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思想界围绕资本主义的利弊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有人为资本主义辩护，如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为资本主义叫好》（1978）；有人对资本主义给予猛烈批判，如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1975）和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8）；也有态度暧昧的中间派，如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和拉什的《自恋主义文化》（1991）。

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或资本主义对家庭、宗教、国家政权、社会公平和道德规范，是否产生了不利影响？市场的兴起究竟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还是更坏了？

这些争论者的立场多种多样，观点五花八门。其实，在历史上，类似的思考和争论不绝如缕，这场争论不过是诸多历史争论的延续而已。因而，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有关争论，就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思想史考察，厘清历史上不同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兴起及其利弊的各种思考。

这正是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撰写《市场与大师》一书的主要目的。这“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思考的历史。”

敌视商业的思想传统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它的兴起和发展虽然只有三四百年时间，但自古以来，并不缺乏有关财富、金钱和贪婪的各种思想。穆勒指出，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思想传统，一是源自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二是基督教传统，三是源自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传统是前现代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罗马法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才逐渐得到重视。在古典共和主义盛行的古希腊和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商业、财富、金钱、自私、贪婪在思想上都深受人们的怀疑，它们通常被视为对美德或信仰的毒害。

在古希腊城邦中，人被视为政治动物，美德主要指的是勇敢等有利于城邦公共事务的品质。在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看来，商业、贸易及对私利的追求将有损社会美德，危及城邦团结。”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财富的自私追求，缺乏天然的内在约束，很容易走向贪婪狂。而且，人类物质财富是固定不变的，某些人的获利必然意味着他人的损失，因而经商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在道德上是损人的，不利于城邦团结的。其中，最受诟病的商业形式是以财生财或高利贷，因为高利贷的利息源自金钱而不是劳动。

基督教则宣扬慈爱和利他主义，更是鄙视金钱和私利。对于基督徒来说，“贪财乃万恶之根”，“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累财宝”，“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

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对待商业的态度开始转变，开始区分欺诈和经商、合法盈利和非法盈利（尤其是高利贷），私有财产和工作价值也得到接受。但追求财富在总体上还是被视为是对灵魂救赎的威胁，通常是让地位低下的犹太人去从事商业、贸易和高利贷，以避免基督徒去干这种虽然必要却是堕落之事。

穆勒多次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崛起的最重要背景是中世纪末的宗教矛盾和宗教战争。各种信仰冲突和宗教战争使斯宾诺莎、格老修斯、霍布斯、洛克等现代思想家认识到，共和主义提倡的勇敢美德和基督教的救赎信仰很可能是其问题所在，因而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基础，以使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平地生活。

源自罗马法的自然法传统便是重构社会秩序的重要思想资源。古典城邦和基督教会都具有集体性质和强制色彩，而民法传统则遵循个人主义，国家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个人为了公共利益或救赎而牺牲自我。跟共和主义和基督教对商业的轻视不同，民法传统因强调私有财产和法律对自由的保护，而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

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便是要证明，基督教信仰和勇敢美德都是不可靠的和好战的，应该将人们引向温和的道德与和平的生活。“对霍布斯来说，真正的美德应该有利于‘生活的和谐、交流和幸福’，需要行为的谨慎，而这在之前的基督教传统和公民共和主义中都被低估了。”

一种更文明的社会秩序?

18世纪以来的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便继承了自然法学家对于社会秩序的重新阐发，试图证明，市场是一种促进和平而非战争的社会体制，商业社会是一种自由多元而又和平有序的美好生活。他们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追求私利将有助于整体社会。人们通常从经济角度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有助于增进社会的普遍富裕。

其实，17、18世纪的早期思想家主要是从政治和道德角度进行考虑的，他们更为强调的是市场活动的政治安全性和道德平和性。因为市场经济是“宗教狂热的解药”，跟宗教狂热和投身政治相比，追求财富可以使人们“和平相处并感到满足”，赫希曼将这一点概括为利益对激情的驯服。

于是，跟充满宗教战争的中世纪后期相比，商业社会就是一种更为文明的社会。这不仅因为利益上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制衡而使人们避免了战争，还因为市场制度对于人性的重新塑造。市场不仅是经济体系，也是一种纪律体制。它促进了分工与合作，使人们可以更加自制地和平相处，使人们可能顾及他人的需要而抑制甚至放弃自己的潜在激情。于是，伏尔泰将证券交易所视为“和平的集散地”，斯密将追求私利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高贵特点”，而对财富和金钱的自私追求在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那里都是被轻视和敌视的。

市场的和平性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将扩展到宗教、政治等一切领域。伏尔泰或许是宗教市场理论的最早先驱，他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和市场交换自由是一样的，而在传统的基督教思想看来，一致信仰和共同价值才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条件。

斯密指出，市场虽然不能造就少数高尚伟大的牧师和英雄，但它可使绝大多数人通过谨慎节制的和平方式实现欲望。商业社会使没有权势和财富、缺乏智慧和美德的绝大多数人，可以过上和平而体面的生活。于是，斯密坚决反对地方贸易保护，希图以个体的权利和契约为基础，重建一个和平的世界开放市场体系。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自斯密开始，商人对政治的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劳动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化等问题就得到了关注。但对他们来说，这些问题均可得到适当解决，尤其是政府、教育和知识分子在防止危险和确保市场秩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自由主义内部便存在着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内在张力。斯密、哈耶克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国家仅需提供最低限度的法律保障，黑格尔、凯恩斯则更突出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资

