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时总统罗斯福是那种玩弄美国式选举政治登峰造极的“民主”政客，对戴高乐那种如圣女贞德和波拿巴将军般的传奇性“独裁”领袖怀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偏见，认为戴高乐未经法国人民选举授权，无权代表法国的利益。

又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二战初期的迅速溃败和对纳粹德国屈膝投降，罗斯福根本不愿意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打算在战后把法国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甚至是附庸国家来对待，一度还有过占领和肢解法国本土的计划。

主要由于罗斯福的反对，法国被排斥于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规划毫无置喙的余地。

因此，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戴高乐就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来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了。

1944年12月，作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戴高乐莫斯科之行最大的收获是签订了《法苏互助同盟条约》，这一条约提高了法国和戴高乐本人的地位，这也是戴高乐第二次领导法国后，建立法苏特殊关系的重要因素

法苏特殊关系与缓和政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积极推动对苏和解，缔造法苏特殊关系并不是偶然之举。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戴高乐就同苏联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接触，争取了苏联领袖斯大林承认其代表法国利益的合法性，以增强抗衡美国排斥和压力的资本。在1944年访苏期间，戴高乐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改造和占领（事实上反对也没有用，势力范围的划分是由军力所及决定的），以换取苏联不反对法国继续保有非洲殖民帝国。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苏联红军不可能达到非洲，斯大林乐得顺水推舟，慷他人之慨。作为一个彻底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斯大林对那些高深莫测、动辄宣扬主义和原则“外交代数”一贯不感兴趣，对这种加加减减，你来我往的“外交算术”倒是驾轻就熟。虽然戴高乐与斯大林的政治信仰有天渊之别，但在外交策略上倒是道不同而共谋之。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便积极推行对东方“缓和、谅解与合作”的政策，1960年邀请了苏联领袖赫鲁晓夫访法，初步改善了两国的关系。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后，两国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空间探索和科技合作协定；宣布成立了法苏混合委员会，负责定期研究在执行贸易、经济和科技协定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如同克里姆林宫与白宫间的热线一样，建立了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之间直接通话的“热线”，如此广泛的合作是苏联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有过的。

而且戴高乐充分利用了法国与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积极推行缓和政策。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不仅使法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得益良多，而且在经济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实惠。在苏东剧变前，法国一直与苏联保持了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渠道，法国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债权国，法国和苏联在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

戴高乐访苏的时机选择也别有用心，他决定在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三个月后访问苏联，充分利用了此举在外交上造成的冲击波效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那些短视的外交对手手足无措。

这种纯粹按照地缘政治原理和赤裸裸的外交利害关系不顾意识形态差异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冷战期间被西方那些僵硬的意识形态分子视为对所谓的大西洋联盟的背叛。

戴高乐以对东方外交的突破加强了法国对美抗争的资本，可以说，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法国最大限度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中争取到了外交活动空间，起到了“拿二等票，坐头等舱”的效果。

作为二十世纪的均势外交大师，戴高乐拒绝把法国当成赌注押在庄家美国身上，他宁愿法国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纽带，在两极之间长袖善舞，收放自如。戴高乐目光远大，从未将本国的外交战略局限于雅尔塔体制美苏对抗的格局，也不认为欧洲和世界的事态发展会一成不变。他一直呼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认为，“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再说，若干年以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东西方外交界多认为戴高乐是痴人说梦，可是三十多年后的苏东剧变，印证了戴高乐的历史预见。

这一历史预见有力地阐释了戴高乐的夫子自道，他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应付“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而是“服务于一种历史性的高瞻远瞩。”

现实主义、大局观与平衡感

戴高乐决不是如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因为罗斯福对他的刻薄便疯狂反美。如同现实主义外交大师黎塞留和俾斯麦一样，戴高乐具有极佳的大局观和平衡感。他挑战强权，推行自主外交政策的同时又懂得适可而止，脚踩两只船而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

戴高乐在访苏期间，曾经由衷地对勃烈日涅夫表示，“有你们帮助我们抵抗美国的压力，我们很高兴。”但是他发现苏联领袖趾高气扬时，便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有美国来帮助我们抵抗苏联的压力。” 如此之直白坦率，堪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相提并论。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在全球向美国的霸权挑战，向其他国家推销有别于美苏两种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并且一贯在美苏对立中左右逢源。美国是法国的盟友，还是事实上的保护者，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属同一阵营。但是美国的过度保护窒息了法国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不符合法国长期以来所扮演的伟大角色，因此戴高乐对美国采取既联盟又独立的双重政策，既坦然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在事关法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

戴高乐对苏联推行缓和政策，又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西方联盟在苏联的武力恫吓下崩溃。当苏联采取攻势，对美国进行摊牌威胁，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的时候，戴高乐一反常态地坚决支持美国，这一点很让那些教条主义美国外交智囊们很是意外。这是因为戴高乐的反美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以不打破西方国家的联盟为限，苏联的过度扩张打破了美苏平衡，将危及法国的利益，法国必须站在美国一边恢复外交格局的平衡。

