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新浪新闻2016.03.0415:38
文/公方彬
一
洗脑，带有贬义，所以刺耳。如果有人评价你“被洗脑了”，回答他的一定白眼：“你看我傻？”其实，冷静下来一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没有哪个不被洗脑。
洗脑原本就是社会教化的作为和目的，或者是教育的潜台词，只是多不用这个提法而已。通过教化让一个冥顽不化的人慧明，功莫大焉。比如，把走火入魔的法轮功分子带出痴迷，就需要对其进行洗脑(法轮功洗脑基础上再洗脑)。
洗脑主要表现在信仰信念层面。人必须找到精神的归宿以抚慰灵魂，因为人来到世间总有不可抗拒的灾难要面对，特别是巨大的自然灾害。由于存在“命运悲剧”，便催生出先哲的思考，如何在命运悲剧面前，人仍然能够积极应对？思考的结果便是宗教信仰。让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灵魂的避难所。这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拥有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科学飞速发展面前没有消亡，相反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对于人类来讲，宗教信仰必不可少，但人毕竟生活于现世，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不超过空灵世界，更多时间更多情况下是追求现实的满足，包括物质与精神的满足。这就要求在现世中找到满足全部精神需要的终极归宿，这就有了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政治信仰或政治设计。
有一个现象有助于我们弄清现世终极的特点和规律。精神境界越高，追求越强烈的人，对共产主义信仰越坚定，并且这些人中很多是背叛自己阶级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消灭自己所从属的那个阶级。那么追随者，仅仅是为了解放自己而起来革命的人，忠诚度、坚贞度却不如前者高。背后的原因并非难以理解，穷人的痛苦容易解决，富人的痛苦不易解决，因为前者的痛苦多源于物质缺乏，一旦物质需要得到满足，革命就走到了终点，后者的痛苦主要源于精神，这却不是物质满足所能解决的。这也是富人一旦觉醒，便开始向终极追求的艰难跋涉，哪怕付出生命。看一下文明成果，哲学艺术，基本上是有钱有闲的人完成的。佛祖也是一个王子，等等。
综上，人类文化从精神层面看，主要展开和发展于两个维度：一个是追求彼岸的终极，宗教；另一个是追求此岸的终极，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其一是共产主义信仰。每一种宗教信仰都对加入本教的信徒进行洗脑，直到不再怀疑。宗教信仰的基本特点是，入者不疑，疑者不入。共产主义信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教——马教，要让追随者虔诚，就必须以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对追随者进行洗脑，保证坚信且永远追随。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被洗脑，而是被什么思想理论洗脑，洗脑后成为“人肉炸弹”，还是精神境界更高，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
有没有不被洗脑的人？有，觉悟者或智者不会被洗脑。比如，佛教中的觉悟者不会被洗脑，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不会被洗脑，但他们在觉悟和智慧前，也被洗过脑，只是他们觉悟和智慧后，开始向信众传播、灌输自己的思想，而具有了不被洗脑的能力。
举一个佛教传承衣钵的故事佐证。五祖弘忍大师弟子中有两个十分出色：神秀和慧能。为了鉴别二人谁能传承衣钵，弘忍让弟子们作惮诗。大弟子神秀诗曰：“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另一原本不出众的弟子慧能附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首诗的境界差异明显，神秀有尚未放下的东西，也就是被现实洗过的痕迹尚在。慧能则已觉悟而能觉他，境界高于神秀。有人或许会说，慧能附在神秀，本身就是“有”。这是人类思想传播的规定性决定的。《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一种阐释很到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可以给某个事物下的定义非真正该事物意义上的名字。天地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名字的，名字只是给万物的一个归属。因此，用无意识来发现事物的奥妙，用有意识来归属他的范围，两种思维同出于一个概念，但意思不同，这就是玄之又玄的奥妙，是打开所有奥妙的法则。”
慧能进入了不被洗而洗人的境界，所以，五祖弘忍决定把衣钵传给这个不识字的和尚。
三
有了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以共产主义洗脑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下有那么多人宁愿被宗教洗脑，而不愿被共产主义洗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人对宗教信仰笃信不疑，而对共产主义置疑甚至排斥？有表面的和直接的原因，也有深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规律的原因。
