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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梦瑶: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人伦关系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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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这本书中主要分了三个部分来讲述乡土社会的面貌。第一部分描写了乡土社会的核心特征——土。主要表现在:中国人与泥土密不可分;社会的不流动性;熟人社会的特征。第二部分描写了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人们在乡土社会环境中“私”的特征。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与西方社会相比,从而得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个人为核心,逐渐向外推及。第三部分基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同权力类型进行了阐述。分别是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其中教化权力是主导。

一、中国特色乡土孕育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这一理论是由费老提出的,所谓“差序格局”就是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P43)以“己”为中心,依据血缘、亲缘和地缘向外层层推开,就好像是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溅起一层一层的水波纹,涟漪式地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

这与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所提出的亲属制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摩尔根看来,“每个人即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点,周围形成一个亲属圈亦即亲属群体”:从这个人开始向外推算关系的程度并将关系回推至此人。中国传统儒家学派中“仁”的思想是依照“己”的远近推己及人,克己修身,尤其强调人伦差等,有等级的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到“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P43)

差序格局产生的根源有三个方面:首先,社会根源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依托,通过家庭就能满足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在家庭内部依据血缘关系进行差序格局的分配。比如从配偶、子女、父母到兄弟姐妹分配继承财产,不同的关系程度享有着不同的分配比例,但是在亲兄弟和表兄弟之间就是不对等的。正是通过血缘关系的优先权才会让成员对血缘关系更加依赖和忠诚,确立“差序格局"的模式。其次,历史根源。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每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不需要与人交换就能够生活,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以最原始的血缘关系为标准,使社会结构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第三,文化根源。中国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仁”是依据与“己”的关系远近来决定仁爱程度,实质是有差等的爱“人”。主要表现在“推”字上,一方面强调由内向外推,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由“私”向“公”的过程。正如《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正向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由内向外推的前提是以“己”为中心,“为了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的逻辑,是“向内转化”的过程,这是反向的差序格局,这也为国人形成“私”的个性奠定了基础。

二、差序格局的中国特色

中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就是一种差序格局,从熟人开始再到不熟的人一圈一圈的推,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与西方团体格局所不同,是靠礼治维系着,具有动态伸缩性的特征。

(一)动态伸缩性

在“差序格局”这张伸缩网中,始终以“己”为中心,但这里的“己”是通过血缘关系将“自我”层层包裹,它是具有动态伸缩性的圈子。“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P54)在圈内是自己人,圈外则属于外人,而划分的标准就是血缘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通常是按照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向外推过程,中国的继替原则也是沿着父系的单线进行的。即使父辈在生命上这种自然意义上消失了,但是以他为中心的波纹式社会关系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继承者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差序结构。

熟人社会除了包括亲属关系外, 还有地缘关系。在地缘关系方面,每一家是依据“街坊”划分出势力圈子,在乡土社会,这种地缘关系也是动态变化的,具有极强伸缩性,有势力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布全村,而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邻居两三家。另一种情况是像“举家搬迁”这种在农业社会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伸缩。正是由于这种动态伸缩的特性,所以在对人对事的行为准则就不相同,我们会根据它的背景、关系者、亲密度做出不同反应,也就是亲疏有别。

(二)靠礼治维系

中国乡土社会的维系依靠的是“礼治”而不是“法”。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家庭本位的主导下,中国社会必然是“礼治社会”。礼与法都是用来规范行为的手段,区别就是依靠的力量不同,“法”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法”是警告,是红线,阻止大家不要去干什么。而“礼”则是当地的人们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倡导人们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什么。在乡土社会中,“礼”处于基础地位,“法”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大多会用“礼”去调解矛盾,教化百姓。

(三)有别于西方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大有不同,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指出:“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要分清楚。并将西洋社会结构概括为“团体格局” (P40),西方社会更倾向于一种理性社会,“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P55)在社会中的界限一定要分清楚,团体成员一视同仁,若团体的领导者滥用权力,随时可以被取缔。

中国社会则更多的是人情社会。界限是分不清的,可远可近可收缩,人际关系像橡皮筋一样,收放自如。其中,道德维系着私人,“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P46)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的,不可兼得。“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P56)

三、差序格局的时代变迁

传统的“差序格局”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差序格局的内涵不断丰富,利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衍生出来的关系通通都打上了利益的烙印。在农村社会,差序格局对农村精英的影响比普通村民更加强烈。我们可以将农村的精英可以分为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体制外的非政治精英,在他们中间也是存在以“己”为中心而建立起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

(一)差序格局的当代发展

随着农村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差序格局”也增添了新的内容。第一种是姻亲关系与拟似血缘。中国传统社会着重强调父系血缘,姻亲关系是一层较远的亲属关系,正如谚语所说 :“嫁出去的姑娘就像泼出去的水”,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女性的力量不断加强,姻亲互助模式在社会中大量出现。拟似血缘通过“认干亲”“拜把子”等行为建立“感情+利益”的关系模式,这样就使圈子的范围不断扩大。第二种是业缘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职业活动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当农村出现多余劳动力时就会向城市流动,便形成了“民工潮”,此时就会出现“老乡带老乡”的场景或是企业高管帮亲戚“走后门”的裙带关系,形成了以老乡为社会网的一种标志,但受传统的“差序格局”的影响,他们只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式去解决矛盾,为了避免矛盾,企业往往拒绝裙带关系,于是企业老板与员工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有的 “业缘”关系,大家凭借着“如果企业发展得好,那么大家就有钱赚”的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此,利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新的差序格局被打上了“利益”的烙印,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逐渐变得多元化。

