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泰勒·本·沙哈尔
（Tal Ben-Shahar）
美国幸福研究学院创始人。
彭凯平
肖连兵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秘书长。
4月28日晚，白俄罗斯艺术爱好者马尔季涅夫斯卡娅（右）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教授中国绘画。新华社发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幸福的方法可以而且确实会改变生活”
肖连兵：沙哈尔先生，您撰写的《幸福的方法》一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您的课程在哈佛大学成为很受欢迎的选修课之一，原因是什么？彭凯平教授，您在心理学领域享有盛誉，幸福学说属于积极心理学范畴，您对幸福学说如何评价？
沙哈尔：人们一直对幸福充满兴趣。关于幸福的课程受欢迎，是因为今天我们有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话题。直到最近，关于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幸福话题一直被流行心理学所主导。目前，许多励志研讨会和书籍谈到了获得幸福的五个快速步骤、成功的三个秘诀和找到完美爱人的四种方法，其实大都很空洞。而关于幸福的学术课程是基于证据的研究活动，学生们被此类课程吸引，是因为他们认为幸福的方法可以而且确实会改变生活。
我现在的工作围绕着幸福研究展开，该学说在创立时就牢记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幸福？其次，我们如何帮助他人变得更幸福？立足于同样的理论，我创立了幸福研究学院。我很喜欢中国，曾多次到中国，并在大学和公众中讲课。我期待2021年可以再次到中国，把幸福学课程带给中国的朋友们。
彭凯平：沙哈尔教授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青年积极心理学家，他以其在哈佛大学开设“幸福课”而受到巨大欢迎、享誉全球。他所著的《幸福的方法》一经上市即成为全球畅销书。在积极心理学界，沙哈尔教授并不是第一个讲幸福课的人，但是如果说，把一个专业积极心理学的课程变成全球热衷的一种积极心态与幸福文化现象，谁作出的贡献最大，则非沙哈尔教授莫属。正如沙哈尔教授自己所说的那样：“积极心理学向学生们阐释人生真实的价值时，它并不是指金钱或是某方面的成功与名望，而是‘终极财富’，也是所有目标的终点站：幸福。”
毋庸置疑，过去20多年里，人类快速进入一个关于幸福的新的启蒙时代。传统而粗放的个体感受型幸福观，正被新时代的科学、进步、人文、理性所定义的共同体认的幸福观所转变。而这段时间也是积极心理学从心理学大家庭中脱颖而出的二十几年。这种关于幸福的变革悄然发生，其影响将极为深远。它改变了世界看待心理学的视角——从人类的犹豫、彷徨、迷惘、撕裂与习得性无助，转向成就、意义、投入、良好的人际交往与积极的情绪袒露：既然无助与负面是可以习得的，那么幸福与丰盛也一定是可以习得的。并且，一定有一种更加持久、更加丰盛也更为科学的幸福，可以让人们得到一种幸福感的升华。这是积极心理学为人类长久地拥有一个“澎湃的福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作为一个身处于当代社会的积极心理学家，我相信沙哈尔教授与我有着同样的情怀，就是不仅把自己对幸福的科学观察与观点表达出来，而且追求更深远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为推动新时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更加全面与深刻、更有意愿与能力获得幸福，自己能够出一份力。通过对话，我们有机会在思考人类历史与东西方文化心理的异同之余，寻找来自于整体人类思想长河中那种具有共通精神的幸福情怀。沙哈尔教授的幸福课与幸福书之所以成功，除了满足了这个时代对幸福科学的需求，满足了人们无比追求幸福的新的文化心理与生命伦理的释放，可能还有上述原因。
“创伤后振作和成长会让我们更强大”
肖连兵：请你们从幸福学说的视角谈谈，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幸福学说对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心理建设有什么意义？
沙哈尔：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是一种创伤经历。数十亿人因新冠病毒而遭受的创伤可能来自许多方面，包括人们自己或亲人的健康状况、当前或预期的经济竞争、不确定性和焦虑，或持续的孤独和抑郁。无论是作为精神卫生专业人士还是相关人士，我们很多人都在问：健康危机结束后，抗议活动平息后，会发生什么？从长远来看，这些创伤对我们有何影响？简单的回答是，即使是在获得疫苗和消除系统性歧视的最佳情况下，集体创伤也可能使我们失望或振作，使我们变得更虚弱或更强大。幸福研究的领域是帮助我们——个人以及社会——创造条件，帮助我们从危机中成长。
当我问幸福课程的学生是否听说过PTSD时，大多数人，即使不是全部，都会举手。当我问他们是否听说过PTG时，很少有人举手。PTSD是指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种对严酷经历的有害而持久的反应。PTG是指创伤后成长，一种对严酷经历的有益和持久的反应。从战争和恐怖主义到成为犯罪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情境都可能产生创伤，而每一次创伤经历都可能导致紊乱或成长。
