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大纲”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

[摘 要]被马克思称为“天才大纲”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恩格斯揭示了商业竞争破坏道德,终致垄断的必然结果;阐明了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续的前提,私有制使人成为商品,并把人隔离在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必须消灭私有制才能把人从中解放出来;发现了繁荣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规律,初步把握了商业危机与社会革命的逻辑关联,提出了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这些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也是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中带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成果。1843年,年仅23岁的恩格斯批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写出了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的“天才”之处在于它从批判资本主义商业欺诈入手,深入剖析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以及竞争的后果;质疑私有制的合理性,第一次提出消灭私有制;窥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新社会的曙光。《大纲》是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追随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折点,也蕴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的青年恩格斯,之所以敢于批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占据欧洲主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这是他勤奋学习、善于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的结果。

一、现实和理论的矛盾开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萌动

中学未毕业就走向社会的恩格斯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开始了求学和经商的人生之路。1837年9月,不满18岁、做着诗人梦的恩格斯被父亲中断学业转而学习经商,父亲想让他子承父业,将来经营工厂。但是,恩格斯却没有因此而放弃求学的愿望。1838年7月,恩格斯到不来梅学习经商,在这里,他不仅熟悉了资本主义商业的运作模式和资本家赚钱的方法,还大量阅读来自英国、法国等国的报刊以及哲学、政治学等著作。1839年3月,恩格斯的第一篇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宗教虔诚主义的论文《伍珀河谷来信》就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接着在《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抨击德国社会政治弊端的论文。受歌德的影响,1840年春,恩格斯抛开当时流行的“青年德意志”的肤浅文学,对黑格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兴趣,还一度想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在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服兵役期间,恩格斯成为柏林大学的旁听生。由于对哲学家谢林在课堂上公然攻击黑格尔感到不满,他向谢林提出了严厉的挑战,先在《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谢林论黑格尔》。接着在1842年春天,恩格斯又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两本小册子——《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批判谢林。他满怀激情抨击谢林歪曲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出敢于挑战权威、不懈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他揭露谢林的哲学是倒退堕落到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是企图把哲学再度降低为‘神学的奴婢’,是打算把基督教宣布为绝对的和终极的真理。”在柏林期间,恩格斯还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当时较为有名的理论家布鲁诺·鲍威尔、莫泽斯·赫斯等。同时,他还大量地研读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关注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为后来的理论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842年4月,他开始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批判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封建势力的立场上。

服兵役结束后,恩格斯到英国继续学习经商。英国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成为他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直接和现实的动因,也是促使恩格斯世界观、历史观转变的主要因素。1842年11月,恩格斯来到父亲与他人合伙在英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开办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办事处工作。他利用这一机会,曾前往伦敦、利物浦等城市,观察和了解当时世界工业最发达的英国的工人生活和工作状况。他看到的一面是为装满自己的钱袋子不惜一切手段、自私自利的资产者,另一面是在潮湿憋闷的工厂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饥寒交迫的穷困工人。恩格斯在为《莱茵报》撰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指出:“工业固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它也造成了勉强糊口的急速增长着的无产者阶级,赤贫者阶级,一个以后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它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这个赤贫的阶级如何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21个月的英国之行,使恩格斯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生产方式,使他从哲学思辨中走出来,开始批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获得解放的思想,唯物史观也呼之欲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经几个月的思考,这部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问世。一位生于富裕家庭、本可以坐享父亲财富的“富二代”,带着对现实的迷惑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了理论创作和革命实践的人生之路。正如梅林评价恩格斯时所说:“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和马克思一样,不是由于个人的穷困,而是由于卓绝的智慧。”当然,也源于他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和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深入了解。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马克思对《大纲》给予了高度评价。《大纲》最初发表在1844年2月由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并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参考。在1844年开始经济学研究时,马克思就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之一。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1880年5月,马克思在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撰写的法文版前言中称赞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这正是马克思称之为“天才大纲”的天才之处。在近四十年间,让马克思三次专门高度赞扬的论著可谓凤毛麟角,也足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大纲》深入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伪善之处,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

第一,恩格斯直击国民经济学的商业文明论,揭示了商业欺诈和交换双方的对立关系。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以斯密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学,都认为商业行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商主义视金银为财富,主张贸易差额论,推崇商业行为的友爱和亲善。亚当·斯密极力颂扬商人是勇敢的事业家,商业是人道的,人道可以由商业而生,“商人由经商而养成的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在斯密看来,是人在商品交换中自觉遵守规则而形成的行为习惯。但是,他没有关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也有不遵守规则、不想通过诚实劳动,而是运用欺诈等非人道的手段迅速攫取财富的可能性。商人为了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同时又想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就有可能使用非法或者欺骗的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直至当代,商人运用发达的媒介,夸大商品功能和价值欺骗消费者的广告屡禁不止。恩格斯指责国民经济学把商业扩张从理论上合法化,是“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它没有认识到商业背后暴露出的人性贪婪和自私。现实的贸易更不是重商主义宣布的“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今日的中美贸易战充分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友谊和团结的纽带。

恩格斯认为斯密所谓人道的商业和自由贸易是比中世纪的拦路抢劫变得人道了,但斯密没有看到表面的善掩盖了卑鄙的贪欲。恩格斯指出,“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由于外在的竞争和内在的利益驱使,商人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快且多地输出自己的产品,甚至运用国家力量发动军事战争抛售自己的产品。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的商业竞争引发的战争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际贸易顺差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商业也有了它的十字军征讨和宗教裁判所”。如英国借重其军事力量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抛售害人的鸦片,正是资本主义商业扩张的集中体现。