(二)差序格局理论与农村精英社会关系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一切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这种自私不是真正的自私,而是没有固定的“公”和“私”的界限,在此影响下,产生了差序人格。差序人格就是指没有统一的处事标准,而是要依据对象与自己的关系才能决定行动的标准,表现为一种“能屈能伸”的弹性人格。

在农村社会,农村精英在传统道德礼教影响下表现的差序人格比普通村民更加明显。农村精英就是那些在村庄里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比如那些有经济财富,或是有政治权力,或是有思想有文化,或是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我们可以分为体制内的政治精英(通常我们所说的村干部)和体制外的非政治精英(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

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不仅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服从者,还是村民的代表。按照差序格局中"家庭"内涵的伸缩性,我们可以分为两类情况辩证的看待:第一种情况是村干部将他所在的村庄里的村民看做自己人,也就是“私”的范围,那么在本村之外的乡镇和其他村庄就是处在"公"的范围。他就会站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圈子里,为本村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抵抗乡镇。第二种情况是村干部只会将和自己有血缘的家人看做自己人,也就是“私”的范围,那么在自己家人之外,包括本村里的其他人和其他村庄的人以及乡镇都是处在“公”的范围。他就会从个人家庭利益出发,见风使舵。这样就会将差序格局中的利己主义发挥到极致。

体制外的非政治精英包括经济能人,文化能人,他们手中握有社会资本,有时也会影响村干部的政治决策,在村庄内部就形成了以体制外精英为中心的“社会圈子”。一方面,非政治精英在村庄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村民愿意相信他们,就可以帮助村干部调解矛盾,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以逐利为目的,当势力大的非政治精英"私"的欲望不断增加,通过结交权贵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危害村庄的整体利益。所以在农村精英之间也是存在以“自我”的权力和情感为中心而建立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

(三)差序格局理论与乡村人才振兴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一直以来追求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内容。劳动者只有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体力,脑力和智力才能真正解放劳动能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表现为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更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与共同控制,也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人是生产力要素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劳动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标志,人通过劳动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推动社会的进步。

毛泽东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始终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为人民谋利益。不搞裙带关系,反对拉帮结派,反对任人唯亲,培养真正的人才。习总书记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司马光的“才者,德之资者,德者,才之帅也”来强调人才品德的重要性,不仅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准则,更要用实践来辨别,用群众的认可来识别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认真鉴别人民的好干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还在2021年发表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也强调了激发乡村人才振兴的活力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千秋基业,人才为先,乡村人才是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的领头雁,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体,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石,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的数量和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

因此,一方面,对于在农村体制内的政治精英或者是农村管理型人才中要提高素质。村干部在获得了乡村治理权之后,特别是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之后,就可能会滋生腐败、权钱交易、自大狂妄等不正之风,如果任由这些不正之风蔓延下去,不仅会使原来所取得的成绩毁于一旦,而且还会败坏社会风气,导致基层社会的动摇,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

所以,我们必须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首先,我们要定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强化他们为村民谋福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仅仅局限在为谋“私利”的小圈子中,而是要通过开展培训学习、村干部讲堂和鼓励村干部继续学习提升学历等方式强化学习教育,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培养业务能力和素质水平都很高的村干部。其次,要建立多层次的监督体制,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使村干部的权力置于广大村民的监督之下,降低其腐败的风险。规范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提升村级办公场所,方便群众办事,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办事。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持为公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做到为村民付出真心,干出实事,真正服务于广大村民,秉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理念。最后,未来也要多多选拔政治素质高的精英来担任村干部,盘活乡村潜在人才,为乡村振兴汇聚人才力量。

另一方面,对于体制外的非政治精英来说,因为他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的特征,即生于斯长于斯。即使有些精英到了一定阶段外出读书或者工作,那么也一定在乡村里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正是因为这种经历,才促使他们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乡村产生了难以言说的情愫,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感情,而他们对乡村的深厚感情正是促使实现乡村振兴最强大的动力。地域性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概念,即不管乡贤是否身在乡村,但却一直心系乡村。现代的乡村仍然是一个以人情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乡贤因为生长或生活在乡村,和村民的关系较为亲密,容易取得村民的信任,加上对村庄事务较为了解,所以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古至今,乡贤都凭借着自身的道德情操来教育引导村民,村民对乡贤的敬仰并不是源于法律和强制性权力,而是其人格魅力。当乡贤获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认同时,自然就产生了权威。这种内生型权威一旦产生,那么就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和最低的成本来取得最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正是因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呈现波纹式的差序格局,才会产生乡土情怀,才会有落叶归根的趋势。所以我们不仅要利用返乡人才的经济资源带动全村致富,鼓励他们带着资金,项目和情怀投身乡村建设中,在农村生产经营方面发挥他们对乡村振兴的引领和带头作用;还要重视本土人才,将这些乡村本土人才包括新乡贤、本土大学生和退休人员充分利用起来,搭建发展平台,他们拥有强烈的乡土情怀,想要支持家乡的发展,还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优良的专业能力,促使他们向乡村流动,留住人才,让以农村体制外的精英为中心的社会圈子发挥正能量,配合农村基层干部做好农村工作,不求回报地为家乡和村民做贡献,实现自身能力素质的发展,利用自己的优势长项发光发热,促进乡村振兴。

总之,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以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表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以及在差序格局下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当今社会的文化特色,但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乡土中国》成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曾经的乡土中国正发生着变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阻碍终将会被打破。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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