是具有典型性的形象。在一个存在等级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作品中人物都必然打上其阶层的烙印，诚如一个伟人所说的打上“阶级烙印”。这是客观事实，不是谁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首先，高风是个很有个性特点的人物。他是教师，这是个高尚的职业，而且，他是中国一个基层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的一分子，这就决定了他的行为一般是循规蹈矩的。特别是多年所受的教育与多年教育职业的陶冶，他的性格里必然有浓郁的儒者色彩，重视仁义道德，比较谦和。但是，他也有暴烈的一面，有发火的时候。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天因素属于修养范围，而先天因素则与遗传基因有关。个性的柔与烈，除去后天的因素，遗传因子很重要。在本书中，高风有限的几次发火，都是处在小说的“小高潮”阶段。就是说，他不得不发火。所有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他不发火，故事就没法进行。这是小说结构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高风对孙所长的严词诘问，与张旺的大打出手，和红公鸡的奋力搏斗，以致与妻子淑贞的分道扬镳，这些情节在小说里都具有很大作用，是在几个关节点发生的。试问，如果没有这些“发火”的描写，小说还如何推进？高风的性格也就塑造不起来。人的性格不可能只有一面，要柔就柔到底，要烈就烈到底，那是脸谱化，不是真实的人生，也不应该是文学形象的真实。他儒家风范，也刚烈秉直；他不愿意随波逐流，却也委曲求全；他敢于秉笔直书，往往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工作没有完全使他扭曲，生活让他懂得知难而退；他是大度的，还有点小软弱，——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不过，刘学安似乎无意把他作品里的人物搞得过于复杂，他只想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真实地描绘他的主人公。因此，高风的性格中没有鲜明的个性背反，他的性格在自己内部没有太大的反差，即使温文尔雅的他偶或发发火，也显得那么正常，不足以引起读者的大惊小怪。温文尔雅正常，偶尔发火也正常，柔与烈有机结合，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这是高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特有个性。

其次，我们把高风放在小说环境里看。放在典型环境里进行性格分析，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视角。恩格斯曾经说过：“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高风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呢？他所处的环境够典型吗？我不想纠缠某些概念的解释和困惑，但是想先费些笔墨，谈谈什么是实际的典型环境。评论家们爱从大概念到小概念的设圈套，可是真正给人益处的评论不需要这样，只需要结合实际把话说清楚。典型环境这个词组看起来是那么高大上，其实它就是作者书写故事人物的背景舞台氛围，在这个基础上让环境显得有代表性而已。当然，这也是显示作者眼力的重要方面。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舞台上活动，每个人都是一部书。不过，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比如说刑场赴死这件事，犯罪分子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那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而被俘而不屈的战士被枪杀，就是英勇就义，就值得歌颂。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一样的，作家把他们分别放在不同的环境里，把犯罪分子放在和平建设时期，把烈士放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两个不同的典型环境，他们各自的意义便更加彰显。高风是处在改革阶段的人物，他的工作地点在乡镇府所在地，他处在镇中心校即教育办的位置，他研究“快乐教育”，负责监管下边的一些学校，还会写文章，镇政府和机关单位经常抽他帮忙。这是他的“舞台”环境。这个环境具有典型性吗？我以为是有的。这是因为：一、从时代的角度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段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对于中国命运具有决定的因素；二、从故事发生的地域来说，是一个相对有文化底蕴的乡镇，是一部分乡村的代表；三、从故事的具体行为人来说，高风是在教师和农民的包围中，这种状况成就了他的形象；另外还有善恶难分的浑浊状态，也给环境增加了一定特殊佐料。总是来看，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典型的。在这种环境里一步步走来的高风，他的性格就更有了典型的意义。

再次，放在人物关系中分析高风，如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说，他也应该是一个典型。此处不赘。

高风形象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上边已经提到，他是中国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工作在教育战线，在他的工作历程里，究竟做了多少实际工作呢？好像并不多。如果不是他执着于“快乐教育”研究和尝试，不是他顶着压力做一些事情，简直就是瞎混，就是熬时间拿工资，就是在层层包围中消耗生命。这当然不是他个人原因造成的。但是，本来有为的一代，竟成如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有点悲哀。这里有社会原因，有家庭邻里原因。他是奋进的，却处处受到制约，权力是他不能逾越的红线，社会关系是缠住他的桎梏，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是他无法铲除的障碍，他的工作还怎样进行？刘学安没有让他的人物在作品里呼吁什么，但是高风分明用自身经历大声疾呼着：我要努力工作，我要轻装上阵，我要报效国家，我要发挥我的特长！然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那样做？为什么？？为什么？？？