很显然，那么多人置疑共产主义一定有原因，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过去宣传出了问题，模糊了终极追求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区别开彼岸终极与此岸终极的区别，结果出现了理想主义与教条化，尤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到鸡屁股……，让太多的人受到伤害。二是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后，原有的理论基础和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理论又没有产生出来，以旧理论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自然左支右绌，这加重了人们的怀疑，结果，重新倡导和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时，难免存在“夹生”现象。三是存在决定意义，而现有存在似乎并不支撑终极追求。比如，几乎成为国际共运唯一承载者中国共产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并且尚未找到根除腐败的路径，结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有人据此推理共产主义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这方面宗教信仰似乎做得比较更好。西方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人们普遍信仰宗教，包括科学家也信仰宗教，比如1901年到1997年，产生了63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21名没有宗教信仰，其他617名有宗教信仰。联合国对300年来影响最大的300名科学家作了调查，除38名查不清信仰，其他262名中有242名有宗教信仰。所以如此，很重要的是西方有一批顶尖的哲学家和神学大师发展理论，解释精神现象。其实，基督教多次发生危机，都是因为有神学大师的努力而化解危机。
由此，要解决共产主义信仰危机，让更多人主动接受共产主义洗脑，需要做大量工作，或者说努力解决最困惑人们思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中国，用共产主义信仰洗脑是不是唯一选择。肯定者必须以科学的分析和内生的逻辑阐明之。同样，否定者也必须讲出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愤青化。笔者此前撰文《我们为什么信仰共产主义》，已经阐述了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这里补充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探索其他道路。蔡元培是公认的教育家，他也看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存在严重缺失，并且看到中国的宗教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于是强调美育，试图以美育替代宗教，结果没有成功。由此说明，找不到终极追求，一个民族的精神大厦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至少当下中国，尚未找到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此岸终极。这个问题不是利用执政权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深刻揭示，拿出系统科学的颠扑不破的理论。
第二个问题：此岸终极与彼岸终极如何区别对待问题。既然宗教信仰是彼岸的终极，共产主义信仰是此岸的终极追求，我们就需要把此岸终极厘清，搞清其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增强吸引力。其实，共产主义的许多元素并非首创于马克思、恩格斯。即使不从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讲起，比如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已经有所探讨，仅仅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就把共产主义的主要东西讲清了，并且出现在1525年的德国农民革命纲领中。此后以不同名义进行的探索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国际共运和爱因斯坦强调《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自不必说，仅仅一个丹麦现行制度，就给我们开拓出共产主义的实践路径之一，及其由此而来的广阔思想空间。
第三个问题：厘清共产主义信仰的形态、边界和路径。即阐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一个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或者说这是精神世界的问题，还是政治范畴内的阶级属性方面的问题，抑或一种社会形态。如果将其定位为社会形态，我们正在这条道路上，其中“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正在实现。如果再包括政治目标或与阶级属性，则政治生态变，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也要变，因而共产党员移民西方而放弃共产主义也容易解释。如果深及精神世界，也要将其定位为现世的精神归宿，就要说清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的根本差异，避免走宗教的道路——以封闭性和无限与虚无来保证信奉。
……
除上述众多难题，更直接更艰难的命题，是如何判断和对待彼岸终极，能不能在接受此岸终极的同时接受彼岸终极，这个结解开了，一种良性循环得已形成。如果坚持革命逻辑：打破宗教消除宿命，以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困境永难突破。
这其中触及的是根本突破——政治观的突破。只有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一些长期困扰的根本问题才能破解。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