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PTG，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何从创伤中得到科学的恢复，这令人不安。知道PTG才是真正的选择，了解其背后的一些科学知识，可以在黑暗的现实中得到一线希望。希望很重要，因为悲伤和沮丧的区别在于，沮丧是没有希望的悲伤。此外，我们还可以在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不是被动地受创伤的摆布。心理学家理查德·泰德斯基、劳伦斯·卡尔霍恩及其他人的研究，让我们深入了解提高PTG战胜PTSD可能性的条件。尽管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不能保证人们能够承受创伤的上限，但作为个人和社会，我们在应对诸如新冠病毒危机这类令人痛苦的局势时能够做得更好。
以下是PTG研究的一些简要见解。第一，我们应该拥抱痛苦，而不是拒绝痛苦，让我们准许自己为人，而不是冷漠的机器。第二，重要的是要与能够支持我们的人接触并互动；依靠精神卫生专业人士固然重要，但求助于我们信任并关心我们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也同样有帮助。第三，创造一种使情境有意义、有含义的叙事方式，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变得更强大。
彭凯平：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肆虐一年多。虽然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在全球化如此紧密的今天，无论是政治共振、经济共振还是文化共振，最终都会体现到心理共振层面。我相信，这次疫情会使全球所有人对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更加深刻而直观。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此时世界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包容，更多的信任与合作，更多的弥合与守望相助。大灾大难虽然会对人类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但同时也是检验与彰显崇高人性最好的试金石。只有积极的共振才会有共同的胜利与幸福，这是我们积极心理学家在这个时候所极力主张并呼吁的。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人类现代文明涅槃再造的一次机会。除了疫情，我们还需要面对方方面面更多的挑战，这对于人类心理的确是重大的考验。积极心理学家们以无比坚实的科学实证证明，人类一定会走出困境，迎来更加美好的生活。我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幸福的最好来源之一就是给予他人帮助”
肖连兵：疫情暴发后，很多中国医务工作者明知病毒威胁着自己的生命，还是主动报名参加驰援武汉，把抢救患者、防控疫情作为使命。能从幸福学说中找到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吗？
沙哈尔：幸福的最好来源之一就是给予他人帮助。在我的慷慨举动下，当我看到对方感觉好些时，我也会感觉好些。由于慷慨让我感觉更好，自然而然我会更加慷慨。我们最终的结果是在帮助他人与帮助自己之间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我们越慷慨，帮助他人越多，我们感觉越好，越有可能慷慨大方，以此类推。
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慷慨”清楚地表明，帮助自己与帮助他人之间没有鸿沟。当我帮助自己时，我的慷慨能力会大大增强，因此对他人的好处是真实的。同时，当我帮助他人的时候，我的幸福感也会大大增强，因此对自己的好处也是真实的。
彭凯平：心理学有“共情力”，即“同理心”的阐述。事实上，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显著的几个能力就包括“审美”“创造”与“共情”。所谓幸福，不仅仅是个体心理的一种感受，更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美好与善意的渴望与拥抱。在疫情危难时节，以医护人员为代表的很多人都挺身而出，这让人十分感动。这不仅仅是职业操守，更是一种光辉人性的体现，也是人之为人彰显共情天性的写照。
肖连兵：命运与幸福有什么联系？你们二位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什么见解？
沙哈尔：我们都想变得更幸福，也希望帮助别人变得更幸福。如果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学会如何帮助自己和他人变得更幸福，那么我们就可以创造一种巨大的力量，来创造世界上的幸福。可以说，共同命运就是为了共同幸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点就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
彭凯平：毋庸置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人类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生有三个层面，也是三个阶梯：第一是生存，第二是生活，第三是生命。而生存、生活与生命的融合便是我所认为的“命运”。命运是真实的人生，是真正的人性，是真切的体验。如果一个人以快乐幸福为人生基调，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整个人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也会是一条微笑曲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国际社会呼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下一家、守望相助”的人类情怀。全球公共卫生无疑是保障全球繁荣的最重要的基础性任务之一，每个国家都对此负有责任，也应当参与其中。心理科学研究证明，人在健康的状态下，幸福感更强，并因此带来诸多益处，如更长的寿命、更好的人际关系、更有意义感的生活、更多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个体与群体发展更加和谐。更多的人获得健康，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幸福与和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张不仅体现出对一种良性的全球政治生态的呼吁，也是对一种良性的全球文化发展的呼吁，对一种良性的全球繁荣与和谐的呼吁。
