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执政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思考结论，概念微变背后展示的是单向度管理变为多向度交集共治的新政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中，文化治理是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功能。一定意义上，核心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政治资源。

核心价值及共同价值观具有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实际上是通过多种维度和方式实现的，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整合，社会功能机制的整合，再有就是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整合。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的建设，从而社会价值的凝聚整合，必须建立在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诸多社会整合理论都在推崇核心价值及其文化的整合功能，认为社会“共意”存在及使社会成员认同共享这些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社会功能学派代表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整合非常依赖于共享价值理念及其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在帕氏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我们能看到在他的“社会运行系统”中，第一层次放置的就是“文化系统”，而我们许多人的思维语序，通常习惯以政治、经济、文化或制度、文化的序列表达。

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社会法律、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相关表意符号等。其中价值模式最为核心，它定位着文化系统的性质，为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的合法化提供最直接的论证。也正是这些核心价值观，凝聚并形成社会公众“共意”或“一致性”。帕氏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

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如果过多的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离心离德严重，社会系统就会崩溃。可见“文化系统”是调控社会秩序和保证社会整合凝聚的原则环节之一。在把“治理能力”作为主打词的今天，我们恐怕也得学会价值文化的“思维前置”习惯，把表达核心价值的“文化系统”置于“社会功能系统”和社会治理的首位。

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

具有国家发展道路的指向功能

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原则。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本原和文化之根，当然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有一个和时代精神结合发展的问题；再者是必须信守维护法律和道德规范体现的社会基本价值内涵，这是社会法治和德治的基本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上述各种维度的价值理念的系统表达。

核心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也正如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所说，是“一种特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常常成为社会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有一个引领文化、理论和发展道路的问题。理论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等同于任由各种价值观杂乱无序的发展。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发展中，它需要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需要有序而非紊乱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需要大众对执政理念的认同和支持，需要中国特色的共同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体系，为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体系一旦崩溃，或者，社会民众不能形成价值共识，指引整合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纽带不复存在，轻则社会发展受到阻滞，重则国家和民族就不再兴盛甚至衰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人们在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也许是多维的，但原因之一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失去了价值信念和理论文化的支持。

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为

国家和社会提供精神家园和文明之“道”

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等四大文明发源地，唯有中华文明发展延绵不绝，传承而未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已成为一个引发众多学人兴趣并探究其中原委的历史现象。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文化之“术”即辉煌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的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的创造和流传。有学者说，文化分“道”和“术”，如茶具、旗袍、金字塔等，传留下来容易，这些文化物体是“术”，但关键是文化的“道”如何流传下来。失落了“道”的文明一定会走向衰落。纵观中华文明史，多少思想家、艺术家、文化大师，构筑了精深博大的中国智慧和精神文化世界。就是这些东方智慧和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明之“道”。

任何一种文化都凝结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它就是文化的灵魂，或曰文化之“神”。守护文化之“神”，就要把握凝结在文化之中的精神本质——价值理念，从而把握文化立场、文化取向和文化选择，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是在坚守创建属于中国的文化之“道”和精神家园。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指出，价值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困惑、不安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指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在传统社会旧有生活习俗、道德规范、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新的价值观如果还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社会阶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把“社会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认为，社会价值观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失范的原因。

中国处在全球化进程和社会改革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中西新旧价值观交织碰撞，社会思想的差异性、多样性日益凸显，如果社会理论多元碰撞，现实价值观念舆论杂乱，原有规范变化而新规范体系没有建构，社会价值域就会出现“空场”、“紊乱”，而价值紊乱必对人们精神信仰、大众心态和社会风气产生种种“负能量”影响，继而引发社会失序和人们精神虚无的无意义感。可见，构建社会价值体系以及价值共识，是转型期中国对我们提出的一项突出的任务。

核心价值观及价值共识为

中国国际竞争打造“软实力”

中国理论、价值观及其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也有来自国际文化竞争的挑战。国际文化竞争首先表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但作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文化竞争历来包含着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较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此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中，也包括来自文化安全的把握要求。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一批国际政治学者和美国政界人物率先研究起新格局下的新问题，亨廷顿提出了他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将会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中心，且指明和美国等西方文明产生冲突的主要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软实力”理论在美国近年国际事务和外交路线中，变成了“巧实力”思路。在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联手发表的《巧实力战略》研究报告中，针对美国以往片面强调硬实力的单边主义战略，提出运用“巧实力”帮助美国进行“全球领导地位”方式的战略转型。希拉里在任时也一再表明美国政府要运用“巧实力”的主张，强调应通过各种手段开展国际事务，运用“巧实力”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这些都表明，思想理论实力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已在国际竞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早就指出过：“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事实上苏联的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原因最根本，一是官僚腐败，再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也有外媒说中国不是世界大国，因为它没有向世界输出文化价值观。《纽约时报杂志》载文《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说，“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软实力”理论强调，社会治理的多维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体系，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传统文化、道德要求等。就社会治理能力而言，政治制度和法律的硬性治理必不可少，但价值共识、精神信念、社会风气及其道德力量产生的非强制性约束，对社会治理，对引导公民自觉接受社会规约，具有更积极的作用。诺奖得主道格拉斯对此就强调，即使在最发达的社会体系中，“正式制度”约束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即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规则来约束的。

在这个关注“文明冲突”和思想影响力的国际竞争时代，在世界多元价值体系和世界意识形态复杂格局中，中国应怎样关注自我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中文化安全具有怎样的地位，中国应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和价值观，对于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有清醒的目的和自觉意识。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理论建设和价值观建设，它是软实力中的脊梁或灵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在国际多元价值意识竞争背景下，我们更要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注重构建中国核心价值观理论及其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