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如同西方发达国家多年前就曾经历的一样，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阵痛和代价，与之同步的是社会矛盾、冲突、问题在短期内的的集中爆发，以及各种社会病态现象的纷纷呈现。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拜金主义盛行、黄赌毒黑现象屡禁不止、道德迷失与价值崩溃、社会矛盾冲突多发频发等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突出的社会病态现象。社会失范将为分析这些社会病态现象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导致社会失范，使得病态社会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种合乎情理的“意外收获”，并将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影随形。
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落后的社会主义穷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富足，基本实现小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质量向前发展。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吹响的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已经响彻世界。然而，如同西方发达国家多年前就曾经历的一样，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阵痛和代价，与之同步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激烈与急剧，导致社会矛盾、冲突、问题在短期内的的集中爆发，伴随着各种社会病态现象的纷纷呈现。
社会病态一词是对社会一种拟人化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指的是：与人的身体一样，社会也会生病，处于不健康的状态。病态社会现象这一概念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提出来的，他将社会中那些最具有普遍形态的健康的社会事实称为正常现象，而只存在于特殊时间、地域、阶段的不健康的社会事实称为病态现象。[1]在其经典之作《自杀论》中，涂尔干分析了自杀现象在社会各个不同时期的概率，认为自杀是存在于所有社会的一种常态的社会现象，基本保持一定的概率，但是从l9世纪初到l9世纪中后期不到5O年的时间内，自杀率在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里增长了3倍、4倍甚至5倍。涂尔干认为，这种丧失常态的自杀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病态社会现象，是由于社会组织发生的深刻变化导致的，伴随文明进步而来的一种病理状态。
因此，社会病态现象是社会常态或者健康状态的反常现象，其要义有三：一是反常性或者病理性，是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与积极、健康、和谐、融洽、秩序背道而驰的消极、混乱、冲突、以致具有破坏性的社会现象。二是社会性，这种反常的状态并不是个人特有的，而是在社会中一定范围内普遍或者广泛存在，具有社会表现形态和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三是特殊性，任何病态现象都具有时空特性，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并不会永久性的存在于所有社会阶段和形态当中，当病态现象的内在病因消除后，这种病态现象自然也会消失。
在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些突出的病态现象，可以说已经成为学界和社会的共识，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无论是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还是在政府的相关文件，社会问题、社会病、社会病态现象已经成为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话题。尽管对中国当前形色各异的社会病态现象进行细数和归类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在对社会病态现象进行解剖分析之前，这却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中国正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社会高度同质化的状况大大改变。社会的多元异质性使原先较为统一的社会价值、规范产生冲突，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社会生活各领域、社会体系各层次的变动出现了某种不协调性。而且，中国经济优先发展带动社会的整体发展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脱节，文化堕距更加严重，由此导致社会失范。其形式有三种：
(1)规范的缺失：社会转型必然导致许多新事物的出现，而相应的新的规范体系却没有建立;
(2)规范的功能失效：社会转型必然导致许多事物的变迁，旧有规范体系的规范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已经失去了实质上的规范功能;
(3)规范冲突混乱：社会转型时期旧有的规范体系往往与新的规范体系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人们感到迷茫，社会规范的规范功能丧失。这种规范的缺失、功能失效和冲突混乱导致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失去了规范的指导和约束，从而呈现出混乱的病态。
在经济领域，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的短暂性，与其相适应的市场交易规则、道德、法规建设还难以迅速跟进。由此，缺失型失范比较普遍。即使已经建立了相关规范，但由于规范在执行上的不切实际性导致规范往往失效。经济主体从个人和企业所处的立场和利益关系出发，唯利是从、不顾他人利益、不讲诚信、坑蒙拐骗，制造伪劣商品欺骗消费者，制黄贩黄毒害青少年，诋毁、贬低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侵犯他人的经济利益，进行虚假广告宣传，以此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从中获取不法利润。
在政治领域，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弱化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的退化，导致一些政府官员在信仰、价值和道德上出现了真空和混乱等失范的状态。在物质欲望的吸引下，一些政府官员可以妄顾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利用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法律规范松驰、规范不明确、规范缺乏的情景，将“权力”这一稀缺的公共资源作为“资本”投入市场，使权力发生了“异化”和“畸变”，非商品的权力商品化了。公共权力成为个人“敛财致富的主要途径”，一方面用政治权力作为社会资本去换取金钱、色情，另一方面则用金钱去换取政治权力、地位，但两者都是通过出卖某种公物(一张选票或一官半职或是一项决议)来达到的。即使是中国加强制度反腐、法制反腐和技术反腐的力度，但是，由于缺乏内在的信仰、价值、道德规范，政界的贪污腐败现象仍然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社会领域，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崩溃，而新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却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造成信仰缺失、价值冲突、道德迷失的真空或者混乱状态。由此，人们在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诱导下追逐金钱，抛弃了原有的合理的价值规范、伦理规范，置集体、他人利益于不顾，一味强调物质利益，将个人利益视为判断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正常的工作关系、人际关系，都可以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互通有无的关系，交换价值被泛化。社会道德评价标准变得模糊，像卖淫、赌博、吸毒等一些在原来的道德标准之下难以浮上台面的事物在缺乏应有的道德评价体系之后，变得不再躲躲藏藏，而成为社会堂而皇之的行为。公平正义退缩在社会的某个角落，社会陷入了强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窠臼，既得利益者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造成了集体、他人利益的损失。利益受损人群在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时，又难以得到有效地规范指导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社会满意度不断降低，对社会的不满不断增加积聚，最终往往通过群体事件、恶性安全事件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社会进步必然会伴随着社会代价的发生，社会病态现象即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种合乎情理的“意外收获”。社会失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后果，社会病态现象是社会失范的病理外化和反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没有结束，传统与现代、乡土逻辑与现代秩序、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将继续演进。更有甚者，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迁和转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失范将是与现代社会随行的鬼魅，由此社会病态现象就不能彻底消除，而只能控制和减少。即使是这种现象得以消除，另外一种病态现象又会出现。要消除和控制社会病态现象，首先就应该控制和减少社会失范。因此，如何建立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包括信仰、道德、价值、法律规范、行业规则等在内现代性的规范体系，将是中国现代化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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