本主义的非契约基础

对于遭受市场之苦的人来说，自由主义者所描绘的美好图景似乎将资本主义过于道德化和美化了。于是，面对市场的扩张，保守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开始谴责资本主义的不道德和罪恶。

作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先驱，尤斯图斯·默瑟尔（1720-1794）将斯密所设想的和平的世界开放市场视为资本主义对传统制度的侵蚀。标准化的市场体系不仅摧毁了地方经济，而且摧毁了多样化的地方文化和传统美德。跟默瑟尔将保守主义跟资本主义完全对峙起来不同，同样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埃德蒙·伯克则更倾向于商业社会。但他认为，斯密等人忽视了商业社会的非契约基础，市场源自于传统的风俗习惯，而非个体的人为契约和理性设计。

面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黑格尔则试图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调和工程”。受政治经济学和保守主义双重影响的黑格尔，思辨性地论证了基于个人私利的市场秩序与整合为共同体而非“社会”的美好愿望之间所可能存在的一致性。“黑格尔是褪去了面纱的伯克”，分析了社会体系背后的伦理原则，并认为现代人因为明白和接受了这些体系背后的伦理精神，而有利于迈向更高的共同体生活。他跟默瑟尔一样，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归属感；但跟默瑟尔不同的是，黑格尔不是守护传统社会，而是向往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包容的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就在于，既使人们享有个体性和主体性，同时又将这些个体联系起来，让他们认同社会体系，从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新教伦理便是既允许自私自利，又超越自私自利的一种方式。新教伦理比天主教伦理进步的地方就在于，它将精神力量从彼岸转向了现世，从少数精英的高尚道德转变为社会整体的伦理规范。这一点其实已经预示着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性的经典论述。

此外，黑格尔反对自由主义者从契约角度对家庭、国家和行会的理解，他将它们视为是超越商业社会和自私自利的利他主义集体，而不是契约关系。

或许，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黑格尔在自私个体与利他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他将“上帝”和国家置于个体的自由交换之上。当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时，对共同体的渴求很可能会压倒个体的自由和自私。于是，面对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的无序性和无根性，弗莱尔等人开始更加怀念和依恋乡村共同体，向往民族共同体。这就使默瑟尔、伯克等人的温和保守主义逐渐走向极端保守主义，企图通过战争和极权国家来实现共同体的复兴，最终却为法西斯主义铺就了道路。

少数人的剥削还是多数人的怨恨？

无论是斯密等自由主义者，还是默瑟尔、伯克等保守主义者，其实都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比如涌入城市但却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因技术更新而导致的贫困或“人为的贫困”和劳动分化对人的负面影响。对早期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些问题都体现了资本主义自身所不可能解决的根本矛盾，尤其是阶级冲突问题。

虽然深受黑格尔影响，但马克思逐渐放弃了黑格尔的目标，他感到难以调和自私个体与商业社会，因而转向更为激进的目标，也即推翻不人道的资本主义体制，重新建立使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同样是反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弊端和道德罪恶，而马克思主义则直指资本主义庸俗文化的经济基础，认为资本主义便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

伏尔泰曾将伦敦证券交易所视为比法院更可敬的地方，而恩格斯却将其视为表现资本主义罪恶的最佳场所，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是投机分子和赌徒。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看，赌博、投机、高利贷都是不劳而获，都是不道德的。商业社会使这些投机商人发财的同时，却通过摧垮先前的世袭地位、民族和宗教而使多数劳动者沦落到了商品的地位，法律上的自由掩盖了他们被市场力量所奴役的命运。这种资本主义的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了，自由得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接受剥削来维持生存。

卢卡奇认为，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者必须首先消除他们的虚假意识，才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阶级意识，从而爆发革命。马尔库塞则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是另一种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导致人的低能化和愚钝化，造就的都是“单向度的人”。

“野心勃勃的穷孩子”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一个“野心勃勃的穷孩子”，向往着富裕的生活，希望获得宫殿般的房子和可供奴役的仆人，于是全身心地追求财富和地位，为了超越竞争对手而不得不服务于那些他憎恨的人。

斯密虽然用这个寓言故事警示人们，不要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迷失内心的道德追求，但他还是有些过于相信和期待这个孩子能够完全融入到商业社会之中。

夸张地讲，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似乎就是在不断重写这一寓言，不断探寻这名孩子的可能命运：或许，他会背着传统和共同体的负担，进入到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一名身心疲惫地追逐私利的“商人”；或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享受“共同体富裕”的同时，又口诛笔伐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文化低劣和道德堕落；又或者，试图推翻“吃人”的资本主义，激进地重建传统共同体或迈向想象中的更美好的共同体。但无论遭受何种不公平的结构限制，无论做出何种选择，他的内心肯定都将是分裂的，挣扎的，痛苦的。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各种主义和思想的辩论，各种斗争和战争的发生，正是他内心挣扎的某种真实写照。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之所以涌现出如此多的德国思想家，可能也跟德国人作为“穷孩子”的多舛命运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