肖连兵：沙哈尔先生与幸福学说结缘的经历表明，人的幸福观是通过学习、实践形成的。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如何去重建幸福观？
沙哈尔：我们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准许自己为人，拥抱任何一种情绪，不管它是多么令人不快、多么不受欢迎。与其否认或拒绝与情境相关的痛苦感受——恐惧、挫折、焦虑或愤怒，不如让这些情绪顺其自然。让我们准许自己为人，意味着我们不是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通过记录自己的感受，与我们信任的人交谈，或者干脆打开闸门而不是忍住眼泪来表达情绪。自相矛盾的是，要发挥我们的幸福潜能，我们必须容忍不幸福。
由于表达感激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所以人在醒来或睡觉前，只需花两分钟，把感激的事情写下来。重要的是要记住，即使在困难中，我们也总能找到值得感激的东西。
体育锻炼能让我们更幸福，也更健康。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不幸的是，在压力重重的时候，我们首先放弃的往往就是运动。在校学生很可能会在考试期间放弃锻炼，员工在迫在眉睫的最后期限的压力下也会这么做，谁愿意在新冠病毒恐慌带来的不适中再忍受剧烈运动带来的不适呢？不过，事实上，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锻炼时间了。你即使不能或不想去健身房，也可以出去散步30分钟；你如果被隔离在家，可以参加网上提供的高强度间歇训练。运动不仅使我们的身体更强壮，还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心理韧性。
人际关系可能是预测身心健康的第一因素。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400年前就指出：“友谊使幸福加倍，悲伤减半。”与你关心的人和关心你的人共度美好时光总是很重要的，现在尤其重要。虽然电脑屏幕和其他虚拟世界的诱惑力可能比真实的人更强烈，但它们无法提供面对面互动带来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好处。如果有可能的话，断开与技术的联系，建立与人的联系吧。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无法进行实际的聚会，那么虚拟的聚会也可以呀。
要摆脱接二连三的坏消息所带来的压抑和沮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散注意力。分心不是否认的代名词。我们不是埋头在沙子里；偶尔，我们也会想到一些别的东西，而不是新冠病毒的威胁。事实上，我们会不断地思考病毒，因为媒体在报道，每个人在谈论，但这既不健康，也于事无补。看你最喜欢的电视剧，听音乐，冥想，或者参加诸多能让你的大脑抛开病毒的活动，这些都可以构成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健康方式。
有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即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并因此而体验——有很大的控制权。新冠病毒的存在有哪些潜在的好处？花更多的时间和爱人在一起吗？更注重运动和健康饮食，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重构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甚至可以为病毒感染我们而欢欣鼓舞。重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选择，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想法，从而决定我们的感受和行为。事情不一定会做到最好，但是你可以选择使发生的事情最好。
彭凯平：我认为，后疫情时代将更加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我们的社会将从物化社会更加迅速地走向感性社会。第二，人们对人格的定位与期待，会更加迅速地从物理化的人，经由社会化的人，走向心灵化的人。这并不是愿望，而是真切的发生。对于后疫情时代人们如何重建幸福观，我的观点是，通过奋斗与激励建立与自己的和解，通过善意与合作建立与他人的和谐，通过参与和信任建立与世界的响应。
要追求“澎湃的福流”。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幸福是比快乐更快乐的一种心理感觉，而福流则是一种比幸福更幸福的心灵感受。如果说幸福是一种有意义的快乐，那么福流就是一种产生灵魂感悟与时代命运共鸣的极乐。处于福流中的人，审美、创造力与同理心达到巅峰体验，不仅拥有在幸福感里拥有的一切意义，而且还拥有一种更为空灵与宏大的宇宙时空觉醒，拥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觉悟，拥有一种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相连接的激情燃烧之感。
在后疫情时代，如果一个人把“澎湃的福流”作为生命中一个重要追求，那么他将有更多机会沉浸其中，体验由投入、感动、融合、分享、合作所带来的理解、宽容、成就与意义。
“我们研究发现人类进步的DNA是合作”
肖连兵：幸福学说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有什么作用？
