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奴社会的制度与文化 ……学习中国通史的体会

—萝卜丝先生，写于1975年修改于2020年

我在中国封建农奴制社会一文中，论证了中国农奴社会的存在，以及它的两个发展阶段。现在我讲一下中国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的文化。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巨大的影响。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如果说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那么宋元以前的灿烂文化都是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上的。中国 从秦汉到宋元，这1000多年的伟大发明，灿烂文化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平。

一， 门阀政治与科举制度。

和我国第一阶段封建农奴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是门阀政治。士族高门掌握政权，寒门不得参与。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豪门士族正在形成阶段，和这阶段相适应的是凭财产为官。西汉时期，规定家中有中等财产在十万以上（景帝时改为四万）自备车马、衣服、生活费，可以到京师做郎官（37）。从东汉开始，豪强士族已经完全把握了国家政权。东汉的政府官员基本上离不开南阳豪强。到魏晋时代，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就是皇帝也不敢侵犯，这就是九品官人法。所谓门选，即依据士族的籍贯，从祖父官位开始算起，定门高低。吏部尚书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封建领主依附关系的反映，谁的势力大、地位官职自然高。没有势力和势力弱的封建领主自然要服从大封建领主的指挥。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隋唐。

东西晋 南北朝时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与各少数族的入侵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大量的封建领主（士族门阀）被消灭了。原来的高门大姓已经变得默默无闻，门选再也选不下去了，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通史说：“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存传统的社会声望，却丢失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的办法，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科举制度、使（一般）士族有入仕的途径（36）。”

隋唐的科举制度本身也是一种从士族中取仕的制度，587年，隋文帝定制每岁每州贡士三人。中世纪的我国地方上的人才也向各地的土产一样，每年进贡到中央。隋唐至两宋情况基本如此，唐太宗定氏族志，赵匡胤制百家姓都是为了重新确定世族内部的地位高低。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世族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隋唐的科举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地主阶级内部权利和利益的分化，另一方面也是士族门阀统治消亡的结果，是门选的一个否定，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的进程仍然还处在农奴社会，所以以门第的限制必然存在。只有当农奴制度彻底灭亡以后、封建庄园消失后，摆脱了门第限制的科举才能完全形成。在我国宋元以后，科举选举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一个质的变化。明清科举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广大的中小地主.。

二，农奴主的腐化生活与文化。

与封建农奴制相适应的文化是封建领主（士族）文学，这一时期的诗词赋等达到了极高的、前所未有的最高的水平。诗、賦、诗词的写作，没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养是不行的，不是士族根本连边都占不上（39）。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取利的正路，后来甚至非科第出生的人不得当宰相。而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奴，完全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文化生活农奴是没有份的。在唐诗宋词中，的确有一部分反映了农家生活的艰苦，但这都是为忠君爱民的目的劝谏统治者的行为。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所有的所谓客观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诗篇中的民指的都是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这里绝对排斥了奴与徒附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500字”与“茅房为秋风所破歌”里反映的人民的悲惨生活，都不是奴与徒附，都是说的一个破落的地主，或者是中小地主。古代诗篇中描写的农民的不幸充其量是指自耕农。而自耕农的生活就是如此，作为曾经是封建国家官吏的杜甫生活就是如此，那么广大农奴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封建农奴制下农奴的生活在古代的文学中国的几乎没得到反应，因为农奴不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的“民”的范畴。在杜甫的“缚鸡行”一篇中，有这样一句话“虫鸡与人何厚薄，吾叱奴解其缚”。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杜甫他是有奴婢的。他描写的民的悲惨生活，其实不包括奴婢。

古典文学，如果不将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去考察，它必将会给我们带来错觉，至少它会使我们感到好像我们古代人从来就不曾有过封建农奴制社会。 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宋元以后，原有的农奴制逐渐解体，逐渐产生了一个市民阶层。古代戏曲杂剧的兴起和明清的小说，就是市民社会的产物。

中国农奴社会封建地主的生活是非常腐朽糜烂的。士大夫家多畜家妓歌技，穷如柳宗元少也有一个家妓，多者歌妓成群，为色丧身是常有的事。元慎、韩愈都是为色丧身。白居易在临死前几年、67岁的高龄才把他的歌姬和心爱的马放了。歌妓除了满足士人对女色的需要外，平时还要为士舞蹈，唱歌助兴。“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迴雪飘颻转蓬舞”。歌妓跳舞时多做眉态。“曲尽回身去，曾披犹注人”。歌舞完毕，歌女也就脱掉了本来就很薄的衣衫“急破催瑶中，罗衫半脱肩。”“ 俟终 歌而薄袒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脱衣舞了吧？（40）

