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0多年来多数时间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把资本主义当成工业革命的必然诱因，这是极度荒唐的。另外近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工业文明，不是什么"资本主义"！

封建制是封建领主制，中国只有西周时期才是欧洲那样的封建领主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就消失。中国2000年来绝对符合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定义。

地主根本就是农业资本家。

中国二三十年代就有社会形态的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展开之际（1929～1934），联共（布）正进行以斯大林（1879～1953）、布哈林（1888～1938）为首的多数派（中国社会史论战时译作“干部派”）与托洛茨基（1879～1940）、拉狄克等少数派（中国社会史论战时译作“反对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两派关于中国社会及历史各有论说，斯大林派称中国社会为“封建”、“半封建”；托洛茨基派称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如拉狄克的《中国**史》说：“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农业、商业资本家。”两派观点分别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方引作依据——

“动力派”接受托洛茨基观点；而“新思潮派”的潘东周等人曾在联共（布）多数派理论家、乌克兰人米夫（1901～1938）任校长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力倡的“泛化封建观”，基本上是米夫宣讲的联共（布）多数派关于中国社会论说的演绎。

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古代到近现代就是一个农业资本主义国家，

在其《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尔后，他又撰写了若干文稿，其中尤以1928年6月与10月完成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两本小册子最为出名。②这些文稿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而是着重于论述政治与政策问题，但其理论基础无疑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其中有一段话，是具有纲领性的。他说：

中国历史上在商业和银行无孔不入的作用的基础上，中国农村对城市的全面服从，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它的直接的统治。无可否认，农奴和半农奴的封建社会关系是十分强大的。它们部分起源于封建时代，部分地构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即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滞后、剩余农业人口、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活跃等基础上的复苏。不过，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确切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中国根本就没有农奴制，一般来说，即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作用，我们才能严肃地说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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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补充说一点，马克思没有五个社会形态的划分，五个社会形态的划分是苏联斯大林的学说。

马克思只有经济形态的划分，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时间经济,并认为一切人类社会只能是这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混合。

另外马克思本人，他自己就说他是搞不清楚中国的社会形态的，但他肯定中国不是欧洲的封建制，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中国与其它亚细亚社会形态不同，诚认自己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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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套用于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