第二,恩格斯认为,竞争与垄断的互恶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法摆脱的病症。恩格斯指责新经济学得了“竞争依赖”病。因为自由贸易的背后是利益的分离,必然引发竞争。亚当·斯密和萨伊等人认为,没有竞争就不能保证商品按照其生产费用进行交换,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生产费用更加合理、生产效率达到最优。他们的经济学都是建立在竞争合法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恩格斯发现竞争使得本应具有确定效用的物品产生了效用不确定性,本来具有确定生产费用的商品价格随着供需关系的波动变得无法固定,甚至产生价值与价格的颠倒。同时,竞争助长人们的投机行为,投机欲的膨胀驱使商人为获取最大利益不惜冲破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类贬低为那种用来满足善于算计或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欲的手段。”竞争放弃了一切真正属于人的目的,破坏了自然合理的关系,促逼人追求非人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投机这一竞争的手段竟会得到鼓励和弘扬,那些依靠投机获得巨大财富者竟会受到追捧和效仿,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很不正常的现象。

恩格斯指斥人类若受竞争规律的支配,实质上是把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竞争是使人与人斗的根源。深陷竞争的人经常处于一种过度紧张状态,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真正人的目的。“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竞争加剧人与人的对立,成为人不惜一切代价追逐个人利益的催化剂,逐步侵染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扩展到道德领域,最终带来严重的后果和社会问题。竞争导致工人的劳动所得仅仅是生活必需品,而大部分产品归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竞争导致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者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者,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竞争致使大多数中产阶级破产沦为贫民;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必然引起垄断;竞争引发科学技术反对劳动。竞争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此时已经窥视到了私有制是竞争、垄断以及掠夺和异己劳动的根源。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商业道德和竞争的批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道德的建构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主义运用市场经济发展经济的成就不可否定,但商业欺诈、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商家夸大商品的价值和功用等现象时有发生。尽管市场经济制度的确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大纲》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初步认识到通往理想社会的革命逻辑

国民经济学作为新经济学实现了欧洲经济学革命,但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更“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国家财富的来源以及如何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市场可以高效配置资源,自由贸易可以使产品交换顺利实现,这一切都以财产的私有为前提。斯密并未阐明财富本质上是谁创造的,更没有关注具体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境况。而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看到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物价稍有波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就要失去工作,他们的一点点积蓄很快就会花光”。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分工不断细化,工人被束缚在某一生产具体工艺活动中,“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一旦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那这些工人的生活就会受阻。正是这活生生的现实让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描绘的美好景象深感失望,并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他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财致富的学问,私有制条件下的财富都归私人所有,因此国民经济所使用的“国民财富”概念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被恩格斯称为“私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学没有阐明创造财富的劳动之源,以及财富占有和工人劳动所得的合理性等问题。恩格斯正从此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一,私有制产生的商业交换双方的利益对立和竞争为人类解放开辟了道路。商业行为中交换双方都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双方相互不信任,以致用不道德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利益,刺激人的贪欲。同时,竞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消灭了小垄断却产生了大垄断,每一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人类变成了相互吞噬的凶猛野兽,变成了相互对立的利己的社会。恩格斯认为,正是这种利益的对立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尽管恩格斯主要从道德批判窥视到人类解放的路径,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解剖,这也是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尝试。

第二,私有制造成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虽然国民经济学承认劳动是财富之源,但它没有解决劳动所得的合理性。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表面看劳动以土地和资本为前提,资本家的投资似乎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由于分配尺度的不可通约性,导致无法准确判定土地、资本、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工人处在弱者一方,最终“劳动的产物以工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在此,恩格斯已经初步发现了工人劳动所得不合理的根源在私有制,解决的办法只有消灭私有制。

第三,私有制把人变成了商品,直接导致自然与人的对立。私有制把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所以,“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只有消灭私有制,这些反常的现象才会回归正常,才能使处于非人状态的生活回归真正属人的生活。消灭私有制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始终,这也正是马克思所称赞的《大纲》中已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原则。

第四,私有制产生的商业危机最终引发社会革命。《大纲》中已经闪现出危机与革命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批判商业竞争中发现了生产因竞争而产生的盲目性以危机的形式呈现,商业危机推动商业革命,商业革命可能引发社会革命的逻辑。恩格斯认为平均五至七年爆发一次商业危机,它像瘟疫一样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致命病灶。如果以“这种无意识、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且危机越来越严重,从而使雇佣劳动者人数显著增加,最终引发经济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社会革命。在恩格斯看来,为避免周期性的革命,使人类不再受欲望的驱使,不再为了利益而相互对立乃至敌视,应该根据生产者自己的消费需求,“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建立摆脱了自然偶然性束缚的理想社会。恩格斯还批判马尔萨斯把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归于人口的繁衍超过可以支配的生活资料,没有看到贫困问题的实质。恩格斯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国民经济学仅仅追求理论自洽而罔顾穷人的生存困境和工人恶劣的劳动环境这些事实,更看不到过剩与饿死、繁荣与危机的真正根源。恩格斯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经济规律,经济危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契机和走向新社会的必经之路。

《大纲》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竞争以及工厂制度的批判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可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胚芽,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天才大纲”的天才之处。1885年10月,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对自己撰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出了评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表明《大纲》也是恩格斯历史观初步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