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指向的是健康、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是有助于个体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有助于中国人与自然减少对立的发展，因此它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完全一致，也并没有违背“科学发展观”。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准确认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执政者或执政集团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也是凝聚全社会之力化解矛盾、维持社会安定的前提。在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走眼误判，必然会通过执政目标的偏差而将国家和社会引入歧途，造成矛盾的延续和激化，甚至形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比如社会动荡和政权垮台，二者在中国经常同时出现。

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执政党高度重视并且曾经伴随着路线斗争的政治问题，而从来未能成为真正的学术论域。正如对于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等重要问题的集体无意识，或者有意识悬置一样，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完全忽视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当然，集体无意识是因为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库或概念堆中找不到同样的字眼，有意识悬置则是由于这一中国式表述在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只能对不同形式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有限的关心，而忽略了构成这些问题的核心。

关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著名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最早见于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继而被写进了十二大修改通过的新的党章，十二大报告虽然没再直接提及，但强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此后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都继承了上述论断，其中十三大到十六大的报告都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表述，而十七大和十八大的报告则都在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的基础上，继而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首先必须承认，关于主要矛盾的上述定位，虽然在逻辑上不无瑕疵(下述)，但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应该看到它曾经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一，它对于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此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了理论总结，赋予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以充分的正当性，中国社会也从此开始回复正常状态。第二，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都难以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80年代初，它为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人摆脱贫困，进而改善全国人民的福祉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中国社会也逐渐步入消费社会和汽车社会、面临着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的新形势下，这种定位开始逐渐地脱离实际，它的逻辑瑕疵就变成了明显的缺陷，它的当初的理论价值或历史意义就完全成了过去时，它的实际影响更多地表现出负面效应。这里将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一，如果承认人的安康、幸福和尊严不可能建立在欲望的满足上，那么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就不需要“日益增长”；进而，如果承认“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共同理念，同时执政党提出的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是正确的，那么“日益增长”也就不具有正当性。“需要”是一个伸缩度很大的概念，既包括个体社会成员满足其生存和尊严的基本需要，也有超越了基本需要的奢侈性需要。在后一层面，它等同于欲望，具有不断膨胀的特征，容易受到攀比意识和外部蛊惑的刺激，受到生产商和广告商为推销产品而人为地“制造需要”行为的刺激。而膨胀了的欲望和对欲望的追求，通常会超越法律、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不仅有损于人心、家庭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而且会对资源和环境造成沉重的压力。印度圣雄甘地所谓“地球可以满足人之所需，而非人之贪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及其相关后果，也已经提供了大量例证。

就此而言，执政党和政府恰恰应该防止“人民”的(当然也有官员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而不是把满足这种永远也不可能满足的“需要”当作自己坚守的义务，并继而当作合法性的保障。实际上，任何一个政权或制度的合法性都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对人民的欲望的满足上。否则将会不断地刺激他们的胃口、加剧人心和社会的不安，同时也是自找苦吃，因为那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的重负，甚至是“上帝”也难以承受的重负。

第二，尽管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力仍然很低，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生产状况已经不再“落后”。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都已经相当惊人：制造业的规模在2010年已经超过美国，许多重要工业品的产量近年来占到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也相当于20-30年前的全球产量。尽管中国的人口规模确实庞大，但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确实都超越了中国的正常需要，甚至超越了全世界的需要，普遍而严重的产能过剩就是例子。也正因如此，各级政府和学术界近年来都不断地强调“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以满足生产机器运转的需要。

这反过来说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再是内在的和自发的，而是外部强加的和人为刺激才滋生的。进一步说，“人民”要为维持生产机器的运转服务，甚至被生产机器所绑架，变成了消费机器。这也就超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实现了消费者的异化，因此也是人的全面异化。如果说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或者“人民”的正常需要，那么，目的和工具的颠倒，显然违背了执政党的理念。

第三，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演化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扭曲的市场机制同庞大的人口和令人无奈的制度缺陷结合到一起，更是将这种体系推向了极致，从而造成了异常沉重的资源压力和生态环境代价，明显不可持续。在资源和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中国目前都是全球第一，从而既使国内的多种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也对全球资源供给造成了较大压力;既严重破坏和污染了国内的生态环境——使数以亿计的国人难以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也必然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深远影响。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由粗放式的生产、技术落后和监管不力造成，但是也不应该忘记，经济体系越来越庞大本身也是客观原因。技术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监管制度的改善也很难抵消生产体系的扩大为资源环境带来的全部压力。继续承认“日益增长”的正当性，继续扩大这一体系，必将造成更大的压力和代价。

鉴于目前的生产规模已经足够庞大，而中国和全球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又很有限，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体系能否维持到22世纪，甚至下一个三十年?更具体地说，当执政党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2049年(也即“初级阶段一百年”的最后一年)结束、转入“中级”或“高级”阶段之时，中国以及世界整体的资源和环境，还剩下多大的支撑能力?

第四，考虑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实现了能够确保尊严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也必须看到，造成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规模还不够大，或者社会生产还比较落后，而是分配制度的失衡。就目前中国整体的社会生产状况而言，低收入群体基本需要的满足，可以主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通过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和强度来实现，而不再需要主要依赖经济增长。市场经济体系本身就是一部增长机器，“把蛋糕做大”远比均衡地分割它更容易。如果不能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有效的制度手段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如果继续容忍强势集团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手段占有更大的利益，甚至进行肆无忌惮的公开掠夺，那么对于只能等待滴漏和救济的无力者而言，再大的“蛋糕”都无济于事。相反，贫富分化甚至会加剧，面对用过量的奶油来涂抹自身的少数人的高蹈，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弱者以及社会整体，也就难以摆脱“仇官”、“仇富”的情绪，社会对立可能会加剧。

以上事实说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确已经不再是、也不应该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拘泥于教条式的理解，延续着路径依赖，将会造成更大的后果，这对人民和执政者来说都非常危险。应该勇于承认这一客观变化。顺应时代的内在要求，从人心和社会安定的需要出发，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理应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重新定位。基于个人的有限认识，我尝试着把它归纳如下：

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不断扩大的生产体系和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同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能否尽快化解这一矛盾，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必将影响到全人类的前景。

为了避免误解，最后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承认这一矛盾，并不意味着反对进一步的“发展”，相反，它指向的是健康、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是有助于个体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有助于中国人与自然减少对立的发展，因此它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完全一致，也并没有违背“科学发展观”。其次，承认这一矛盾是主要矛盾，并不等于否认其他矛盾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忽视酿成了这一矛盾的制度和文化根源。关于后者，我将另文叙说。

供图：郭未

主编：范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