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2017）4月19日讯(记者刘蕊)采访费孝通的“书童”张冠生，是偶然也是必然。张冠生恰巧刚刚整理出《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书稿，其中有费老1997年夏在郑州谈香港回归的珍贵录音材料。他也恰巧到郑州松社书店做讲座，讲述费孝通先生一生亲历的乡土中国社会变迁。“费老曾说过，他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了解人类。”张冠生引述了费老这句话，表示自己“作为费先生的书童，有机会追随费老的脚步，见证乡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段历史，并成为这个片段的记录者，不能不说是一份幸运。”

张冠生

记者读大学时，第一次读到费孝通的“敬惜字纸”，莫名受到极大的冲击。自彼时起便时刻提醒自己，作为新闻从业者，更应“敬惜字纸”。费老的影响力有多大，由此可窥一斑。

张冠生在费老身边做了十多年助手，自谦是费老的“书童”。其繁重的文字工作要求他时时提醒自己，尝试从费老的角度看问题，用费老的思考方式去考虑问题，乃至用费老的语言风格去表述想法。而费老未曾看到的最近十多年中国乡村的新变化、新情况，他也尝试着去作些记录。

“费老用他的田野调查，用他的文字，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一直讲到这个世纪的开始。他肯定希望后人能接着把中国故事讲下去。”

费老“书童” 归还史料于社会

张冠生祖籍江苏，出生于河南。他对费孝通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母亲的家常话。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尊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大学者。

中国大陆高教史上，有个著名概念，叫“七七级”。张冠生是七七级的一员。考上大学后，无意中接触到费老的着作，觉得他的书特别好读。第一遍能懂一些浅层次的东西，再读一遍，能读出较深层次的内容。“后来居然有机会为费老做助手，一做就是十多年，那是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张冠生说:“为费老做助手十多年里，陆续积累了不少资料，照片、底片、手稿、录音带、笔记等，其中文字量最大的是田野调查现场记录。这些史料应该归还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使用。”2014年夏，张冠生从民盟中央机关退休，开始整理这些资料。上海大学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专门为此立下课题。到目前，张冠生已整理出60余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并陆续出版了《田野里的大师》、《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等著述。

张冠生告诉记者，当年记录田野现场，包括用笔记，用录音机、照相机。凡是能记的，都记下来了，可他不善于归置，记性也不好，老是忘事。用笔作记录时，往往是费先生在某个场合忽来兴致，即兴说话，妙语连珠。这时候，若准备不足，就须临时找本子，或是找个纸片。当时是记下来了，过后随手一放，再过几天就想不起来在哪儿了。尤其是事先怕忘，总要找个特别的地方放。本意是避免遗忘，越是这样，后来越是难找。即便录音带，也是这样。

当时录音，用的是卡式磁带。磁带录好，写上时间、地点，来不及当时整理，就放个地方。磁带多了，曾集中到一个专用纸盒里。可是后来搬了几次家，连纸盒也找不到了。今年适逢香港回归20周年。张冠生说，1997年7月1日，费老曾代表民主人士参加香港回归的主权交接仪式。回到大陆后，在河南郑州一个文化讲座上讲过“香港归来话回归”，谈他在现场的具体感受。费老讲的“中国旗升上去，英国旗降下来”，“出了一口气，再争一口气”，说得很妙，印象很深，也录了音，放好了磁带。可是，最近打算整理的时候，磁带找不见了。一边整理其他磁带，一边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来，翻来翻去，不见踪影。无奈，只好求助于当年主办讲座的朋友，希望能提供他当时录制的磁带。过了一段，没等朋友找来，自己十九年前录制的磁带居然冒出来了。张冠生把这段经历当作“踏破铁鞋”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