四、时间叙事谈

有学者指出：故事中的事件只有在叙事话语中被按照一定顺序安置排列，对我们才是有效的和可感知的。

小说是叙事文体。既然是叙事，就是要在作品中叙述一个或几个事件或人物，就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叙述，就要遵守一些叙事规律。违反叙事规律的，往往被看作“不入路”或离经叛道。现代派小说的叙事，如意识流等看似杂乱无章，其实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也是顺着某种设定的叙事路径迂回前行，直到目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叙事与现代叙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结构主义叙事学或经典叙事学的杰出代表，美国电影与文学批评家、叙事学家，伯克莱加州大学修辞学教授西摩 查特曼在其著作《故事与话语：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结构》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叙事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故事（histoire），指事件的内容或串联（动作、发生的事[happenings]等），再加上所谓的存在物（existents，角色、场景中的事物等）；另一个是话语（discourse），即内容赖以传达的方法。简言之，在一个叙事当中，故事是指讲什么（what），而话语是指怎么讲（how）。”

刘学安深深懂得这些道理，他不仅重视写什么，更重视怎样写，在小说创作中一贯有意探索叙事形式，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在新的时代环境里，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广阔的开发空间，无论书写什么样的故事还是相当游刃有余的。因此，他的叙事方式是比较传统的。在《龙兴镇》这部小说里，他主要的选择的是时间叙事方式，按时间发展顺序讲述他的故事。

我们来看小说的几个时间重要节点。

小说开始在傍湖镇年后开学一个多月，中心校第一次开伙，高风掌勺，杀鸡不成反伤人，郑校长的手被刀伤。正如作者在本书第4页的一句话所云：高风的“所有烦恼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高家的一些人物、弟妹黄真凤被尿罐家打伤住院、淑贞认识王指导员、孙所长推诿不作为、张旺等等，都在第二章里出现。高风被借派出所写材料，一去半月。在十五天后的这个节点上，即从第三章起，关于高风的谣言大面积出现，一些烦心的事情更是困扰着他，预示着他的麻烦真正拉开序幕。到了五月，高风与鸡“不打不相识”、郑校长和张旺却较少出现（这当然预示着某种危机的即将到来）、电脑QQ上与“荷上风铃”的对话、端午的文友聚会、秦岭的参与等等，这几乎可以称为改变高风命运的节点。此后就是暑假后，这个节点上，中心校减员，由于种种原因，高风不得不审时度势，提前退休。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学安的这部《龙兴镇》整个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故事的。这种讲述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也是当前重要的叙事形式之一，特别现实主义作家，惯用这种方式书写他的作品。这种方式是比较简便易行的，他的好处是，让读者清晰的了解时间的前后关系，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更好的了解事情发生发展的顺序，层次分明，结构清晰，易让人读懂。刘学安使用时间叙事有其模糊点，但也较为清晰，如他对时间的交待，往往是这样的：第一章，“高风看到一块乌云遮住了三月的艳阳”，这是某年的三月，开学已经一个多月；第二章，“十年前”买下丰泽园的房子，高风现在回到家，“饭罢”得知真凤住院，“早上五点半”起床烧饭，第二天到派出所；第三章，“高风做完派出所现场会的材料四月已过半，二十号逢周末又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文学峰会”，“醒来已是晚上放学时间”，“第二天早饭罢”……

不再往下列举。作者对时间的介绍是简单明了的，也有一定用意。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一般的时间叙述，如“第二天早饭罢”等；二是与事件合并介绍的，如“高风做完派出所现场会的材料四月已过半，二十号逢周末又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文学峰会”等；三是有预示作用的，如“高风看到一块乌云遮住了三月的艳阳”等；还有一些是与人物命运相关连的，如第十八章里“下午放学的时间又到了，高风把能热的菜热了重新摆好，可淑贞还是没在应该到的时间回来”“收拾完大田地头和零碎小块地点种的黄豆”“两年以后，两人被连云港一家私立学校聘任。又过了两年，高风的快乐教育研究课题结题，研究成果在全省推广，这年暑假刚开始，他们双双辞去了那家私立学校核心领导层职务，回来跟钱大爷联合”“一个周末的晚饭后，两个人在操场散步”，等等。

时间，永远是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是时空的重要一翼。现实主义文学作者之所以重视时间顺序，绝不是仅仅因为它使用起来方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切现实存在的流程，是存在的最重要的“证人”。没有空间，就没有存在；同样，没有时间，也没有存在。空间和时间对于存在来说一样重要。作家看重时间，看重时间叙事，就是尊重现实，敬畏现实的存在，是试图在现实中讲述存在的人物和事件，讲述每时每刻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以便用文学的样式建造“自己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向一切现实主义作家致敬，也向刘学安致敬。

（《龙兴镇》，刘学安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