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现代化追求，都是对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回应。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不具备社会现代化的两个先决条件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主要矛盾都迅速发生了变化，无论从巩固民族独立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角度看，都要求必须缩短过渡时期的跨度，尽快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关键词 中国社会现代化；前提条件；具体道路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083-07

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的确立，揭开了世界现代化的序幕。此后，人类社会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历史则逐步从国别史、区域史向世界史演进。这一方面使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体系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使每个国家都必须基于国情谋求发展。中国近代以来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就相当充分地验证了这个命题。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代化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之前尽管不断变换现代化模式，可是收效甚微；之后虽有波动，但成就斐然。即便如此，国内外仍有一些人习惯戴着有色眼镜评判中国现今的发展模式，大抵是“左派视之为右，右派谓其是左”，有的甚至故意夸大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人们建构基本共识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首先讨论世界现代化浪潮的成因、趋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然后着重分析中国成功启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一、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主要趋势，社会现代化大约在18世纪首先发端于西欧和北美，然后逐步向东欧、日本等其他地区扩散，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的兴起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它何以最早从西欧开始，却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众所周知，虽然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很早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是结果迥异：前者始终不能突破原有社会结构的约束，后者却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实现了社会转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它“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名义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这里所说的“独特的历史规律性”、“历史前提”是指启动现代化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上有赖于商业资本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开拓以及殖民扩张，从而使资本原始积累得以完成；二是政治上有赖于教权衰落、王权勃兴，从而使中央集权得以实现、重商主义政策得以实施；三是思想上有赖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从而使世俗化、理性化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四是有赖于国际竞争机制的形成，从而促进市场的扩大、统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五是与上述条件相适应，早期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应达到一定的水平，社会分化程度较高，市民阶级兴起。只有在以上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确立，现代化变革才能实现。

然而，要全面具备现代化启动条件并非易事，它必须依靠众多历史因素在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反复聚合、撞击才能形成。这意味着许多国家虽然早就出现一些现代性的萌芽，但是却不一定同时具备把各种创新因素耦合起来的机制。实际上，东西方古典文明都属于农业文明。很多方面自然也比较相似，尤其是小农经济结构脆弱性这一共同特征，使东西方古代社会都经常陷入各种历史性的危机中，从而也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性因素被消弭于无形。但相比而言，东方社会的整体结构相对单一，而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则相对多元，二者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宗教传统更不相同。加之人口、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等等因素的影响，使西方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适应性及内在活力等方面明显强于东方，从而为现代性因素的生长、聚合创造了更大的可能。而且，由于长期面临异质文化的挑战，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一种较强的吐故纳新的机制。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英、法、美等国家率先具备启动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并相继实现社会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一批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一次伟大的、飞跃性的进步。它扫荡了封建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解放了人类的思想，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本身也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化与人民群众有效需求相对减少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计划性日益提高与整个社会生产的元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它的运动发展，必然导致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具体过程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与以下两种趋势密切相关：一是生产集中，即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生产日益向少数大企业集中，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形成垄断。二是贫富两极化，即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和资本主义竞争压力使资本家不断地通过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结果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虽然无产阶级贫困化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但正如马克思指出那样：“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也就是说，生产集中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产能的提高，而贫富两极化则造成有效需求的相对减少，于是爆发经济危机。从短期看，经济危机确实可以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和高涨，它又重新被激化并导致新一轮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自由竞争和垄断两个时期，后者又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它的进步不仅带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推动了历史从国别史、区域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也就是说，借助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各种条件，资本主义必然突破国界的限制，向世界范围上扩展，这在垄断时期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发展、扩张的基本经济动因依然是资本增殖的要求和市场竞争压力。因而不仅没有消除它自身的基本矛盾，反而逐步把这种矛盾扩大到全球范围上。这不仅意味着生产和资本集中以及相应的资本竞争越来越国际化，而且意味着贫富两极化也逐渐从单一国家扩大到世界范围。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不仅体现在阶级之间，而且也体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稍晚兴起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本质上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它们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它们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不合理的。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而资本积累的发展又使这种矛盾处于不断激化状态中，结果“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正因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所以在它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必将更迅速地为社会主义提供“最完备的物质准备”。由此也可以断言，无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多么复杂漫长，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历史趋势。

从以上的分析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基本的结论，即近代以来掀起的世界现代化浪潮，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意识形态逐步在全球范围上扩散的过程。随着这股浪潮的不断发展，中国必然也逐渐被卷入其中。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对决。这场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运行轨迹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首先，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局面，使中国人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其次，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严重地动摇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最后，自兹以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渗透和军事占领，使中国一步步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从而使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期阶段的基本任务、启动条件和顺序、模式选择等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更确切地说，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无法率先孕育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以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只能在外力压迫下起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过程实质上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所以也根本不可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走上现代化。既然如此，中国能否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同时还就诸如俄国等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了一些构想，但是他们都一再强调只有具备一系列相应的前提条件，才可能出现预想的结果。

二、中国成功启动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历次现代化追求都是外部压力不断增强的结果，因此“救亡图存”也成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更具体地说，尽管每一次现代化追求的主导力量不同，具体内容和过程各异，取得的成就不一，但是起因上都是回应型的，目标上都是防卫性、追赶型的，总体内容和基本形式都是向西方学习的，最终结果都是失败的。对于这种结果，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从中国启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具体方式和条件的角度去探寻原因。

迄今为止，国际公认的自生型现代化只有英、法、美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属于回应型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和模式确乎存在很大的差异。罗荣渠曾对西欧与东亚国家之间现代化启动条件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比较，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状况、外部环境特征、人口规模、文化背景、内部现代性因素发育状况、竞争条件、现代化启动的顺序、中心角色和工业化主流模式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必然使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不尽相同，所以既不应该按照相同模式推进现代化，更不应该以西欧或美国为样板启动现代化，否则将会适得其反。从各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中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企图迅速“西方化”的美梦都破灭了。

从近代中国的情况看，虽然向西方学习一直是历次现代化追求的基调，但从未采取“全盘西化”的模式。即便是在思想学术界，主张“全盘西化”的固然不乏其人，但这种观点往往都只是昙花一现，从来没有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就实践过程而言，中国反复尝试了改良、改革和革命等不同的模式，结果不仅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反而陷入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严重危机中。由此引出如下两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同样是面对外来的挑战，中国的反应相对于日俄等国何以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迟钝与麻木？同样是回应型现代化，同样是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启动现代化，中日俄何以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每一次启动现代化之前，既没有对陈腐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彻底的革新，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恶劣的外部环境，致使中国始终缺乏社会现代化的两个先决条件，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换言之，中国要成功地启动社会现代化，首要条件不是物质技术条件的积累，而是社会条件尤其是政治条件的创设；面临的中心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于这种社会的基本特点，毛泽东曾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精辟的概括：第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一同主宰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二，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力量还很薄弱，而且大部分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三，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取而代之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专政。此外还有大片的日占区，国家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第四，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第五，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割据，中国实际上长期处于不统一的状态，加之幅原辽阔，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