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诗亮 谢秉强 朱文倩 丁雄飞

编者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引发轰动，本文对西方知名主流媒体刊发的评论作了摘编，供读者参考。这里刊发其中一部分，全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二十一世纪的资本〉》。

“精英统治”强化了不平等，并使之正当化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的高级讲师邓肯·凯利（Duncan Kelly），在2014年6月24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长文《数量级》（Orders of Magnitude），对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凯利认为，皮克迪的工作是重要的、有启发性的，尽管他对皮克迪的一个根本判断持有异议。

这个根本判断，就是如何评价“精英统治”（meritocracy）。在凯利看来，皮克迪的书虽然讨论的是资本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核心问题其实是精英统治。皮克迪给予精英统治正面评价，他认为，有了精英统治，才能够选贤任能，现代民主政治也才有了基础。但是，凯利对此深不以为然——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当道，精英统治已经被全新的政治、经济力量重塑了：一方面，它使得不平等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它却披着民主的外衣。

皮克迪在书中论述说，资本收益率高于总体经济增长的“食利者社会”被两次世界大战给摧毁了，人们随后迎来了“经理人社会”，“资本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凯利说，顺着书中的思路推演下去，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充斥着富裕经理人的现代社会，迟早会像之前被战争摧毁的食利者社会一样，迎来无可避免的重大社会危机。但皮克迪却拒绝下这样的论断，在他看来，基于精英统治的现代民主社会与以前的食利者社会不同，前者基于能力与勤奋，后者则主要依靠裙带关系和租金。凯利认为，皮克迪这样的表态，左右都不讨好：左派不开心，因为皮克迪承认精英统治的正当性，事实上也就承认了不平等的正当性；在右派看来，不平等这个问题压根儿就不值得去关注。

凯利说，从皮克迪的书中不难看出，即便政客有心，他们对眼下的不平等也无能为力：不平等是在几代人的时间中积累下来的，短期的选举政治难以对付；此外，如今富人富可敌国，政府大都囊中羞涩，无力进行再分配。皮克迪自己也承认，现代民主政治被市场精英的需求给牢牢地束缚住了，就拿美国来说，富人对主流政治的影响之大，和他们所占总人口数量之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皮克迪一度寄希望于欧洲能够对资本课以重税，但欧盟一开始就是去政治化的，依靠的是技术官僚管理，能担起改革重任的政治精英无处寻觅。

于是，凯利认为，“皮克迪的书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不平等结构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现代民主政治限度的故事”。“财富是如此地集中，以至于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皮克迪把这点给弄清楚了，他其实也就表明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与精英统治有多么格格不入。”

最后，凯利还指出了皮克迪这本书得以成形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会计系统。正是依靠这个系统所计算的法国大革命中没收的贵族资产，皮克迪才能在书中大规模地使用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第二个前提，则是几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针对资本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所出版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成为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的基础。

皮克迪的数据有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经济新闻编辑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在2014年5月23日发表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的数据问题》（Data Problems with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文中，对皮克迪书中的数据提出了几点质疑。

一、平均数据问题：皮克迪不应该对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数据简单地求平均值，用来代表欧洲。二、数据缺失问题：从1870年到1960年的整整九十年间，没有美国百分之十的富人占社会总财富比例的原始资料。三、美国数据问题：皮克迪选择将数据依据从遗产税记录转向“消费者财务调查”，而劳动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e）在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皮克迪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美国中产阶级》（Piketty and the New Marxists Are Selling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Short）一文中，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发现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此期间实现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长。四、英国数据问题：皮克迪关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口的财富的长期时间序列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的研究，2005年之前，还有英国国税局（Inland Revenue）的数据作为补充。2005年后，英国国税局并入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英国相关部门也不再发布此类数据，因为觉得不可靠。

此外，贾尔斯认为，2010年的数据也存在问题。皮克迪在书中选择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的遗产税记录，而不是英国国家统计署（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财富与资产调查”(Wealth and Assets Survey)中的数据，他曾向彭博（Bloomberg）解释称，英国国家统计署的财富与资产调查“质量非常低”。贾尔斯认为此说不确，并指出皮克迪需要解释他为何采用数字较高的美国调查，却拒绝数字较低的英国调查，以及为何拒绝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的明确建议，即不要使用其最新的个人财富调查来估算整个英国的财富。

贾尔斯由此得出结论：皮克迪书中有问题的数据所占比例高达八成以上，“如果某人宣称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进而预测这将会导致财富不平等程度日益上升，并利用近年财富不平等程度貌似加剧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那么数据就对该书的论点非常关键”。

对此，皮克迪迅速作出了回应，他声明，《金融时报》所指出的“数据问题不影响结论”，并在网上公布书中全部数据的Excel文件。与此同时，皮克迪向《卫报》（The Guardian）表示，《金融时报》的批评是“有意误导”，随后他在voxeu.org网站上逐条批驳了贾尔斯的质疑。

毕业于杜克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系、长年在个人网站“政治代数”（Political Algebra）发表政经评论的评论家丹尼·威尼克（Danny Vinik）也在2014年5月23日的《新共和》上发表评论《〈金融时报〉对皮克迪数据错误的报道言过其实》（That Big Financial Times Story on Errors in Piketty's Data is Overrated），为皮克迪声辩。

