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为供职于人民日报评论部多年的政论家，马立诚先生的很多思考与求索，这些年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当然也引发了一阵阵激烈争议。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马先生的新著。此书列入博源基金会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中。围绕这本书，各方评价也不一，有人认为过于粗线条梳理，过于表层化，在学理上有欠缺。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但同时也认为，作为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长期的观察者，马立诚对国内社会思潮的梳理，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按照马立诚的划分，当代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包含了体制内主流意识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新左”、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以及新儒家，等等。这几种思潮并没有涵盖全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督教思潮，就没有归入其中。不过，透过琳琅满目的各种价值主张，中国社会思潮迭起，也可见一斑了。

社会思潮，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趋势，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每一种思潮都自有其拥趸，每一种思潮都有其一定意义上的存在价值。中国社会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如此活跃，其实也是持不同价值主张者在为中国社会的未来描绘不同的“路线图”。

今天的中国，仍在建构现代性的路程中，或者说是长期处于社会转型期。“Modernity”（现代性）这个词，曾经在汉译过程中就很为学术界所纠结。但不论如何，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转向，方向是不可能变的。如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先生所称，现代性不等于现代化——如果说现代化更多具有“民富国强”意味的话，则现代性除了经济和物质指标之外，还得补上价值体系与制度安排。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曾用另外一种表述阐明了相似的道理，“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的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是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未必沿着西方的轨迹，但现代文明秩序的内涵是接近的。那些在启蒙运动中就已在倡导的民主、自由、理性等核心价值理念，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被证明具有普世性。

那么，马立诚笔下的种种当代社会思潮，究竟哪一些可以成为推动中国建构现代性最核心的思想资源呢？毫无疑问，在公共平台上这一定是个无解的提问。各种不同社会思潮，就是鲜明的不同价值的主张。要在不同思潮之间凝聚共识，几乎没有可能。但是，现代性的建构不会是一个杂货铺，必然有其核心的价值基础，在我看来，基础就是那些具有普世意味的核心价值。

前两年，所谓的“中国模式”曾热闹一时。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快速提升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不必走西方的道路，完全可以创造独特的“中国模式”。可是要打问号的是，这样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今天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是经济增长一枝独秀，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但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的改革等未能跟进配套。由此产生的问题现在也在越来越充分地显露出来，诸如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腐败形势严峻、官商勾结、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绝对不容忽视。显而易见，中国必须要从所谓的 “中国模式”，走向更具现代性、更有现代文明秩序的社会。如果仅满足于已有的一点经济发展成就，而忽视高昂的发展成本，拒绝普世的价值理念，那整个社会的进步之路必然是艰难的，恐怕还要走弯路。

应该说，马立诚只是以一个观察者的姿态，相对平静地梳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趋势——他当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主张，如在对“老左”、民粹主义等思潮的批判中，多少能反映出他的价值倾向。要指出的是，透过马立诚笔下的种种社会思潮，不得不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启蒙并没有完成。中国未来的现代性转型之路，需要继续探索，没有现成的版本可以复制。

秦晓有一段话说得好，“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着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也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必然包含中国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其病态的认识和批判”。用历史学者许纪霖的话来说，即以普世文明的胸怀，重建中国的价值。

中国现实问题是如此的复杂，也注定不会有包治百病的药方。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去实现一些普世原则，这个探索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