戴高乐推行对美独立的外交政策也有其内在的节奏感，而不是一味地任性蛮干。1960 年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摆脱了殖民战争包袱，法国的国家地位进一步提高，外交行动自由进一步得到保障，于是戴高乐按部就班地推行独立抗美独立外交政策——1963 年 6月，法国政府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

1964年与中国建交，法国就在同一年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

1965年5 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第二年，1966年戴高乐就访问了苏联，而且同年法国还决定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最终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严格地遵循了黎塞留“手段必须配合目的”的政治教导，因此每次都能以小博大，事半功倍。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意识形态与内政要为外交服务

戴高乐将军还有句名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利益，而不取决于意识形态。”在中苏两国还在高唱中苏联盟牢不可破时，他早就指出，由于地缘政治的矛盾，中苏必将各自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分道扬镳。作为一个在普法战争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长起来的老派军人，他如同俾斯麦一样，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意识形态也视为外交棋局中的一股势力，可以加以利用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次掌权后的戴高乐，每年都要唱响“社会各阶层合作和参与政策”的高调，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要搞戴高乐牌的“共产主义”。根据戴高乐老奸巨滑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要一石三鸟，内外通吃——进一步淡化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免意识形态干扰“永恒的俄国和永恒的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进一步拉开与“野蛮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距离，走第三条道路，弱化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意识形态控制，防止国内的那些亲美大西洋主义者蠢蠢欲动；与国内的老对手共产党人抢灵牌、人气和地盘，进一步巩固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内政基础。

戴高乐之所以能够如鱼得水地推行这种把意识形态玩弄于掌中的内政外交政策，其坚强的后盾便是他本人所缔造的，建立在第五共和国宪法基础上的第五共和国体制。这部戴高乐亲自制定的宪法是戴高乐对现代法国的最大贡献，就如同《拿破仑法典》是一代伟人拿破仑留给近代法国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这部宪法中，把内政外交的大权集中在总统手中，改变了第三、第四共和国那种议会权力至上，内阁更迭频繁，国家权威缺乏，内政外交政策一片混乱的可悲境地，确保了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稳定的内政基础和坚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没有第五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总统权威和权力，拖累法国内政外交大业的非殖民化政策就不可能推行下去。

非殖民化对于六十年代的世界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但是对于法国尤其是法兰西殖民帝国来说首先是一个内政问题。

虽然多亏戴高乐曾经和斯大林一起做过“外交算术”，苏联并没有认真援助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独立，但由于新中国领袖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第三世界也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加以深切同情，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无法长期维持下去，阿尔及利亚成为耗尽法国内政外交资源的黑洞。

法国的经济发展长期遭受拖累，法国与中国迟迟不能建交，法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美国也趁机煽风点火，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幌子来试图对法国取而代之。

作为一个老牌的军人，戴高乐对法兰西殖民帝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法国在二战中正是凭借着殖民帝国才避免成为一个纯粹的被解放的国家而成为了一个“战胜国”，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尤其是“战斗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由戴高乐这样的一个保守派军人和抗战领袖来完成战后以放弃阿尔及利亚为开始非殖民化的宏伟事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法国国内也有着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强大势力，甚至以暗杀来反对放弃阿尔及利亚。但是戴高乐将军从不把个人的喜怒因素甚至是个人的安危因素带入内政外交的决策中，一贯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地方性的问题，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内政问题。

归根结底，戴高乐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就是为了放下殖民主义的包袱，轻装上阵，“用自由的头脑和自由的双手”，塑造法国的正面国际形象，营造对法国有利的天下大势。戴高乐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后，推行了“合作”政策，法国与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继续保持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关系。这些密切关系在持续至今的非洲—法国（欧洲）货币体系、法非首脑会议和法语国家联盟会议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合作”的旗帜下，与抗美政策相配合，法国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言人，经常谴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粗暴干涉。短短数年，戴高乐便反客为主，攻守异形，完全当得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赞誉。

戴高乐的外交战略为当代法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戴高乐将军离去以后，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制度与外交政策在法国并没有人亡政息。戴高乐之后继任的蓬皮杜总统、德斯坦总统、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不管属于哪一个党派，无不奉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圭臬，萧规曹随，亦步亦趋。并没有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只是戴高乐个人一场的“威武雄壮的独角戏”。而且戴高乐主义的影响超越了法国国界，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欧各国引发了推崇和模仿的潮流。戴高乐主义可以说是外交思潮和外交战略中的一棵常青树，在全球化和美国的单极霸权肆虐的今天，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略更加具有针锋相对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

李寒秋《世界军事》：二战后戴高乐主义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

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

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2]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

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

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3]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4]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5]，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6]，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

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7]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8]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2]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一九二二年生，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3]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

[4]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5]指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美、苏、英三个发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6]吴庭艳（一九○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7]蒙哥马利，见本卷第193页注[1]。

[8]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