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外交领域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外交官还是发言人，总是带着一些神秘的色彩。他们社会地位高，所从事的工作也似乎都是围着国家大事打转，真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只敢远观！

曾经的中国驻希腊大使章启月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经常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被路遇的几个人认了出来：“快看！刚才骑过去的是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结果同行的几位没人相信，都笑话他说，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能骑自行车？

其实，外交部发言人既没有保镖，也没有专车，骑自行车上下班也真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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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绝大多数外交工作人员都享有优厚的待遇，特别是在驻在国还享有外交特权和优遇，但凡事总有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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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开始不久，美国驻科威特使馆被断水断电，周围也被伊拉克军队包围，由于被美国国务院指定留下工作，8名外交官和19名在使馆避难的平民只能留守在使馆内艰难度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大约600名仍然藏在科威特的美国人保持联系，以免被捉住。

没有空调，酷热难耐，有的人受不了只能住在室外，冰箱也无法使用，所以冷冻食品，多半是火鸡，被最先吃掉了。

没有水无法淋浴 ，需要用水就得依赖游泳池了。每人每天配发两桶水用于洗漱，他们在院子沿墙角出掘了一条沟用作“方便”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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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使馆就批发了大量的食物存入地窖了，主要是大米和吞拿鱼，这也是27个人几个月的主要食物。后来，使馆和美国国务院提了个特别的要求，希望他们能与吞拿鱼的厂商联系一下，请教有没有私藏的烹饪吞拿鱼秘方。国务院响应要求，弄了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指导他们如何自建熏制所，把吞拿鱼做成烟鱼，总算是解决了天天吃罐头的问题。但因为没有电，使馆职员只能用家具当燃料烹制食物。

他们还弄了个小菜园，自种蔬菜，三四个月后终于开始小有收成。

躲在使馆的避难人员都被临时列入了美国政府职工名册，以便他们能得到外交保护。这些人里包括一个牧师和一个医生，可以为大家提供医疗和宗教服务。

使馆里种着几棵枣树，在枣子熟透可以采摘的时候，这27个人还分组进行了一次爬树摘枣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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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过了几个月的艰苦生活，这批人的困难毕竟是一时的，比起彻底失业的外交官，还是幸运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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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德国统一后，仅实行了两个月市场经济的德国东部就有近200万人失业，约占当时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当时，继秘密警察、军官、马克思主义和其它社会学科的教授和记者之后，外交部门的大概2500名职员也开始进入失业大军，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在统一之前就已经失业了。其中，大使和政务参赞的处境最糟，他们甚至已经沦落街头了。

为求生存，他们曾向联邦当局和舆论界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能让他们就业、改行，以及承认他们在柏林大学或者莫斯科大学获得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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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失业，再看看降薪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法国驻亚太地区国家的使馆外交官曾联合罢工以抗议法国政府削减他们的住房津贴。

在堪培拉，大约20名法国使馆成员离开了工作岗位，仅剩下10名澳大利亚雇员和大使及保安人员一起工作。

使馆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的实际收入因为法郎贬值而下降了30%，而政府给他们削减的这12%的住房津贴占比首位。

在新加坡，法国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及使馆人员也举行罢工。

在雅加达，法国使馆中大多数雇员说，他们原则上在罢工，但继续履行其日常职责以表示对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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