三，神学与思想意识

和封建农奴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意识是宗教迷信、神学。如果说奴隶制的确立和多神教的巨大体系相联系，那么替代多神教的一神教是和封建农奴制联系在一起的。在欧洲、中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教的统治；在印度是佛教；在阿拉伯是伊斯兰教；在我国开始是谶纬神学，以后是佛道。

从西汉中期董仲舒用封建神学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学开始，到东汉刘秀宣扬图谶天下、这一二百年间，谶纬神学在我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谶纬神学的兴起是我国封建农奴制形成过程的产物。他的形成和消亡是我国第一轮封建农奴制的形成和消亡过程是一致的。在我国第二轮封建农奴制社会阶段，佛教的传入成为了当时中国封建农奴社会中的主流意识。佛教的形式与内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未曾见过的新奇事物。“谬悠荒唐”的庄周，“妖妄神怪”的谶纬比起他来真是相差太远了，他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轮回论，布施功德论迷惑了无数的人。在中世纪的黑暗的社会里，农奴们的处境就是最现实的地狱，而其寺院本身就是一个封建领主的庄园，他有自己的统治者、寺主；，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清规戒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官员有爪牙—— 所谓竂司、典錄、香火、门师等等；有普通僧人有荫户——所谓僧衹户，（接受寺院保护的农户。）；又有奴（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拨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寺院占有大量的田地，那就是它的领地。通史说：“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或佛刹。”（41）西藏的农奴社会的寺院就是一个典型的活的化石。

从西欧和中国西藏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农奴社会一般是政教合一，神权要大于皇权（王权）或者统治者本身也就是神的代表。可是在我们中国，皇权始终要大于神权，这和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有关的；这和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断的融合有关；这和中国封建农奴社会的两个轮回，封建领主士族门阀的被消灭有关；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家族意识的牢不可破有关。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神权的斗争中，有好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神权始终没有斗过皇权。所以在第二轮中国封建农奴社会结束以后，中国的佛教也就归位于皇权的统治之下了。中国始终没有成为全民族信教的国家。

四，科学技术。

这一段时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直到十四世纪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丝绸

到西汉时期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发展。西汉马王堆出土的丝绸薄如蝉翼。西汉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珍贵的是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有一件素纱襌衣，该衣长1.28米，且有长袖，重量仅49克，织造技巧高超。出土的帛画，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

瓷器

在三国时代，吴国的青瓷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世界其他国家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始终搞不清楚丝绸瓷器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铁器

早在春秋战国的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铁器。到了西汉，汉汉成帝的时候，铁器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已经取代了青铜器。而同时期的欧洲，甚至在1000年以后，铁器还不能完全替代青铜器与石器。在公元1000年的海斯丁斯会战中，他们仍然还使用石斧。

纸张

我国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东汉蔡伦时纸上已经完善，能够写字了，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质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们造就了一批书法家。纸张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欧洲只是在几百年以后，通过阿拉伯，印度才辗转知道了造纸的技术。

对于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纸张等都是在宋元以前的封建农奴社会中完成的。在中国封建农奴社会时期经济领域上、科学技术上一切成就中国都是遥遥领先。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也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五，宋元时期的市民社会。

中国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到宋元在社会里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元末徐夔《织本对》里说：“市人就居仁和之相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三更……但见其处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色。进问之曰……对曰，吾虽贱，日佣金二百，吾衣食于主人以日所入养父母妻子，虽食无女美亦不至饥寒（44）”。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13世纪元王朝以杭州为代表的许多大都市里都有这样的手工业，手工业工场。

与此同时，工具机也已出现，元王祯农书记载。江西有用水力的水转连磨，数椎与几个磨盘同时转动，用来制造茶团。河南有水转大纺车，一周夜纺麻100斤。15个锭子。（英国于1765年发明多轴纺织机能用12至18个纱锭）（45）。

宋元期间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展现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元王朝时期的瓦肆和杂剧的兴盛，都标志着市民社会的存在。当时工商业的发达，在马哥孛罗游记里被充分地反映出来。马哥孛罗是威尼斯商人，威尼斯是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马哥波罗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游历了大半个世界，他对中国的赞扬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的结果。马可波罗游记生动的具体的描绘了元王朝的工商业。元王朝的繁华与中国的富强。

