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我们正处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risk）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或“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虽然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是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威胁到人类生命的事物，因此若纯就「风险」的客观存在来看，他似乎具有着「超时空」(timeless)的特性。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一、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现代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风险还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现在的风险与古代的风险不同，是现代化、现代性本身的结果。风险社会的风险包括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和技术的，如核技术的、化学的、生物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1、它们是人类知觉系统感觉不到的，风险的严重程度走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2、它们能够全球传播，甚至传给下一代，并且不分贫富差距；3、它们阻止风险原因的传播和受害者的赔偿，风险计算无法操作，导致保险失灵；4、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它们超出代社会的控制能力，风险的排除不再是可能的；5、它们是理性决策信赖的，今天的风险就是昨天的理性决策。

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6、它们是广泛存在的，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内在品性。现代风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运行逻辑，从而使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风险社会”。例如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说，“风险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的现代化社会中，社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话，那么在“风险社会”中，现代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核技术风险、化学污染险等等——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将是“平均化分布”的，一旦空气或水受到大面积污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二、社会风险的治理体制----------风险管理制度的历史演变在环境中「趋吉避凶」则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的本能之一，如何了解并控制风险其实属于人类源远流长的传统。从巫术、风水到宗教仪式，莫不隐含着以人为努力来降低风险发生机率的动机与愿望，即使到了现代，仍有不少人持续应用各种古老的手段来处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过，问题是现代科技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尤其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对于风险的成因、结果和控制都要求一种「解除魔咒」的清醒态度，将风险置于「可计算性」的范畴内加以解析。

而风险社会(RiskSociety)概念，正可以看作是近来兴起的「风险社会学」(Sociologyrisk)的延伸领域，着重于厘清风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过去一般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多半是局限在特定风险的因果测定、评估与沟通管理等技术性观点上，所谓的风险社会学则是试图赋予风险在现代社会中更重要的角色。在工业化之前的前现代社会，当时的风险环境主要导源于物质的匮乏、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控制自然的技术的低下，相应地，那时人们所面临的主要是疾病、贫困、年老、饥谨、灾然界和物质世界相关联的风险。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个体所遭受的风险进行救助的群体或组织主要是家庭、以宗教为核心的慈善组织和地方性的社区组织。随着工业化的萌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后，以往主要依靠家庭、地方性社区、慈善组织和教会来提供社会救助、分担风险的方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与现代化进程相依伴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成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便担纲起了控制、管理风险的责任，而这也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以民族国家为边界所进行的空前而积极的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社会救济、风险救助领域的影响便是,由于行政技术和监控技术的发展，使得对于社会弱者和经济贫困者进行照顾的义务和责任，逐渐从亲属单元和地区性社区转向集中化组织的福利国家，由此导致了广泛的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医疗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和人口管理制度的产生，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风险管理、控制机制逐渐形成。

传统的风险治理机制的重点在于对客观风险和灾难的防范、预警和事后处理，对主观层面的问题较少涉及。传统风险治理体制强调科学知识和专家系统的重要性，认为依靠人类的“工具理性”就足以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风险。“风险社会”的来临，给人类社会传统的风险治理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现代风险已经在本质上和特征上与传统风险有了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风险治理体制，建立符合风险社会要求的新机制。研究者们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信任也从“个人信任”转为“系统信任”，表现为对各种各样的“专家系统”的充分信任，而科学家及其它专家们的知识成为人们安全感的重要基础。但如前所述，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这将大大动摇人们对于“专家系统”的基本信任，加大了风险治理的难度。但由于现代风险的“隐形”特征，它对社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对人们主观“风险认知”冲击之上。当人们对于某种风险的知识极端缺乏时，他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感会严重影响其对于风险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极端情况：要么惶惶不可终日，在极度恐慌和焦虑中采取各种各样的过度防护措施；要么听天由命，根本不采取任何措施。

