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文库·第二辑》总序

周晓光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

徽学是以徽州历史地理、徽州传统社会、徽州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创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尽管关于徽州自然与人文的记述与探究，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徽学，则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已故徽学研究奠基人和开拓者张海鹏先生在《徽学漫议》一文中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学术园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其中，“徽学’也在群芳争妍中绽开了蓓蕾，成为地域文化中的一枝新秀。”已故著名徽学专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先生在《徽州文书与徽学》一文中说:“徽学(又称徽州学)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学科。”著名徽学研究大家叶显恩先生在胡益民先生编著的《徽州文献综录》一书写的序中说:“徽学在短暂的三十年间，从默默寡闻而勃然兴起，今已蔚然成大国，耸立于学界之林，成为与敦煌学、藏学相比肩的显学。”回溯 30年，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栾成显先生在《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中同样指出:“20世纪80年代徽学兴起以来，学者们利用谱牒、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乃至进行社会调查，对徽州宗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显著。上述关于徽学形成于 20世纪 80 年代的观点，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徽学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勃然兴起，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

从“天时”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学界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学术研究重要转型期。就史学研究而言，著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先生认为:“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以拔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史学“视野开阔了，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外史学交流日益加强了，新问题、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在此转型期中，文化史、社会史和区域史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徽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秉性，吸引了海内外学者的目光，有关徽州及其历史文化的各类研究成果纷纷问世。由此，徽州成为当时区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正是基于学术研究转向的这一背景，徽学因时而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宪群先生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史学发展道路》一文中评述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时说:“与历史文献学有密切关系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古文书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徽学成为国际性学科，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得以根本改变。”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设立首批15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入选。它标志着经过20年的发展，徽学学科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正式认可。

从“地利”来看，它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历史上关于徽州自然与人文的探究传统，为徽学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南朝梁萧几《新安山水记》、王笃《新安记》,唐代《歙州图经》，北宋祥符年间《歙州图经》、黄山祥符寺僧行明《黄山图经》，南宋姚源《新安广录》、罗愿《新安志》、刘炳等《新安续志》,到元代朱霁《新安后续志》,明代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程瞳《新安学系录》《新安文献补》、何东序等《徽州府志》、方信《新安志补》、蒋俊《祁阊图志》、戴廷明等《新安名族志》、张涛等《歙志》、傅岩《歙纪》，清代高晫《徽州府通志》、赵吉士《徽州府志》、施璜《紫阳书院志》《还古书院志》等，以及各历史时期其他大量有关徽州的府县志、专志、纪述，都是涉及徽州山川风物、疆域沿革、风俗变迁、宗族迁徒、文教兴衰、人物事迹等自然与人文历史的记述与考察。近代以来，学者又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徽州历史与文化问题,把徽州视为一个既有特殊性、又具普遍性的区域加以关注、研究。其成果为20世纪 80 年代的徽学成为专门学问奠定了基础。

二是源远流长且内涵丰富的徽州历史文化，为徽学形成提供了研究对象。徽州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内容包括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教育、新安医学、徽商、徽州科技、徽派建筑、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剧、徽菜、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宗族、民俗、方言，以及文房四宝等。其文化秉性既是区域个性的标签，也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风采。第一，徽州文化是连续不断的文化。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徽州”得名，从此开始了徽州文化的时代。在其后的800年间，徽州文化有过盛衰变迁，但它从未中断过，长期保持了高位水平发展态势且始终具有个性特征。这在其他区域文化中是不多见的。徽州文化的“连续不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宋代以降，各个时期徽州都是传统文化的发达之区，其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构成了徽州文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徽州文化中的一些主要文化现象，宋代以来一直传承不息，源远流长。比如，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从新安理学到徽派朴学延续了600多年而未断层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第二，徽州文化是兼容并包的文化。徽州文化虽有其独立的个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其他区域、其他学派的文化。因此，兼容并包成为徽州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三，徽州文化是引领潮流的文化。作为引领潮流的文化，徽州文化中的新安理学成为国家意志和国家“主流”意识:而徽州文化中的其他各种文化现象，不仅因其地域特色鲜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能突破区城局限，引领各领域的文化潮流。第四，徽州文化是世俗生活的文化。徽州文化中无论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还是物质层面的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文化，都与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第五，徽州文化是体系完备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随着传统文化的地域化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纷纷出现，形成繁星满天的情景。这些区域文化，各擅其长，或以哲学思想影响当时及后世，或因文学流派享誉天下，或藉教育和科举形成特色，或由民风民俗传扬四方，但集各种文化现象于一身者，并不多见。徽州文化则因其具有丰富的内涵，成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系，形成鲜明的区域特色。这些文化现象，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学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全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学艺术等基本内容。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在徽文化中均有典型体现。因此，徽州文化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也成为徽学之所以形成的“地利”因素之一。