如果说希腊罗马的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那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是建立在农奴制的基础上。我国在十五世纪以前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在世界上一直是遥遥领先。没有血腥的农奴制，就没有中华文明。不能不看到我们中国通史的研究者强调统一、歌颂统一的时代，而诋毁分裂的时期，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的落后，正是明清两代统一的所谓王道时期。

六，中国的落后。

14世纪以前，中国是先进的，欧洲是落后的，然而，从十四世纪开始，中国的社会发展渐渐的落到了欧洲的后边，并且越来越来越远，中国的社会发展落后，就是在明清统治的六七百年之间。从宋元以后，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欧洲，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陆续陆续的遭到暴力的剥夺。产生了一个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的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生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而农业革命，则以同一速度使农民破产，但是土地提供的产品并不因种地的人数减少而降低。相反、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的革命而来的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集中，而迅速提高了产量。与此同时，农业人口不仅被迫加强劳动，也被迫构成了一个国内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从15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农民公有土地的最后痕迹消灭了。这个长达三百余年的过程，一方面是对劳动人民的暴力过程，一方面也是一个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美洲金银矿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消灭，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欧洲的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

可是我在我们中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尽管宋元期间已经出现了手工工场、工具机和一个市民阶层，然而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在困难中、在一个不断被扼杀的命运中像蜗牛似的爬行。中国封建家臣的解体带来的是建立在中小地主的基础上的、皇权的、专制的、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思想意识上是孔孟之道的凶残统治。统治阶级残害一切工商业的活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闭关自守，阻碍扼杀一切开拓进取的行为。

中国的航海事业一直是非常发达的，早在西汉就有专门机构掌管海外贸易。官私船只远航到印度。航海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三国时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为掠夺农奴经常派船远航重洋。公元230年前遣兵工一万人寻找亶州夷州（远处热带），擄夷州人数千。在唐宋期间，中国的海船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阿拉伯人罗马人经常乘坐中国船来往阿拉伯与中国之间。也正是他们把中国的罗盘传到了西方。直到明王朝郑和下西洋，仍然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半个世纪。然而这一切都被扼杀了。

海盗行为是西方征服世界的先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驱，西方政府都鼓励海盗行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海盗是英雄。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当时在明朝中国沿海有大量的海盗。明清政府不利用海盗抵制倭寇，开发南洋，反而对中国的海盗都实施了镇压，绞杀的行为。那时南洋很多地区都有大量中国的移民，中国的开拓者。中国政府都采取了抛弃与不支持的行为，导致南洋最终被西方殖民者所控制。红旗杂志1974年第12期，金卫同志说：“公元十一、十二世纪，我国已经有了根据实物绘制的人体解剖图，但是由于儒家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厚葬、祭祖，散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谬论，严重的阻碍了我国解剖学的发展”。事实正是这样，明清的官僚专制制度，严厉推行海禁的结果，严重的压制了正在发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儒学的全面统治，束缚了人们的头脑，严重的摧残了已经有初步发展的科学文化与技术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是不断的否定之否定。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否定，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要被社会主义否定。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反而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从官僚地主里面产生的，这决定了他们的无能。没有 能力完成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任务，否定封建主义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推翻与其说是在1911年，还不如是在1949年。小农经济的改造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土改、合作化、公社化一系列的运动中逐渐完成。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彻底的批判旧思想，与传统的观念决裂，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是先有意识形态上的革命,上百年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然后才有大规模群众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我们中国是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带领广大工农起来革命。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只是个开始，这里的任务还很艰巨，所谓任重而道远。

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其实已经发现他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他能够把生育的痛苦缩短，并且减轻。（46）”研究现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是我们工农兵与广大革命群众不可推辞的责任，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把生育的痛苦缩短，并且减轻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注释

（37）中国通史二编50页。

（38）中国通史第三编13页。

（39）中国通史第三编66页。“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性，以能作五言诗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做诗就无法参与社会活动。”

（40）中国通史第三编676页，704页，749页。

（41）中国通史第一编50页，60页，633页。

（42）学习与批判杂志1974年第八期33页。

（43）中国通史第二编240页。

（44）中国同史第一编21页。

（45）中国通史第一编28页，29页。

（46）1963年郭大力，王亚南一本资本论第一卷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