威尼克认为，相较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皮克迪的数据已经足够公开透明，如果他真的有意扭曲数据，也就不会把它们公之于众了；此外，虽然贾尔斯指出的错误都成立，但仍然无法真正改变皮克迪的结论，更无法反驳他提出的经济理论，因为皮克迪的经济理论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些数据。威尼克指出，贾尔斯使用另外的数据所得出的另一套结论，仅仅适用于英国。而对法国、瑞典和美国来说，贾尔斯和皮克迪的数据所显示出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有很多种因素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度，例如经济学家对使用何种方式将资本收益计算进财富数据里就一直存有争议。威尼克引用现任职于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对不平等问题深有研究的学者史考特·文西普（Scott Winship，他常常批评皮克迪）的话说，“如果你将这些图表中数据点的误差幅度考虑进去，它（贾尔斯的数据）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预言太过悲观，结论尚未推翻

BBC金融评论员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2014年3月31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发表了长篇书评《分化的力量——不平等的冲击是否资本主义所特有？》（Forces of Divergence：Is Surging Inequality Endemic to Capitalism?），高度评价了皮克迪的书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同时，卡西迪批评皮克迪对未来的预言太过悲观，他自己则作出了一些更加乐观的设想。一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那么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大幅提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根据收益递减的原则，资本回报率会有所下降，从而缩减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另外，卡西迪认为皮克迪忽视了一点，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大量人口脱离了极端的贫穷并且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有些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工资的停滞和不平等的扩大是为消除那些赤贫人群所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对皮克迪征收全球财富税的方案，卡西迪认为它虽然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评判其他解决方法的标准，指出了进行合理的改革的必要性，彰显出“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作用就是质疑那些被接受的教条，构想出新的分析方法，并扩大公共讨论的领域”。

之后，卡西迪又在2014年5月1日的《纽约客》上发表了题为《“皮克迪泡沫”并非只是一阵狂热》（The 'Piketty Bubble' is More Than Hot Air）的评论。这篇较之于前一篇书评要短得多的评论（不到两千词），是为了回应《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罗伯特·施里姆斯利（Robert Shrimsley）。施里姆斯利在他的专栏中嘲讽道，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皮克迪泡沫”，也就是“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谈论一下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书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卡西迪说，尽管有很多人对此书提出了批评，但尚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推翻皮克迪最重要的两个结论：一个是由实证得出的西方社会两百多年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另一个则是r > g[资本回报率（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大于经济增长率（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导致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公式。卡西迪认为，这一套简单却新颖的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资本分配这一重大问题上，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和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对此多有质疑，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构想。皮克迪引发的这一场讨论绝不会轻易冷却，它将会给未来的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皮克迪的提议是乌托邦，他的书一无是处

与知识分子气浓厚的《纽约客》相比，政治立场上更保守、商业气息更重的《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和《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的评论家，都措辞尖刻地批评了皮克迪其人其书。

《彭博商业周刊》的经济新闻编辑彼得·科伊（Peter Coy）在2014年4月10日的《彭博商业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项大胆的建议：对超级富人征收全球税》（An Immodest Proposal: A Global Tax on the Superrich）的评论。他认为“要让地球上每一个避税天堂都平等地收税并且公开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皮克迪的提议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在2014年4月20日的《彭博视点》上，发了一篇评论，题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书一无是处》（The Most Important Book Ever Is All Wrong）。克鲁克说，皮克迪的结论夸大了他的数据所呈现出的问题，尤其是书中最后的总结，完全脱离了数据的支撑，甚至与他之前的分析相矛盾。克鲁克还指出，皮克迪夸张地宣扬资本的“罪恶”，但实际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给前几个世纪的人也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它的受益者并非仅仅是那些坐拥资本的“食利者”。克鲁克认为，相比于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对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生活水平是否会提高，以及工资增长有多快这些问题，但皮克迪的书中对此丝毫没有涉及。

当代马克思？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自今年年初以来，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评论皮克迪其人其书。1月4日发表的《人，生而不平等：再论有关资本主义影响的一个老话题》（All Men Are Created Unequal：Revisiting an Old Argument about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一文称《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是对“何种力量正在阻碍资本主义果实被更广泛的分配？”这一问题的权威性指南。5月3日发表的《资本主义及其批判者：当代的马克思》（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s：A Modern Marx）与《比马克思更伟大？》（Bigger Than Marx？）两文，都在标题中将皮克迪与马克思这位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相提并论，不过，具体到文章内容，英国人特有的冷嘲热讽体现得十分明显。

《资本主义及其批判者：当代的马克思》一文说，“《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无疑让左派狂喜，让右派愤怒，让大众对这门沉闷的学科（按：dismal science，指经济学）兴趣大增（参阅页68）。然而，如果皮克迪先生最终确实把论辩的调子定在了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整个世界将因此变得更穷。因为，与那本十九世纪同名著作（按：指《资本论》）一样，《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具有某些令人惊叹的学术价值，但作为行动指南，却存在严重缺陷”。这篇文章甚至用“糊涂”（Nit）一词来形容皮克迪，说皮克迪给出的对富人课以重税的政策建议，使“《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一书滑向了左倾，失去了可信度”，并讽刺皮克迪说，“他瞄准富人试图榨干他们的做法带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味道，却缺乏学术气息。也许这正说明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为什么成了畅销书，但这本书的确是本很糟糕的行动蓝图”。

《比马克思更伟大？》一文说，“《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具有许多优点。它对当今人们最为关心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既清晰又透彻，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提供了一种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