沙哈尔：我完全赞成抱负、成功和努力。然而，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误解，认为成功会带来幸福。他们的心理模型是：成功（原因）带来幸福（结果）。事实证明，大多数人都错了。我们从大量的研究（以及个人经历）中知道，成功充其量只会导致一个人的幸福水平激增，但这种高峰是暂时的、短暂的。成功不会带来幸福，事实恰恰相反：幸福（原因）带来成功（结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扭转了因果关系，纠正了很多人犯下的错误。幸福有助于成功，因为愉快的情绪体验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创造力、更高的动力、更好的人际关系和更强的免疫系统。幸福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有着重要、有意义和积极的影响。对政府、学校、家庭和组织来说，幸福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目标。
彭凯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从2015年开始进行过一项长达3年的人类文化DNA研究工作。通过对存贮于谷歌公司云端的人类9种文字从公元元年到2000年所有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人类进步的DNA并不是掠夺、强权、战争、冲突、霸凌，而是合作。只有合作才能达成人类切实的进步，任何违背合作的行为——文化与文化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事情与事情之间等都将最终走向失败。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和积极的信息，也传递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人类的历史进步与整体进步是来自合作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人类文化的DNA。因此，无论是创新还是创业，无论是在一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也需要遵循这个规律。现在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一些人在犯着一个基本的错误，他们的存在并不是为寻求合作，而是为寻找霸权与凌驾。从我们的分析来看，这种做法是没有明天的。
多年来，心理学研究从不同角度检查“幸福基因”的构成要素，并寻找相关证据。这些研究虽然目标不同、方法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但是最底层的结论都体现出一个统一特质，即“对积极的充分渴望”，这就是“幸福基因”。传统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对“积极”进行过符合自己文化特质与价值观的解读，其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总体上有着“积极”的共通特点。当我们把科研数据和科研结论进行叠加后，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图形。这个图形显示：人类历史上一切行动的指向都是通向终极的幸福。这个研究被我们称为“永恒的右上角幸福迁移模型”。
这个模型向我们展示出以下几个重要启示。第一，哲学意义上，人类思想的进步与认知迭代息息相关。第二，社会学意义上，一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变化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第三，经济学意义上，人们的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是决定幸福感的关键。第四，心理学意义上，社会心态的变化与个体及群体的存在感息息相关。
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并不是为了争端与斗争，而是为了共同命运的善意和互动。什么是共同命运？就是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幸福与其他人合作、交往、交流。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技术交流、货物交流、财富更替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很重要的密码。这些密码背后的核心就是人类关于幸福的崇高体验。
我们的研究发现，幸福基因最大限度地推动了人类摆脱蒙昧，摆脱情绪的控制，在自然界中以一种冷静与超然的姿态成为万物之灵，为人类追求自身不断进步的积极天性的发展提供了坚定的保护，让积极的渴望一步步成为现实的幸福。然后，通过个体的幸福实现整体社会的幸福，把文化与个体经由“文化基因”与“幸福基因”彻底地无缝连接起来。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类幸福意识与生存意义的崛起。幸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人们意念中的感受，而是被赋予与时代、国家及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多元化的现实考量。人类社会真的变得越来越幸福了，人类社会也已经意识到了幸福对于社会发展与民生进步的积极作用。人类正迎来寻求幸福的最好时光。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王培尧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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