三是丰富的徽州历史文献和大量的文化遗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百万件徽州文书的重新发现，为徽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支撑。徽学是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史料是支撑学科成立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徽州向来以“文献之邦”著称《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说，江南诸郡中“以文献称者吾徽为最”。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徽人著作254种(含存目类);而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则著录徽人著述宋 504 种、元 288种、明1245种、清(道光以前)1295种，总数达3332种，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数十门类。胡益民编著的《徽州文献综录》著录的各类徽州典籍文献逾15000种。这些历史文献成为徽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型丛书陆续影印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徽州还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较为丰富的地区，祠堂、牌坊、古民居、古村落、传统工艺、民间艺术等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它们既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支撑徽学学科的资料类型之一。值得特别强调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百万件徽州文书的重新发现，在徽学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徽州文书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全力以赴地研究它，以致出现了一门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丰富的历史文献、大量的文化遗存和百万件的徽州文书，成为徽学形成的重要“地利”因素。

从“人和”来看，学术界致力于徽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推动了徽学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开始自觉为构建徽学学科体系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包括徽学的名称、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段等。张立文、刘和惠、张海鹏、周绍泉、赵华富、黄德宽等学者分别撰文,探讨徽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在2004年还召开了“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研讨会”,40余位专家围绕徽学的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成果被编成论文集《论徽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徽州学概论》，也是一部探讨徽学理论与方法的著述。这些有意识地构建徽学学科的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徽学形成的重要因素。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共同促成了徽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一门与藏学、敦煌学齐名的“显学”。在至今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徽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千篇散见于报刊的徽学相关领域研究的论文，为我们展示了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研究者的深度思考；数百部徽学专著，为我们解读和剖析了徽文化中诸种文化现象的前因后果，以及这些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数十种大型徽州文书与民间文献丛刊的影印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徽学研究的重要珍稀资料。徽学成为一门“显学”,正是立足于近40 年徽学研究的成果之上。

为推动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集中展示最新的徽学研究成果，从2014年开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安徽大学出版社联手打造了《徽学文库》项目。该项目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立项资助，第一辑共9种于 2017 年全部推出。《徽学文库(第一辑)》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后，我们策划了《徽学文库(第二辑)》出版项目，并再次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立项资助。《徽学文库(第二辑))共收录徽学研究原创性著作10部，其中部分著作是省部级以上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前后持续数年打磨而成；部分著作是学界新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积数年之功形成的学术精品。作者分别来自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均为长期关注徽州、从事中国史和徽学研究的学者。《徽学文库(第二辑))呈现了以下特色:

