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陈存根，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

郑功成，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王其江，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

陈存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是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一面历久弥新的“旗帜”，是密切党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优秀范例，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各地结合实际坚持并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解决矛盾、服务群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方法在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彰显了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专业支持和技术支撑。深刻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党建引领。社会工作是党领导下的一支社会治理的重要专业力量。我们要紧扣时代脉搏，服务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自觉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在继续做好传统社会工作的同时，努力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拓展服务领域，不断丰富工作内容，主动参与乡村振兴、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创新社会建设、优化基层治理，应对老龄危机、做好六稳六保，建设美丽中国、推动生态文明，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而努力。

二是要积极应对“四转”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这个过程伴随着社会问题从相对简单逐渐“转化”为多元错综复杂的形式。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推动以管制为主的社会管理“转变”为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完善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畅通和规范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促进由简单送钱送物救济扶贫向专业赋能助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服务“转换”。新时代社会运行和治理规律的“四转”变化，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提供及时周到温馨的社会服务，润物细无声地解决影响基层民众生产生活的各种困扰，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思想理念以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夯实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三是要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六化”。要推动实现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下决心通过社会工作“六化”，促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彰显社会工作专业作用，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增强社会治理成效。第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提炼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创造的丰富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做法，推动实现社工理论中国化。第二，要制定和实施相应扶持政策，鼓励并支持各级各类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建立。同时，积极构建社工服务工作平台，以推动实现社工工作的组织化。第三，要紧密结合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需求，积极拓展社工就业岗位，构建稳定的社工人才队伍，以推动实现社工队伍职业化。第四，要持续加强服务标准，完善认证评价体系，建立职称评审相关制度，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范畴，推动实现社工服务专业化。第五，要合理安排财政预算，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扶持社工组织、开发社工岗位、购买社工服务，通过专业社工提高治理水平，推动实现社工经费预算化。第六，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法规制度体系，形成有利于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社工发展法治化。

四是要注重社会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并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我们要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作用，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让群众主动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坚定支持者、最大受益者。要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重视发展基层全过程民主，有序引导城乡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并依法自我监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五是要加大宣传力度。目前，社会工作已经广泛融入到社会治理多个领域，成为提升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专业力量。要充分开发各类宣传资源，应用各类媒体的宣传形式和宣传优势，借重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特别要高度重视“两代表一委员”的作用，大力宣传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特点、专业优势和专业作用，努力推动形成社会工作者助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良好社会氛围，让“有困难找社工”成为新时代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争相参与、解决基层民生困难的口号和行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工作事业营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

“枫桥经验”是坚持不懈、与时俱进，在坚持中求发展，在深化中求创新，正确处理变与不变关系的典范，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我们应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共同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以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郑功成：“枫桥经验”的中国意义与时代价值

2023年是毛主席1963年对“枫桥经验”做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重要批示6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2003年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20周年。“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飘扬六十多年不倒，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键是它在自己的成功实践中，很好地发挥出了中国制度与中华优良传统的优势，化解了中国社会基层治理中的诸多矛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是值得发扬光大、大力推广的中国式社会治理样板。

“枫桥经验”的中国意义，是构建了植根中华大地、打上中国烙印且能够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模式。众所周知，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更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屏障。基层稳定则社会安定，社会安定才能营造繁荣昌盛的国家局面；社区和谐则人民安乐，人民安乐才能步入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因此，国计民生都离不开有效的基层治理，都需要有能够得到人民群众认同的方式方法。“枫桥经验”的可贵之处正在于立足基层，在遵循优良传统、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合国情、社情、民情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中国社会向来有群众自治、德法相融、调解为上、和睦相处的传统。家里的矛盾尽可能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或信得过的亲人帮助解决，邻里的纠纷通常由彼此熟悉的乡贤帮助化解，对一般矛盾双方都不希望撕破脸，首选的往往是通过不会导致彼此冲突加剧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中也会追求有温度，讲究合情合理合法。这种价值偏好与欧美国家单纯强调法治、化解矛盾动辄打官司、结果只能非此即彼定胜败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枫桥经验”立足基层，符合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与老百姓的价值偏好相吻合，彰显出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中国现行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传统的治理方式虽然有好的一面，但也难免出现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不良现象。如孤儿寡母在大家庭中受欺负，单姓独户在邻里之中被欺负，弱者在强者面前很难讲道理，邻里之间因利害冲突导致悲剧的案例并不罕见。因此，单纯依靠传统的治理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基层存在的社会矛盾。中国的制度恰恰可以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这种优势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能够保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基层治理中得到有效贯彻，能够保证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得到有效贯彻，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精神及法律法规政策在基层治理中得到有效贯彻，能够保证公平正义在基层治理中得到有效贯彻，能够促使“枫桥经验”在守正创新中持续发展。“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依靠的正是党的领导和中国现行制度的加持。因此，“枫桥经验”是植根中华大地、打上了中华优良传统和中国现行制度烙印的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模式，是经过成功实践检验了的值得推广的经验。