而无论哪种情况都无助于人们理性地对待并防范风险。而人们一旦掌握了有关风险的必要知识，他们就会大大提高自我防范风险的能力。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任何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和广泛影响性（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政府来承担。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新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小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平台。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两难困境：全球化在增大对国家提供保障、管理风险方面的需求的同时，又降低了国家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同时，人类大量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力量得不到跨国性机制的有效约束；当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性或全球性风险时，缺少有效的世界性的机构来弥补这个“权力真空”。身处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人类怎样才能较为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各种风险，“全球治理”将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全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既可以是各民族国家的政府，也可以是正式的国际组织，还可以是各类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企业、社区、宗教团体等等。

治理的主体涵盖了全球社会中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全球治理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全球治理不是世界政府或超国家权威执行的统治，而是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它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政府与非政 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 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全 球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 由于全球治理体系突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因此，全球治理所涉及的治理范围要宽泛得多，可以较为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那些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地区性 和全球性风险。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治理”理论本身还面临着许多困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 很大争议，如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合法性的不足、协调的不足、服从的 不足等等问题。 尽管这样，作为国际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趋势，“全球治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 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由于现代风险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风 险治理机制已日益不能适应“世界风险社会”对风险治理的要求，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机 制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未来「风险社会」的文化特质，可能集中于培养处理「恐惧」、「焦虑」、 以及「不安 全」的能力上，而非只专注于经济的生产或是成长数字。

现代风险为「现代性」的内容添加 了几丝阴影，但他也提供了反省的机会，让人们懂得如何去实 践「责任伦理」的要求，以 免自己或下一代横遭浩劫。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西方兴起新的人文主义呼声，特别强调 人类对自己同类，包括自然界的「责任原 三、当今中国社会之风险与治理综观中国社会，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整个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常 态社会，社会风险与日俱增，传统的治理手段无法整合当代社会，社会和谐面临严峻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社会性风险与个人性风险，社会性风险主要 是指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的风险。诸如 SARS、毒品泛滥、 艾滋病扩散、恐怖活动、社会性冲突等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利益不断多元化，贫富差距不断 扩大，社会性剥夺显化，集体行动非理性的社会冲 突的发生可能性日益提高，整个社会面 临的社会性冲突风险日益现实化且呈不断升级的趋势。个人性风险主要是指某些社会个体可 能遇到但又不是每个社会个体都可 能遇到的生活风险，这类风险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 状态相关而呈现出个体特质的风险特征。

诸如矿难事故、交通事故、飞机失事等，主要是从 事相关行业或某种 生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面临的风险，此类风险往往由于人们的忽视而处于 控制之外。 从另一个视角看当代转型中国，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与日俱增，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这类 生活风险的出现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现今，我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知识型社会、从 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从不和谐社会向和谐社 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原有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 制逐步退 出历史舞台时，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又不完善，往往易造成一种政治真空，引发社会 问题，使各种社会风险日突显。我国当前较典型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腐败、失 业、收入分化、 总之，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社会，中国也不能例外，因此，建构和谐社会必须充分认识 当代世界的风险本性，了解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从而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富有前瞻、 全局性地制订合理的政策促进整个和谐中国社会的顺利建构。 首先，从长远的角度看，需要在政府机构、各类组织民众中加强风险意识教育。 其次，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应付危机最重要的保证。我们应该在平时就注重培养公共 道德、集体意识、奉献和合作精神，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

再次， 调整社会政策，大力促进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加大政 府财政在各类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以及广泛开展长效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切实改善 和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不仅要建立更加有效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体系，而且还要切实解决老百 姓，尤其是贫困人口医疗困难的问题。最后，建立科学的社会风险预警和保障系统，积极预防与应对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一）对风险社会的不同理解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风险，我们可以发现风险本质上是社会或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 因此必须以社会结构的分析作为基础，才可以掌握到风险的特性以及变迁。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围绕这个概念产生了三种理 论。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以劳（L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他们 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 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