第一,聚焦徽学研究薄弱领域，填补学科发展空白之处。第二辑推出的10部著作，选题大多聚焦于徽学原先研究中相对薄弱的课题。比如，近年来随着徽州文书和民问文献的发现和整理，数量众多的徽州日记得以披露，但学界关于徽州日记的专题研究成果，尚未出现。第二辑中《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一书，是作者20余年来深入村落田野进行调查，收集到大量散落民间的日记后，探幽发微、精心整理而成的著作,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填补了徽学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徽州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学发达之区,有关徽州儒学的研究备受重视,而对徽州宗教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徽州佛教历史地理研究》通过对大量徽州文书、佛教史籍、金石文字和考古资料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徽州特定历史与地区的佛教传播、寺院分布、高僧籍贯等进行全面研究，对徽州各地区佛教发展的水平层次及其前后变化进行探讨，揭示了徽州佛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文化与徽州地理的相互作用。这一研究也是针对现有徽学研究的薄弱之处而进行的探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宋元明清徽州家谱的历史演进》《宋明间徽州社会和祭祀礼仪》等,均为徽学研究中独辟蹊径、创新领域的成果。

第二，重视徽州文书和民间文献等新资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推动徽学研究利用特色资料走向深入。大量徽州文书和民间文献存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得以形成的重要“地利”因素。本辑中的多部著作，非常注重利用徽州文书与民间文献开展研究。如《宋元明清徽州家谱的历史演进》立足于徽州地域社会，以时间为序，对宋元明清徽州家谱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其内在特质及发展规律。《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研究编，收录作者研究明清徽州日记的最新成果，内容涉及徽州乡土社会、徽州商人的活动和徽州名人的事迹等。下编为资料编，收录《曹应星日记》《复堂日记》《习登日记》等10部日记，或为稿本,或为抄本，极具学术研究价值。《晚清乡绅家庭的生活实态研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对晚清时期的徽州乡村社会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作了总体性描绘，而其主要资料来源则是胡廷卿账簿前后19年的流水记录。通过对胡廷卿一家日常生活状况的研究，结合族谱资料，分析晚清时期徽州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计及社会关系等问题。注重对徽州文书与民间文献的挖掘、整理与利用，成为本辑多数著作的共同特色。

第三,致力于以微见著，体现徽学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典范价值和宏观意义。本辑著作从题目来看，多为关于徽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或某一现象的研究，但作者往往以小见大，着眼于相关问题的宏观意义，从而凸显徽学研究在解读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样本价值。如《多元视角下的徽商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研究——以清代民国的婺源为中心》围绕徽商中婺源商人与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与变迁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希望揭示的是传统社会中商人群体兴起和形成的原因、商业经营网络及其主要经营行业、商人流动迁徙及其组织形态、同乡组织及其慈善事业、乡村的人口流动与商业移民、商业移民与侨寓地的社会变迁、商人和商业与市镇之间的关系等宏观问题。《历史社会地理视野下的徽商及徽州社会——以清民国时期的绩溪县为中心》较为系统地考察了绩溪本土社会的近代化表现，而作者的立意则是剖析近代商人、商业与地方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晚清乡绅家庭的生活实态研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虽是关于胡廷卿一家日常生活状况的研究，但作者的目的在于阐释晚清时期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传统职业变迁与明清徽州人口流动研究》从明清徽州的自然与社会因素出发，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徽州传统职业观的转换与建构，而作者的意图还在于解读“四民”间职业变迁、“四民”间人口流动及其对整个明清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本辑10部著作是关于徽州区域史研究的精微力著，但其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是远远超出徽州的。

第四，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也是本辑著作的显著特色之一。如《民间历史文献与明清徽州社会研究》首先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徽州档案文书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和研究，再立足历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徽州民间文书所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阐发，深入解读并阐释徽州民间文书的形式和内涵，从而探索基层社会诸侧面，以及开展徽州区域社会的研究。《徽州佛教历史地理研究》《多元视角下的徽商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研究——以清代民国的婺源为中心》《历史社会地理视野下的徽商及徽州社会——以清民国时期的绩溪县为中心》等作品，则侧重于采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徽州文献探微》在研究中采用了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相关问题，从而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

徽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只有近40年的历程，未来要发展为成熟的学科，仍需学界同仁作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相信，久久为功，必有大成。这次推出《徽学文库(第二辑)》，是我们为发展繁荣徽学贡献的绵薄之力，期待有助于徽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徽学学科的建设。

是为序。

2020年5月20日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