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原文 悟原理】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提高“三共”治理的“四化”水平。

第一，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新时代社会治理必须走出传统的“国家—社会”的对立管制思维误区，否则通过单向约束性、维稳式管控不仅会遗漏大量矛盾，还可能制造新的社会隐患。因此，“三共”治理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概言之，社会治理社会化就是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统筹社会各种资源支持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治理活力，推动形成矛盾自我化解机制，发挥最大限度的社会治理效益，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共识统一、行动协同、结果共享的社会化治理。

第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厉行法治是促进、保障“善治”的前提。因此，“三共”治理必须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要以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和推进社会治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法”并不仅仅指国家法律，其范围还包括党内法规、行业自律规范、组织自治规范等大量“软法”规则。换言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并不强调“制裁”，而是重在“制约”“治理”。

第三，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智能化信息网络等社会变革将进一步改变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此，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必然是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智能化。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不仅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工具运用到社会治理中，还要善于将互联网新理念、新思维融入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等社会治理具体过程中。总之，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主动适应智能化新时代发展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第四，推进社会治理专业化。随着现代社会矛盾的复杂化、社会问题的专业化，社会治理必然要求通过专业化分类治施、精准治理的方式提高“三共”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一方面，要推进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专业化，丰富并提高风险预警防范、突发事件应对、矛盾调解处理、利益疏导调整等多种治理方式方法及其专业化能力。另一方面，要培养社会治理的专业人才队伍，要善于针对社会矛盾进行调查研究并能提出专业性建设意见，要引导社会用法律途径、通过合法方式解决各类纠纷等，为社会治理专业化提供人才支撑。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协同推进“国家政府顶层设计—社会组织中间层媒介—人民群众基层共治”三方面主体在“三共”治理格局中互动共通、协同推进的作用。

首先，国家政府应当侧重于“三共”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共建体制安排、共治制度供给和共享机制支撑。在中央推行“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打造“三共”治理格局，并不意味着要减少政府职责或责任，而是要求坚持在党委领导下，政府负责主体推进、组织协调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在内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共治，寻求“最大公约数”，协调统一推进社会治理。因此，政府最重要的是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制度平台，充分调动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

其次，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公众沟通、互动的媒介，在“三共”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政府和社会中间层组织可以优势互补，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效果。其次，社会中间层组织在“放管服”改革中承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作为社会矛盾治理的缓冲地带，提高社会矛盾治理的承受能力。最后，社会中间层组织对上可以辅助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制约公共权力，对下可以疏导基层矛盾、调适社会关系。所以在“三共”治理体系化建设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双向调适、基层公民良性自治，社会中间层组织起到关键性作用。

再次，人民群众基层共治是“三共”治理的基础部分，“三共”治理的核心内容也在于共治环节。公共参与本身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而基层共治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共同期待。基层共治首先必须构建基层共治平台，培育共治价值，秉承公共精神，并在规章制度的框架内，在社会组织的引导下，为共同利益开展共同行动。

党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完善和实践调适预示着“社会治理格局”必将重塑和再造，从而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回应新时代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新挑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必将推进形成“良善之治”的社会格局。（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