“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能够适应时代之变化与发展要求，形塑出和谐向善的和美社区氛围与物质精神双富裕的新格局。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速、走向共同富裕步伐明显加快的新征途上，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相关的时代之变至少包括：以家庭结构小型化、少子高龄化、人口高流动性、代际关系与亲邻关系日益松散化为基本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化；以收入差距带来社会分层、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个性化诉求凸显、新型人际关系与社群网络重塑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结构变化；以权益意识与平等观念树立、民主意识与法治观念提升、追求自主参与和有品质生活等为基本特征的时代精神之变；以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从集体人变成自由人、从熟人圈到陌生人社会、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治理之变；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数智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进步之变。这些变化都在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而使新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具有复杂性。“枫桥经验”正是与时俱进地注入了时代元素，通过党建引领，立足基层打基础，依靠群众广泛动员，建机制架网络，明责任强保障，实行源头预防、协商调解、依法治理，适应了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变化，顺应了时代精神之变与社会治理之变，运用了技术进步之变，开创出了新局面，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更高目标。

总之，“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现在又饱含鲜明的时代价值，以“枫桥经验”夯实国家治理之根基，应当成为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中国社会长期稳定、持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最终迈向物质与精神双富裕的理想境界的重要取向。

王其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定位、要义与发展路径

“枫桥经验”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历久弥新，时代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使命。“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省绍兴市一个小镇，但根深叶茂，通过实践逐步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验，成为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过程中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一奇迹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批示指示和理论文章，指引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全面创新发展，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大会强调，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切实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特别是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有效方法。准确界定“枫桥经验”的功能定位，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逻辑起点。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枫桥经验”的功能定位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是社会治理的经验，也是社会建设的经验，甚至认为应当包含共同富裕的经验；不仅是基层治理的经验，也是城市治理的经验，甚至是整个社会治理的经验。这种把“枫桥经验”的功能定位无限放大，必然导致“枫桥经验”的适用场景不断扩大，把各种各样的做法都称之为“枫桥经验”，使“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因为功能过于泛化而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其结果反而是对“枫桥经验”的虚化和弱化。习近平同志在其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强调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表决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三个文件也都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定位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的重要举措。因此，建议把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明确定位为以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和实践。

其次，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矛盾不上交、坚持少捕人，是“枫桥经验”的三个核心要义。“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要从“枫桥经验”的起源和中央对“枫桥经验”内涵的界定进行把握。“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注释把新时代“枫桥经验”界定为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20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上可以看出，“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有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群众路线，不能离开坚持群众路线谈矛盾纠纷化解、谈基层治理。这是“枫桥经验”的灵魂，所有的做法和经验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不能说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从形成之初到现在，无论是改造“四类分子”、化解矛盾纠纷，还是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治理，都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它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前提。二是坚持矛盾就地解决不上交，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坚持少捕人，把普通的矛盾纠纷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定性，尽可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看作敌我矛盾而随意抓人。当前中央提出的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工作方针与“枫桥经验”的精髓一脉相承。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新”在依法治理、源头治理、风险预防、多元治理、科技支撑等方面，而万变不离其宗，即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矛盾不上交、坚持少捕人这三个核心要义不可偏离，更不能放弃。

最后，运用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是当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路径和任务。运用法治力量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要求，是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化解的内在要求。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法治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要正确认识法治与“三治融合”的关系特别是法治与自治的关系。强调法治与坚持群众自治并不冲突：一方面，群众自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任何自治组织、自治规范都不得逾越法律红线和公序良俗；另一方面，法治也为自治提供了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坚实保障。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还要正确认识法治化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曾经有段时间，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些同志受到西方国家“司法中心主义”的影响，把法治化等同于司法化，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化对立起来，这显然这是错误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无论是调解还是仲裁，都必须遵循合法原则，都不得与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预防解决法治化，必然要求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和参考文献，完整版本详见《社会治理》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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