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一波波救市措施的深入，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话题，再度在国际社会升温。近日，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程在京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雷声教授。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了多项救市措施。有观点认为，其中的许多举措“国家干预色彩很强”，违反了“自由市场原则”。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上，我们该如何解读欧美国家的相关救市措施？

张雷声：对各国采取多项“救市”措施来缓解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是：第一，欧美国家的相关“救市”措施的采取对缓解金融危机，尤其是减弱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很必要的。

第二，如果美国垮了，欧洲也会跟着垮。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发展中，一国范围的国家干预要解决这种来势凶猛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要遏制这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已有局限性，而必须是采取各国联手来抗击的方式。这也就是说，一国范围的国家干预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更趋国际化了。

第三，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化。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是金融自由化及混业经营的恶果。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反对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的理念及其做法，是我们对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直接原因的一个必要反思。

记者：近期，许多经济学家在剖析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那么，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间，又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张雷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运动，是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科技革命发展到20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新机制。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弱化，相反却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机制的作用下日益向纵深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起伏性，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这种调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同时，又孕育着更深的激化矛盾的动力和因素，而这些动力和因素必将是通过经济危机来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全球范围扩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贸易自由化的范围、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以最快的速度迅速扩大和推进；生产网络化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投资外向化的现象正日益凸现。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的运动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市场经济矛盾和弊端的扩展、资本动机和目的的扩展、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扩展、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在全球扩展等等。

在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一个最凸显的方面，就是金融垄断资本加紧全球性的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由于金融业和金融衍生工具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赌博、投机性质日益明显和强化。金融投机活动愈益猖獗，金融体系与“实物经济”就会严重脱节，虚拟资本也就会膨胀惊人。金融投机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金融泡沫破灭或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变化和灾难性的汇率浮动，都会引起破坏性的极大的连锁反应，使整个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必然的。

尽管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与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有着起因、危及范围、举措等一些方面的不同，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来看，其根由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记者：马克思在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了的研究后，提示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趋势。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会否加速这一历史进程。

张雷声：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然说是历史必然趋势，就说明它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有着它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面对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不少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日薄西山，资本主义濒临末日，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加速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进程。在这一点上，我认为：

第一，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对现有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使其寿命得以延长。为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世界各国所采取的“救市”措施，实际上就是通过采取这种适时调整的方式来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第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和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的世界体系有关。在世界体系的运行中，社会主义不仅经历着如何强盛、如何发展为“世界体系”的考验，而且在经济上目前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掌控之中。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也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不公正性、不平等性，必将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的结构改组和政治变动；但是，无论怎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是没有什么公正、平等而言的，各民族、各国家只有置身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求得真正的公正和平等。

记者：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主义国家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刚刚闭幕的亚欧首脑会议，以及即将在美国召开的全球金融峰会，中国的作用都将有目共睹。从经济运行层面看，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否因金融危机而发生变化？

张雷声：对于中国在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应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我认为：

首先，要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可以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还是比较冷静的，金融没有与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接轨，货币也没有自由兑换，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加上中国的经济是实体经济，所以，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直接损失是比较小的。

第二，金融危机对中国显然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正是我们进一步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迅速市场化的重要代价。“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不是破坏者”。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危机加剧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另一方面，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在全球“救市”共同应对全球化风险之时，反思其背后的政治、制度等因素，思考中国的受损如何能最小化而利益如何能最大化，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规避风险，如何更稳妥地推进和扩大开放。

第三，中国参与不参与“救市联盟”和两大制度关系的改变是两个问题。并不因为中国参与了“救市联盟”，就会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关系。

记者：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的时代里，资本主义国家该怎样处理全球化、国有化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

张雷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两国的施政理念，成为它们要求所有国家开放市场的基本逻辑。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美国近30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说明了：没有国家干预的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因为越来越多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去从事投机性业务。加上国内贫富的分化，必然使得工薪家庭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来维持生存，工薪家庭收入水平的停滞或者下降，又使得他们很难靠其收入进行正常的借贷，无力偿还债务而发生危机。这场虽然是发生在美国，但波及全世界，这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产生的后果。以美国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把一国资本主义的弊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把新自由主义的放松金融监管、允许自由市场存在、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也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了：全球化的过程不应是推行霸权主义的过程，不应是推行资本主义弊端的过程，不应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全球化的风险，要提高防范意识，强化防范对策。

记者：面对金融危机，在美欧的这些“救市”措施中，“国有化”是这些国家开出的遏制危机的“药方”。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可能又掀起新的一轮“国有化”浪潮。有些人就此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搞社会主义了，有的人甚至还认为“目前欧美正在走社会主义化”。您怎看这一问题？

张雷声：这样的声音确实很多。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

第一，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是交替变化的，与此相关，出现的就是国有化浪潮和私有化浪潮的交替变化。这是资产阶级国家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一种手法。危机爆发时，为了转嫁危机的损失实行国有化，而当危机过去，国有化浪潮就可能为私有化浪潮所替代，美欧政府采取的这些“救市”措施实际上就是为了应对危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效劳、为垄断资产阶级获取更大利益服务的。

第二，美欧各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措施，这些国家干预措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化”，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政策调整。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变，也不会变。

记者：许多专家认为，金融危机会给国际金融格局带来影响，这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历史过渡”的又一枚催化剂？

张雷声：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改革国际金融制度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人们呼吁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重建世界金融新秩序，以调控金融全球化。第63届联大主席布罗克曼强调，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反映出目前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和相互依存性，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的出路就是通过民主程序，建立一套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参与其中的新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认为，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不利的，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缺乏足够的决策话语权，因此他建议，今后国际金融体系内的决策制度必须在一个具有更广泛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机构中完成，而这一机构应该给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以足够的话语权，而联合国正是这样一个既具有广泛代表性又具备合法性的国际组织。改革国际金融制度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一个历史过渡。但是，这个历史过渡的行程能否缩短，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的对比，取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能否以自身的强大战胜资本主义。可以认为，改革国际金融制度，在改变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同时，在调控金融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方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记者：近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书籍，比如《资本论》，又一次在西方国家热卖，特别是受到年轻一代的推崇。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工作者，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雷声：当前西方国家产生的“《资本论》热”，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热”、“马克思的复兴”、“马克思的回归。”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工作者，我对此的看法是：

第一，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的，已经为《资本论》出版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所证实。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1867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企图以沉默的态度扼杀《资本论》。但是，马克思逝世（1883年）以后，西方学者变换了手法，开始以非难和攻击的态度企图打倒《资本论》。但是，到了20 世纪中期，当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经济危机、滞胀等这些无法解释、回答的问题时，他们想到了马克思，想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从《资本论》中寻求解决的答案。随后，也就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人们为它的理论逻辑力量、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所折服，认识到马克思所探讨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第二，“《资本论》热”的产生，证明了马克思理论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论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对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奥秘的揭露，以及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证，为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印证。人们又一次领略了马克思理论智慧的魔力。

第三，据了解，当前“《资本论》热”主要产生于年轻一代。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有更大的兴趣开始了解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了解他在一百多年前所阐述的思想。这一方面，启示我们的青年学生要认真去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把握真理，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要结合当今的现实去读经典著作。我们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既要反对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又要注意克服脱离社会实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